鲁迅开的书单

鲁迅开的书单

◆乐朋

众所周知，鲁迅是反对青年读死书、死读书的。1925年初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那场风波，因为鲁迅缴白卷，说了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的意见，而招致许多非议。有说周氏兄弟自己读了非常多的中国书，“偏不让人家读”的；也有说鲁迅太武断，“冤枉了中国书”的；更有如警官高等学校的柯柏森那样，指责鲁迅为“卖国”的。但鲁迅不为所动，不要青年去啃胡适开列的多达两百部的“国学书目”，一头钻进“活埋庵”，耗费青春。

事实上，鲁迅也没有完全否认读中国书。要不要读中国书，尤其是所谓“国学”书，那得看具体对象，因人因时而异。1930年，在上海的鲁迅就给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了一张书单，共计十二部。其中有：王充的《论衡》，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王定保的《唐摭言》，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严万均的《全隋文》，丁福保的《全隋诗》，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以及清乾隆朝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

这张书单，有史，有论，还有工具书，可称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是青年人学习中国文学很好的入门指导。特别可贵的还在于，鲁迅为有些书的阅读指明了要义、着眼点。如，从《论衡》见汉末的风俗迷信，由《抱朴子外篇》看晋末的社会状态，从《世说新语》见晋人清谈之状，由《唐摭言》观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等等。对工具书，鲁迅也提供了须留心的地方。如读《历代名人年谱》，因“其书为表格之式”，简捷明了，从中“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但“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因此须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模范最新世界年表》，互为对照，使学习者具备世界眼光。再如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方面要懂得，它是现存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另一方面，又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代表清朝官方立场，带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不难看出，鲁迅开这份书单，是很用心，耗了不少脑筋的。

鲁迅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开书单呢？倘以一言蔽之，曰：高情难却。他得向老朋友的恳请负责，也希望对老友儿子的学习有所助益。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他忠厚朴实，既是鲁迅同乡，又是一块留学日本的同学，而且与鲁迅一起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共事多年。双方过从甚密，交往不断，互视对方为知己。因此，当许寿裳请鲁迅给自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儿子许世瑛开张必读书单，鲁迅是不能推托的；况且，鲁迅在多所大学开过文学课，讲过中国文学史，给他读中文的孩子作点读书指导，也算轻车熟路，得其所哉。

鲁迅之所以如此用心开书单，更出于 “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这是因为，鲁迅曾是许世瑛的“开蒙先生”。1914年2月5日，许世瑛五岁，许寿裳按照浙江乡风，要替儿子选一位品学兼优的老师做“开蒙先生”，便买了本《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在教本封面上写下儿子姓名，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真传。鲁迅当日的《日记》载，“上午季市将其大儿世瑛来开学。”据许寿裳回忆，那天鲁迅只教给他儿子认两个汉字，一个“天”字，一个“人”字。而这“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如今许世瑛上大学，读中国文学，作为“开蒙先生”和文学家的鲁迅，自然要悉心指导，以期他学有所成。给自己的学生开书单，不是天经地义么？

一张书单，显现着鲁迅真挚的朋友之情，师生之谊，还有严谨治学的拳拳之心。鲁迅在百年前开的这张书单，对于今读中文的大学生仍可做必读书吧？或者读通了这十二部书，还可以当文学博士，乃至做半个“国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