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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皇宋时期，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日益兴盛，新兴寺院不仅拥有大量财物和田地山林，而且还经营商业、从事手工业兼放高利贷，并享有多种朝廷赋予的特权，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佛教世俗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许多来源于天竺的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戒律被禅宗僧人所摒弃，本应长居寺院深研佛法的僧徒，在松动的戒律面前，生活日趋多样化。他们或写诗作画，或花鸟品茶，甚至食肉饮酒人所不拘，“花和尚”们也赶上好日子应世而生了。 宋初陶谷《清异录·释族·梵嫂》载，时有相国寺星辰院僧人澄晖，“以艳倡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自诩“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生活过得“快活风流，光前绝后。”后有一个无赖少年来谒，愿意埋单摆酒，只要让他一睹这位“梵嫂”的芳容，澄晖没同意。隔日，澄晖所居僧院的牌额被人蒙上新纸，上面调侃地写着：“敕赐双飞之寺”，一时为笑。当时还有道士与尼姑结为夫妇的，进士杨何“父本黄冠，母尝为尼，”好事者传为笑谈：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 而在宋代的岭南地区，因为距离中原辽远，礼教束缚较弱，民风原始野俗，加之当地海上贸易发达，商业及高利贷业非常兴盛，寺院资产普遍比较雄厚。因此当地富裕僧人“例有室家，”多有娶妻者。早在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杂录》中有：“南人率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师郎。”到了宋代，宋初郑熊随军平定南汉，所著《番禺杂记》还曾记载番禹一带和尚娶妻，人们称之为“火宅僧。”南宋时人庄绰《鸡肋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这甚至使得当地的僧帽制作有自己的独特工艺，制帽时“止一圈而无屋”不加帽顶，以便僧人新婚时“簪花其上。”当时有位北方人参加富商之女与某寺僧人的婚礼，场面热闹宾客众多，等新郎出见，“视之，乃一僧也。”惊奇过后他即兴题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这一奇风异俗在江南民间也有流行，《鸡肋编》曾载，当时的“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可见当时江南僧人公然“包二奶”，却不为世俗所非。到了元代，江南的佛教白莲宗、白云宗的上层僧侣，更是在自己的寺院中蓄发娶妻（自己的哦，好似家族世袭的私营企业，和现在日本某些宗派的家族寺院一样，把宗教做成了买卖。又有点像西北维吾尔的和卓世家或者回族的门宦教门，垄断教权），俨然一副大家族居家过日子的模样。 宋代僧人还是妓院娼馆的常客，这在当时的史料记载中多有出现。《笑林广记》曾记载了一个宋代和尚宿娼的故事：杭州灵隐寺有僧了然，常宿于娼妓李秀奴家，并在自己手臂上刺字：“但愿生从极乐园，免教今世苦相思。”不久衣钵一空，秀奴与他绝交。了然依然迷恋不已，乘醉往秀奴家，被拒之门外，他一怒之下竟杀了秀奴。当时的杭州知府苏轼判了然死刑，还写首《踏莎行》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花和尚”们恣意娶妻宿娼的行为也并非没有禁限，还要用着佛法护佑本朝江山万万年的官府们往往代山门护戒，颁下禁令严防色中饿鬼们。宋太宗就曾要求禁“僧人置妻孥”，规定“诸僧道辄娶妻，并嫁之者，各以奸论，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编管。”《元典章》亦规定：“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为民，聘财没官。”明时朱洪武更是明令有僧道娶妻者，允许众人随意“捶辱之。”以来喝阻某些色胆包天的离经叛道者，维护佛教团体高尚的道德形象。在诸般重拳的打击下，明以后公开的僧人娶妻现象在汉地基本不见，但不想在东瀛异地却发展光大直至今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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