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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之路】风流常德路(下)一一那些峥嵘岁月的往事

 大塔塔 2016-03-01



常德路

——赫德路

常德路633弄65号

——聂耳旧居

常德路305弄赵家桥

——杜月笙的四大金刚之首顾嘉棠旧居

常德路二小

——《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诞生地

常德路418号

——上海唯一的佛教居士林

常德路80号

——静安寺车栈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常德路不长,旧闻轶事却连篇累牍。有风花雪月的风流韵闻,更有纵横叱咤的峥嵘岁月。三教九流咸集,八方风云涌动,流光溢彩,演绎成为民国一段另类风流。


常德路
赫德路

至今残存的赫德路名

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有以赫德命名的街道。上海的赫德路,即常德路(江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坐落于常德路上,现为常德路412号)。赫德,Robert Hart,这位老派的英国人从1863年起,直到他离世,一直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也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才会出现这么一位“帝国合伙人”。

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赫德是英国那边的,而其实,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中国人。不过,人们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或许是调侃,或许是无奈,依然不忘提一句:“他执掌的大清海关,是清政府最清廉的机构,没有第二!”

他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同时他建立和行使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等一整套西方的现代规章制度,使这个机构维持廉洁高效运转,使五万五千余人的大清海关职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

而在晚清自强运动中,赫德也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以《局外旁观论》等见解影响了清朝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变革,于“同光中兴”不无贡献。仅仅充当高谈阔论的清朝客卿,并不能使赫德满意。在赫德一手操办下,李鸿章以65万两白银,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2艘钢制无防护巡洋舰,这就是北洋海军最早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   

接着赫德竟做起了“包场”中国海军之梦。李鸿章最担心赫德的“热心”会损害对海防事业的主导权,便授意抨击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总海防司”之梦最终胎死腹中。


赫德亲笔签名照

说到底,赫德更像是一位现代职业经理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和经济秩序稳定,对中国改革的建言、对西方在华利益的监护乃至与英国政府忽远忽近的关系都服务于这一主题。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局面的持续,以及缺乏专业人士的困境,才使他的任职竟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与东方封建王朝在特殊时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伙人关系。



常德路633弄65号
聂耳旧居


恒德里65号

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是一幢两层新式里弄房屋,上部为灰泥墙面,下部为红砖墙面。这里,曾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旧居。

1930年7月,初抵上海的聂耳经同乡引荐,进入昆明云丰商行在沪所设的“云丰申庄”干活。翌年春,商行因故关门,失业的聂耳看见《申报》登出的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前身)招生启事,便前去报名,被录取为小提琴练习生。当时的明月歌舞剧社集体宿舍就在常德路的恒德里65号。


聂耳专心练习小提琴

 明月歌舞剧社,由著名作曲家黎锦辉创办,当年出入其中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如赵丹、周璇、阮玲玉、王人美等。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则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在聂耳短暂的生命中,明月歌舞剧社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结识了田汉,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于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一起在申城陆续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等。1935年,聂耳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初稿。

就连他被我们熟知的名字——聂耳,也与明月歌舞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聂耳虽然已经19岁,但仍然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闲暇时,聂耳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输了,孩子们便拿他的耳朵起哄,聂耳便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也就在那是,他将自己名字改为聂耳,寓意四只耳朵,听觉灵敏。


聂耳和明月歌舞社团员在恒德里

岂料,1935年4月1日,传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其送往日本,再去苏联学习。但造化弄人,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常德路赵家桥

杜月笙的四大金刚之首

顾嘉棠旧居

赵家桥

常德路305弄的赵家桥,曾是旧上海鼎鼎大名的流氓头子顾嘉棠从小生活的地方,据说他在上海有多处房产,包括富民路在内的好几条弄堂都是他建的。

顾嘉棠小名阿根,早年在哈同花园(今展览中心)做花匠,人送外号“花园阿根”。阿根擅长拳术,善打架,后来觉得花匠挣不来钱,就纠集几个泼皮到十六铺抢劫。当时杜月笙还没有发迹,也在南市一带赌博混日子。有一次赌博输了精光无处可去,半夜里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顾嘉棠带着几个混混拦路抢劫。杜月笙看势不妙虚与委蛇,瞅个空子撒腿就跑。顾嘉棠人高马大,几步就迈到了杜月笙的前面,伸出长腿轻轻一扫,杜月笙就吃了个大马趴,“啪”的被绊倒摔在地上。后面的人追上来,拳头、棍棒一齐朝杜月笙身上落下来。

正在这时,一个操着浦东口音的女人带人经过这里。这个女人也不是个善茬,她是附近一间花烟间老鸨,人称“大阿姐”。杜月笙一听那女人带有浦东口音,灵机一动,赶紧大喊“阿姐,救我”。顾嘉棠等人听杜月笙叫”阿姐”,以为他和那女人有关系,赶紧停了手。大阿姐听杜月笙一口浦东乡下话,是个小老乡,生了恻隐之心,就收了杜月笙在她的妓院里。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杜月笙要在十六铺混,这顾嘉棠也要靠着妓院大阿姐的势力,一来二去,两人反倒成了铁杆的兄弟。后来杜月笙在上海滩打天下,早年需要打打杀杀的时候,往往都是顾嘉棠充当滚刀肉的角色,成为了杜月笙手下的四代金刚之首。《上海滩》那部电视剧,如果说许文强是杜月笙的话,阿力就是这位小名阿根的顾嘉棠。

杜月笙及亲信顾嘉棠等

旧上海有一个段子,颇能说明杜月笙、顾嘉棠之间的莫逆交情。有一天,顾嘉棠来看杜月笙,杜月笙就说:“阿棠,我窗台上的几盆花好久没人给收拾了,你给摆弄摆弄。”顾嘉棠就去把花盆给侍弄了一下,忙乎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洗洗手说,大哥,我也渴了,你给削个苹果吃解解渴吧。杜月笙、顾嘉棠相视大笑不止。因为,顾嘉棠早年是花匠,人送外号“顾家花盆”;杜月笙早年卖过水果,特别擅长卖莱阳梨,人送外号“水果月笙”。杜月笙让顾嘉棠搬花盆,等于拿顾嘉棠的出身开玩笑,反过来,顾嘉棠让杜月笙削梨吃,也是回敬杜月笙。杜月笙生平最恨别人揭他老底,只有至交如顾嘉棠等极少数人才能随意到这种地步。



常德路二小
《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诞生地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脍炙人口,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几代人都能唱,但你可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出于一个13岁学生之手,他就是当初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金果临。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词创作于1969年11月29日。写歌时,金果临还不曾到过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lovePeking、Ilove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说,“我爱”这个句式在英语中是最最简单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天安门的热爱。

曲作者金月苓是在1970年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上读到这首诗词的,在完成谱曲之前,她并没有和金果临商量过。那一年她19岁,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和金果临一样,当年金月苓也不曾到过天安门,她对天安门的形象把握,来自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家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流传甚广,但是外人或许很难想象,歌曲的词作者金果临与曲作者金月苓,其实是一对姐弟。这层特殊的姐弟关系,本身便有几分罕见的传奇色彩。

他们各自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称得上是“亲上加亲”。弟弟金果临说,按照家里的规矩,同辈人的名字里都带个“苓”字;他原本也被起名叫做“金果苓”,但是幼年时被阴差阳错地登记成了现在的名字。金月苓比金果临年长5岁。从小,他们便同住在奶奶家中,姐弟情义深厚,直到少年时期他们才各自分开。



《我爱北京天安门》简谱

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时,两人没有任何彼此的交流。今天人们能够从词曲之中感受到的一种默契,或许更多的来自机缘巧合。



常德路418号
上海唯一的佛教居士林

佛教居士林

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常德路418号觉园内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原名中国佛教研究会、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敬业社,始建于1918年11月,是中国大陆第一所佛教居士林,上海唯一的佛教居士团体。

1918年,居士林由舆楫、沈惺叔、王一亭、关絅之等大德发起组织,设立难民改容所、净业教养院、兴办慈善事业,启建盛大法会,开展讲经活动。1920年,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投资兴建觉园。1926年,居士简玉阶将自家觉园的部分土地舍出,作为居士林社址。1927年秋起,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士,在居士林北侧的厢房居住了二十余年。

赵朴初生于安微省安庆市,历史上,安庆是禅宗二祖——六祖的重要活动场地。其母陈仲瑄,不但自己信佛,其结拜的义姊关静之的弟弟关絅之,是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1927年,赵朴初因患肺结核,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上海觉园关炯之家养病,正是在关絅之的指引下,赵朴初走上了佛教之路。1935年秋,年仅29岁的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为一名在家居士。

赵朴初佛缘深厚,曾被称为“再世菩萨”。1937年8月14日,“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由郊区进入租界的难民挤满了云南路,无家可归的难民哭成一片。赵朴初与朋友吴大琨顶着日本的炸弹,率领成千上万的灾民脱离险境,叩开了宁波同乡会、金城大剧院等处的大门,将灾民安顿好。一夜之间,他们找到十多处安置难民的地方。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赵朴初居士

“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千秋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赵朴初把一颗爱国心与佛教的慈悲心相结合,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常德路80号
静安寺车栈

静安寺车栈

1905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签订合约,给予电车经营权三十五年。翌年3月,经营权转让给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接着就动工铺设电车轨道,又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购地十二亩兴建“静安寺车栈”,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和票务结账间、车务间、打铁间等。

1908年1月21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从静安寺车栈驶出,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试行。3月5日上海第一条公交线路,英商1路有轨电车线路通车,线长6.04公里,自静安寺至外滩上海总汇。

由于张爱玲所住的常德公寓离“静安寺车栈”不远,她常伫立阳台看电车,在散文《公寓生活记趣》写到:“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把吵闹的可以的铁家伙描述的这么生动,不愧为张爱玲啊,真是了得!

电车在运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商上海电车公司被日军控制,抗战胜利后,仍由英商经营,但缩减了线路。上海解放后,英商无心经营,致使亏损严重。1952年11月,该企业被征用,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2002年11月,上海最老的,具有95年历史的常德路公交电车一厂(1907 - 2002),为配合规划中的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而被拆除,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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