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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必须掌握的——
主题表现法
主题表现法，就在在确定主题，用主题统一全文之后，如何具体地表现主题的方法。表现主题的方法，除我们在主题法中提到的七大标准的要求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主题要居要、显豁，合起来，表现主题主要有八个要求，即：正确、显豁、明确、新颖、深刻、集中和精炼以及含蓄。
正确，是主题的首要标准。什么样的主题才算是正确的呢？对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观点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古人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认为文章只要符合“道统”，就是正确的。因此，把“道”作为衡量评品文章的主要标准：“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高下）”，“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这里所说的“道”，一指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德，有时也泛指某种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主张。不过，这种理论还不够明确。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主张：“文须有益天下”，又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还说：“若夫……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诿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在这里，顾炎武不仅提出了文章主题正确的标准，而且还进一步注释了什么是有益之文，什么是无益之文。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主题必须是崇高的”，“写作而没有目的，又不求有益于人，这在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崇高，就是纯正、高尚、健康、有益于人。在我国现阶段来说，正确的主题第一要义是政治性，即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宁说过：“应当选择政治上重要的，有切实意义的，涉及最近问题的主题。”这一论断，就规定了主题的政治性。第二必须惩恶扬善，济事益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汉"王充在《论衡》中说，文章要“劝善惩恶”，“文贵乎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谈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能这样就是佳作。周恩来生前对青年记者说过一句话，要求他们“走路力求正确，说话力求正确，至于写文章，更要写得力求正确。”文章是否正确，首要决定于主题是否正确。
显豁和明确，是说主题要显著突出，明确具体，既要让人看后知道文章写的是什么，又要让人明确作者的真实思想。显豁和明确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明确比显豁具体，显豁重在实现，明确重在确定主题的倾向性，它要求作者所表达的思想不仅清楚明白，而且有倾向确定性，是甲非乙，不左右摇摆，不模棱两可，旗帜显明。事实上，有些作品虽写的很长，内容也清楚明白，但就是不见作者的主观倾向，使主题不明确。那么，怎样才能使主题显豁呢？晋·陆机《文赋》中有一句名言说的很恰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就句的意思是在文章显要的地方用三言两语来表达和突现主题。这个三言两句，最好是凝炼成格言警句，能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体现文章的基本精神。作家徐迟说：“好的文章要立‘片言’用一句话来做要领，使全篇文章绕首这句话而鼓劲，字句尽管很多，却有条有理，毫不混乱了。有了中心，它对文章就有了轨迹，累赘也就可以避免，这就是文章的‘精策’，最精辟的地方了。”从这段论述里，我们可以体会到立片言突出主题的重要性。
关于如何用“片言”来突出主题，后面有《警策法》专讲，请参阅。至于如何使主题明确具体，古人也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厚道》：“发挥事业，彪炳辞义……而明道。”宋·王禹偁《答张扶书》：“夫之，传道而明心也。”这是说，文章既要明道，即表现主题，又要明心，即表现作者的主观倾向。黄庭坚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有宗，即宗旨、主题。有趣，即趣味、趋向，也就是倾向。白居易说，写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事实也正是这样，为写作而写作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一般地说，人们写文章，总是为了要告诉人们点什么事理，表现一种观点，因此，必须使自己的观点明确具体。俗话说，心明才能眼亮手巧。要表明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自己心里明确。心里想明白了，确定了，再去写作，直言心感，观点就会明确。如果心里还没有想明白，自己对那个问题或事情的看法还不清楚、明白、具体，怎么可以写出明确的主题来？
新颖和深刻，也是表现主题的二个重要标准。新颖和深刻有区别，也有联系。一般地说凡是深刻的主题都有新意，无新不深。但是，不一定新颖的主题，就是深刻的主题。主题要新，不要旧，也不要俗。愈彦的《爰园诗话》说：“遇事命题，意忌庸，忌陋，忌袭。”唐·韩愈《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 ，不用文则已，用则必沿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脱套去陈，乃文学之要诀，是以剖洗磨炼，至精光透露，岂率尔而为之哉，必非初学可到。目定一取舍，取人所未用之辞，舍人所已用之辞；取人所未谈之理，舍人所已谈之理；取人所未佈之格，舍人所已段之格；取新，舍其旧；不废辞，却不用陈辞；不越理，却不用皮肤理；不异格，却不用卑琐格。得此，思过半矣。”
古人这些论述，分别从什么是新，怎样求新等方面，作了具体指正。要想求新，必须剖洗磨炼，至精光透露不可。要剖洗磨炼，就要下功夫去刻意追求。李渔在《闲情偶寄》卷四中说过求新的一种好方法在于“变”。不无不随时变更：“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蕭之显也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种求新的观点，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识。明·江盈科《敝箧集"序》说：“盖新者见嗜，旧者见厌，物之恒理。唯诗亦然。新则人争嗜之，旧则人争厌之。”还提出了另一种求新的方法：“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摹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所谓“流自性灵者”，就是出自作者的自我独见。“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能，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可见，求新，在于“性灵窍于心。”
在求新的同时，还要求深，“深”和“新”统一于主题。什么样的主题才能有深度呢？简单地说，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反映了客观规律性。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主题要深，就要对全体事物的内部规律有完整的明确的认识，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事物本质，使主题深刻的方法。也就是说，写作中要用最能表现主题本质的东西来表现主题。
那么，什么是最能表现本质的东西？这就要从全部材料中去沙里淘金。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和锤炼主题相同（请参看《炼意法》），但并不完全相同。锤炼主题，是为了使主题深刻，表现主题的深刻，实际是选择运用材料的问题。它要求作者从全部材料中选出最典型的，最具特征性和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运用。如果写人，就要全力发掘出支配人物一切言行的那种主要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的有代表性的作为；写事，要在众多事件中找出最能显示主题思想意义的那一件事来写；说理，要着力于对事物的理性分析，要找出占根本地位的理论，也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找出原因和结果来。在此基础上，还应再深入一步，去把握人、事、理的特征，也就是个性。这是所写的人事理所特有的，也是决定所写人事理是否具有本质特征的东西。人们认识一个事物或一个人，都是从点到面的，“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又“通过个别，认识一般”。因此，“个别”的选择十分重要。“个别”选的好，越具有鲜明的个性，就越能代表一般和反映共性，所谓窥斑见豹，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又怎样去挑选这个“个别”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用比较的方法去找“特点”。比有正比、反比，纵比、横比。“不比认不清，一比特点明”。通过认真比较，就能准确地找出具有特征性的“个别”来，这样再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表现出来，主题的深刻性也就能较好地得到表现。
集中和精炼，也是表现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要集中，要精纯。我国古人作文，其主题表现都是单纯而集中的。纵观《古文观止》所列历代名篇，没有一篇主题散乱的。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引证历史，列举了秦王摄取到国“色乐珠玉”，用各国人才的许多事实，来说明排外逐客是错误的这一中心论点，可谓论题高度集中的典范。又如贾谊的《过秦论》，虽洋洋千言，是古代散文中的宏篇，但作者将笔墨集中在分析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和治世之策在于“施行仁义”这个中心上，全篇读来，一气呵成，给人深刻的印象。
要集中表现主题，关键是要围绕主题选材用材，把一切有表现主题力的材料，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发挥“集中火力”的作用。这就好比一花独放春不深，万花齐放春意浓。凡有益于表现主题思想的，那怕是其中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材料，都不要轻易舍弃。在占有了这些材料后，再精选其中能代表某特征性的材料来用。千万不可用那些于主题无关的材料。
至于主题要精炼，是指在集中的基础上，要力求简明扼要。即既要集中表现主题，又要精炼简约。这是文章精炼与否的关键。精炼不仅是要主题句精炼，而且要求与表现主题有关的字、词、句以及材料都要精炼。我们这里所讲的精炼，就是指后一种。晋·陆机《文赋》说，文章是“研之而后精”。唐·皮日休《皮子文薮》：“百炼成字，千炼成句。”明·王骥德《曲律》：“下字为句中之眼，古谓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又谓前有浮声，后须切响。要极新、又要及熟，要极奇、又要极稳。”请·李渔《窥词管见》“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准，奇而确。准与确羞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警人，先求理之服众。”上述古人这些论述，虽大都是针对炼字、词、句的，但借用到炼意选材上，也未偿不可。这里的几个共同点，是精炼的要求：反复选炼，达到极新、极熟、极奇、极稳，但都不越一“理”，即主题思想。要做到所用的材料极少，表现的思想内容极多，使人感到少一字、少一句、少一事都有损主题表现的完整性。这样，文章才能达到字句不移的精炼地步。这样也就符合了精炼地表现主题的要求。
含蓄，虽也是一种表现主题的要求，但它大都适用于文学艺术作品种。在文艺创作中不宜用语句直接说出主题思想，而应该寄托于物事和形象之中，隐藏在文字词句的背后，让人思而约之，读后如嚼橄榄，回味无穷。当然，讲含蓄不应当把它与直率对立起来。含蓄也不是坚涩、隐晦、难懂、难测。我国古人对含蓄有许多论述，要求做到“意在言外”，“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感”，“言有尽而意无穷”。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宋·姜夔《白石传说》：“诗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这些论述，都道出了含蓄的真意。“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含蓄的至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象清·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说的那样：“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这实际上是说文意可让人意会，不可言传。刘载《艺概·词曲概》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这虽是论词，其它文艺作品，也皆可为鉴。如果我们在表现主题时，真正能做到以“蓄意为工”，使一切材料含蓄着不尽之意，不着意见声色，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寄意于内，神余言外，其主题的含蓄性就能体现出来。关于“含蓄”的具体笔法，清参考《含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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