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用论
眼镜蛇 首先与大家约定一个概念：境界，并就其涵义与大家达成以下共识：物质与精神二者之间，前者境界低，后者境界高。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同意。那么我们不妨暂且认为，所谓境界低者，即对物质方面关注较多，而所谓境界高者，即对精神方面关注较多。（事实上境界的概念很丰富，而此仅是其一个方面而已。本文不作深入讨论。）
然后举两家思想为例进行比较：法家与佛家。众所周知，法家擅长在制度上管理人，而佛家提倡在精神上拯救人。根据刚才的规定，法家境界低，佛家境界高。
当然，不是说境界低就不好，境界高就不好；也不是说境界低就没用，境界高就有用。境界高低与好不好、实用性都不是一回事。比如说，佛家不适合大规模管理国家；法家适合大规模管理国家，却不能让人走上精神的救赎。
处在二者中间的，是儒家。儒家将管理和拯救结合在一起，靠的是教育、教化。儒家士子做官要“爱民如子”，做“父母官”，这个“父母官”不完全等同于“官”（管理），也不完全等同于“父母”（救赎），而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儒家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或者叫“中庸之道”），其境界也在中间，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统治者的选择。然而，儒家思想不排斥其他各家，反而与其他各家相处融洽。统治者不排斥佛家，而是利用其在精神方面的优势大力扶植；统治者也不排斥法家，而是利用其权术与管理智慧帮助统治。在治国方面，中国的统治者是“兼用儒法”的。
当今社会，经过几次大的变革，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西方的强者——美国。美国文化是典型的法家文化，在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十分擅长，却在精神领域存在短板，这极易导致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弊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文化。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兼用儒法，并且佛家思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兼收并蓄的。即便是美国文化，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对应者——法家。因此我们有信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出路。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世界上不同文化进行分析，并给它们分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们丰富、充实到中国的文化中来。中国传统统治者就是这么做的——比如佛家最初就是外来文化——如今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比如美国文化可以强化、升级我们法家部分，在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实用经验，但精神领域既然已经证明它不灵了，则完全不必从它那里找。
刚才只讨论了法、儒、佛三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还有道、墨两家。用刚才定义的“境界”排序，它们应该是“法-道-儒-墨-佛”。它们五家各有所长，也都能够在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中找到对应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它们找到合适的位置。而儒家处在中间，老祖宗选择了它为核心，我们也应该选择它。这就是新时代的“兼用儒法”。
中国早期的洋务运动者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即中国的制度加上西方的技术，这已被实践认为行不通。然而如今，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中体西用”，只不过含义要作出以下调整：中国的文化（以儒为核心，融合法道墨佛）加上西方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管理科学），而制度方面则作为两者的交叉地带，需要探索出一条兼收并蓄的新路来。这就是新时代的“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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