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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占法，是指解占之法。即用揲蓍之法求出卦象之后，依据卦爻之象和卦爻之辞作出判断的方法，称为占法，亦称为变占法。 朱子《启蒙》指出：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以上爻为主；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为悔；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以下爻为主；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六爻变，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 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黄宗羲在评述朱子《启蒙》占法、王氏占法和丰南禺占法各自的得失之后，指出： 故一爻变者，既占本卦变爻，亦占之卦对爻，盖未有有贞而无悔者。观左氏晋献公筮嫁伯妪，遏归来之睽，上爻变，既引归上之“到羊”、“承筐”，又引睽上之“移弧”可知矣。二爻变者，以下爻为贞，上爻为悔。三爻变者一，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观晋筮立成公，遇乾之否，三为变末，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终者，乾三之终日也，否三“包羞”，故。“配而不终”也。而《启蒙》以晋重耳之贞屯悔豫，司空季子占“利建侯”为例，谓当占两卦彖辞，不知几所遇之卦，不论一爻变至六爻变，彖辞无不可引用，何独以三爻变专之？观左氏孔成子筮立君，遇屯之比，此一爻变者，而史占屯彖之“元亨”；穆姜遇艮之随，此五爻变者，而称随彖之辞；亦明矣。为郭璞遇驴鼠，遇遁之蛊；又为晋王筮，遇豫之睽。皆三爻变也，皆不称彖辞。四爻变、五爻变者，皆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即为穆姜五爻之变，主在上爻。艮上之“郭艮”，既有止意，而随上之辞“拘系之，乃从维之”，故穆姜曰：“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六爻变者，皆以上爻为主，两卦为贞悔。六爻不变者，以初为贞，上为悔。观晋伐楚，筮之遇复，六爻不变，史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盖晋贞楚悔，初之“元吉”，晋实当之；上之“行师大败，以其 国君。凶”楚实当亡。其例明显如是，则无三家之病矣。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用周易占筮，其解占的方法并无一定公式可循，所谓“筮无定法”。直至南宋程迥、朱熹，方有专门的解占论述，历元明清各代，诸家解占之说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但是，正如清人江永所说：“然而《易》道尚变，在占者随时变通。或分或合，或取或舍，或专主或旁及，不可以例求。如拘于例，恐辞有滞泥，未必与鬼神合其吉凶矣。” 一、必须以忠信的态度进行占问。《易》不可以占险（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宋人张载语）。否则，有可能筮辞以反辞相告，即占得吉卦而得到凶的结果。这就是说占问者必须占问忠信之事，不可怀揣鬼胎，企图通过占筮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事有犹疑，或事关重大，方可占筮。古云：“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又云：“圣人不烦卜筮。”江永说：“卜筮之道，先人谋而后鬼谋，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因此，凡有占问，必须、持谨慎的态度，若琐屑小事，则不必占筮。或者事理甚明，当行当止，应以理断，则大可不必占筮。否则，则有亵渎易卦之嫌。“渎则不告”，即使占筮，恐怕也难以灵验了。 三、解占时不可忽视卦体和卦象。有人占父病得到泰卦，则断其父必死。这是因为泰卦的上卦为坤。坤为土，下卦为乾，乾为父，父入土中，其父必死无疑。卦象既明，则不必复论卦爻之辞。 四、或卦、或爻（卦爻之象和卦爻之辞）与占问之事应当相符。崔杼筮娶棠姜，得《困》之《大过》，困卦六三爻变爻。困卦六三爻辞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官，不见其妻，凶。”（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此爻辞与占问之事相符合。关羽既败，虞翻筮关羽得《节》之《临》，节卦九五为变爻。九五为老阳，老阳为乾，乾为首，卦画由“一”变“一一”，断首之象，故虞翻说“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此取变爻之象作解（见《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节卦上坎变坤，坤为二数，故称“不出二日”）。 五、占筮能够预知吉凶。却不能改变吉凶。那么，怎样才能趋吉避凶呢？晋赵鞅筮伐宋救郑，遇《泰》之《需》。阳虎据泰卦六五爻辞解占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元子也，宋、郑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赵鞅因此而改变了出兵伐宋的打算，从而避免了出兵的失败。这就是“用静吉，用作凶”。所谓趋吉避凶者，就应当这样做。（上述古筮例皆可参见拙撰《中国历代易案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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