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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里，谁是好老师？什么样的课是好课？对于这样的疑问，如今大学的通行做法是：“学生评教”。但这一从欧美高校舶来的方式，却遭遇“水土不服”的指摘……  老师Ａ “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 “看了评教意见和排名 不得不感叹，现在学生也是怪难伺候。” 老师Ｂ  学生Ａ “我真的受不了老师随随便便拖堂十几二十分钟，之前评教就提过她拖堂巨严重的建议，现在看来好像根本没什么卵用，那干嘛要强迫我们去做评教。” “放假的时候显示未评教不能看分就算了，已经下学期了还看不到！选课系统还老崩溃！”  学生Ｂ 学生Ｃ “查个成绩还要先评教，算了，不查了。” 评教，真的一无是处吗？此种评教到底能不能评出好老师？什么样的评教系统，才能真正发挥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作用？ 1谁都觉得不重要上个学期，北京某高校教师杨帆只收到了27份来自学生的评价。与他200多人的课容量相比，这个数字“少得可怜”。“从去年12月底开始，教务处就开启了评教系统，还通过院系给全校本科生和教师都发了公开信，让大家积极参与评教。可一个多月过去，还是没几个人把评教当回事。”杨帆说，近年来为扭转学生对评教的消极态度，不少学校甚至采取了“不评教就不能查成绩”等强制措施，可依然收效甚微。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十余位大学生中，2/3的人觉得评教“没什么用”，自己只是为了应付差事，“随便选选”；还有两位学生坦承，因老师给自己的作业评分不高，自己也“报复性”地用低分“回击”了该老师。 “不仅是学生在应付了事，老师自己也觉得评教没那么重要。不管结果怎么样，该怎么上课还是怎么上。”在杨帆所在的高校，每学期举行的评教不仅包括学生评价，还有老师自评。刚上班的一两年，他还会反思教学、认真自评，但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学院里极少数这样做的老师。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李名梁看来，这样的评教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雾霾”：“在当前的高校评教过程中，的确存在学生‘走过场’‘耍偏激’以及教师‘投其所好’等不良倾向。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予以规制，将会导致评教陷入学生被动参与、教师疲于应付、行政忙于统计的尴尬局面。” 2屡屡碰壁，根源在哪仅有的27份评教结果中，杨帆没能发现任何有效的信息，无论什么问题，很多学生都笼统地回答“都挺好的”，而对于“你对该教师有何改进意见”的提问中，所有学生无一例外都写了“无”。“学生评教的本意就是为了收集信息，避免教师自评产生的偏见，对教学形成及时反馈。但目前的方式显然得不到有效的信息收集。” 本意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评教，为何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 “学生评教只是实行现代治理的大学中的一方面措施，它是和自主授予学位制度、完全学分制、教师同行评价、学生自治等机制共同构成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如果离开这些而单独推进，很容易令师生关系变得更功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将其归结于“水土不服”，“学生上大学，追求的并不是一张文凭，而是获得货真价实的教育。这是学生评教的基本前提，即学生渴求好的教育、好的老师，而不是好看的成绩、分数，在我国，这一前提却不存在。为数不少的学生上大学，为的是‘混一张文凭’。这导致教育的异化。” 3评教既要有“学生观”，也要有“教师观”究竟什么样的评教系统才是好系统？在此基础上，要让其真正发挥效用，又需要哪些机制的支撑？ “评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可能还不在于评教系统本身的构建，而在于评教主体的选择、评教过程的控制以及评教目标的价值导向问题。”李名梁认为，这三个关键核心要素是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也会直接关系到评教未来的走向。 “评教主体的选择就是‘由谁来评教’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仍局限于传统的由学生或学校管理者主导，而应该引入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即要引入与课程教学效果有利益相关的群体，特别是雇主单位。在考虑教学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构建一个由学生、教师同行、专家学者、行政管理者、校友以及企业人士等多方主体构成的评教群体。”李名梁说。 “我们现在还在用行政化的方式评价教学，这无论从评价主体的选择、工具，还是从激励方法上考虑，都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也同意评教不仅要有“学生观”，还要有“教师观”。李奇指出：“对一个教师教学好坏的评价，应该是有一条‘证据链’相互印证的。其中既包括学生考核成绩、同行评议，还有学生评教。” 此外，李名梁还建议，评教还要基于整个教学过程，在保持一个相对较长的阶段性与持续性的同时，充分整合利用微信、微博和各种新媒体手段，将评教过程“化整为零”。李名梁表示：“评教要分解为多个环节和多个场景，而不是仅限于在期中或期末阶段。这样‘集中式、爆发式’地开展评教也会导致大量的失真与造假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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