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荀子

 墨子与荀子

——《墨子》读想之四

 

 

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荀子要同墨子讨论的根本问题。

按照墨子的本义，当然是劳动生产最重要。“民以食为天”，它的意思可以阐释为：无论个人还是种族，吃饭是他们生存最高的“本质”、“规律”，或者说是“道”。因为如果没有饭吃，其他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墨子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这个人类生存的底线要求。但另一方面，墨子强调的这个“道”并不是人类生存真理的全部。这是因为吃饭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如果说其一是墨子强调的艰苦奋斗以便创造更多的生活资料，那么其二则要看收入到仓廪中的粮食，是否能够合理地分配给他们的生产者。古代诗人曾写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它就不是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墨子以及他那种朴素的哲学思想所能解释的了。

这也就是荀子说“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解蔽》）的原因。他的意思是，墨子完全被一种肤浅的实用主义所蒙蔽，而根本不懂政治教化或者说儒家强调的礼乐制度的更重要性。在荀子看来：“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天下的食物、财富本来是绰绰有余的，而之所以会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混乱现实局面，完全是由于一些人的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性结果。由于天下财物不足、匮乏的根源在于个体欲望的泛滥成灾，因而解决中国民族生存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般的“人欲”。如果说克制人欲最有效的工具是“礼”，正如《荀子·礼论》所指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那么也可以说，解决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即在于如何通过学习来改变个体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这正是荀子把《劝学》放在他著作的第一篇，并在其中反复强调“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把“礼”看作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道德之极”的原因。一言以蔽之，荀子哲学的理念就是“学习高于劳动”。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说墨子对于学习的态度，那么也可以说，他以为惟一值得学习的是大禹那种“形劳天下”的身先士卒的道德精神以及各种实用的政治知识与劳动技术。而儒家讲的礼乐制度等学习在墨子看来都是一文不值、应予完全废弃的“虚文”。另一方面，儒家有时候也会讲劳动，但它本质上更是孟子强调的那种劳心者的脑力劳动，或者是政治家为了治理国家、教化人民而呕心沥血、夙兴夜寐的“精神生产”。而墨家强调的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生产劳动则是所谓的“小人之事”。这里顺便补充一点，荀子对墨子的批判，与孟子有很大的共性。出于儒家关心政治权力与文明中心的惯性思维，他们都强调对君主内心的道德立法是通往仁政之路的起点。而区别则在于具体方式上，孟子从“性本善”出发，强调的是通过内在意识反省来唤醒一个人被遮蔽的良知良能；而以“人性恶”为起点，荀子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自我改造，以便使一个与禽兽有着共同生理基础的人上升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人。两人的论证则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两位哲人所讨论的问题，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分配环节重要？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具体言之，强调生产环节重要，它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消费品，而更多的消费品当然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过来说，你儒家的礼乐文章再好，毕竟只属于节流而不等于开源，更重要的是无法由此强化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用于教化的礼乐制度本身养活了大量的闲人，并为此耗废了大量的养生之资，从而使本就相对不足的生活资料变得更加紧张，这才是造成一个社会岌岌可危的根本原因。把这个意识提升到哲学高度，墨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劳动不劳动”。他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它的意思是说：不劳动就无异于动物。而这个结论当然是荀子更不能同意的。强调克制欲望的意义在于，尽管这种直接针对主体欲望的精神生产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们的生活需要，并因此而减轻整个社会分配环节的压力，所以它也等于间接地增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总量。而如果想一想历史上许多帝国都崩溃于过分的贪婪与享受，那么这种表面上不生产的精神劳动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起来。荀子非常动情地说这就是儒、墨的根本区别：“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性情，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礼论》）。把这个意思上升到哲学高度，荀子以为不是劳动，而是礼义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这也是各种儒家经典中反复强调的道理。

从关心人类生存出发，按理说两人不应该水火不容。问题在于，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中，谁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以及相应地投入更多的物力与人力资本来建设。墨子要求把一切物力人力资本都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尽管有道理，但它一旦走到极端，像儒家提倡的那一套就基本上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删除了。而在荀子看来，人的消费欲望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因而无论怎样生产也都是不可能满足“人欲”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不是尽可能地扩大再生产，而是建立礼仪制度以控制欲望的增殖与恶性膨胀。如果说，墨子揭示了人类生存中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方面，那么荀子更关注的则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两方面都是人类必须面临和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因而偏重于任何一方面也都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