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被中国化的过程
必须指出，这种思想平台的建立并不仅来自中国哲学家，而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哲学界就开始注意与国外哲学界的广泛交流，并逐步建立了与国际哲学团体的学术联系。从1980年起，国内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向国外派送访问学者，他们与西方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国外各大学哲学系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关系。1983年，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并于会后正式加入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联合会成员。90年代之后，中西哲学交流更为频繁，中国哲学家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哲学会议，越来越多的著名西方哲学家纷纷来华访问，还有不少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这些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中西哲学正处于一个共同的时代，中西哲学家们的思想互动彰显了这种共时性特征。
中西哲学的这种共时性特征还表现在，西方哲学在中国已经不单是一种外来的哲学，而是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到当代中国哲学，我们自然会提到所谓的“中”、“西”、“马”的三足鼎立。这里的“西”自然是指西方哲学。虽然这里谈到的“西方哲学”是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对话和交流的丰富成果。从空间上说，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就是说，一方面，既有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并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富有成果的对话，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关注，以及中西哲学家们对某些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其实也是西方哲学被中国化的过程。近年来，在我们反思西方哲学百年东渐的历史时，曾有学者提出我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问题。表面上看，这些“错位”都表现出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特有理解，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正是反映了西方哲学在中国被接受的现状，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过程。讨论这种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并不在意是否存在“错位”问题，而是关心西方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国哲学所接受，或者说，中国哲学是以何种方式接受了西方哲学。我认为，西方哲学是在进入了中国哲学的话语中，才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他者”。而正是这样的“他者”才使得中国哲学最终形成了自我存在的意识。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成为西方哲学融入中国哲学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