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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时间概念的先后，相对而言，流传最广泛的最久远的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有两首诗歌。一首是盛唐时期的格律诗《静夜思》，一首是现代诗歌《东方红》。前者以后再说，这里先说说后者。它从延安时期一直流布到当下。文革时期是顶峰，当然不得不承认“政治水分”的因素。现在水分扭干了，晾净了，却依然在传唱。究其原因，除了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音乐旋律的包装外，主要还是得利于诗歌的传统技巧运用上的传承。尽管耳熟能详，我们还是来回放一下： 够了。仅此一节就足以说明问题，后面的基本上属于狗尾续貂。这里的门道就在于娴熟地运用了古典诗歌里的一个最典型创作技巧：赋比兴。赋者，直书其事也。所谓的赋也就是铺陈开来直接叙述客观事物。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所谓的比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格——比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所谓的兴也就是开篇先说一两句与所要歌咏的主体相关或不相关的有内在联系或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进而展开对歌咏对象的描述。 “东方红，太阳升，”直陈了两件事，一件是东方露出红色，一件是太阳升起来了。所以这是用“赋”的方法先言他事。从而引起所咏之辞：“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里的“他物”与“所咏之辞”有没有内在联系？有。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像“东方红，太阳升”一样，内涵是把像黑夜一样的中国大地照亮。这里省略了比喻词“像”，因此上下句之间关系属于隐喻。隐喻是三种基本比喻形式之一（其余两种一是明喻，比喻词是“像”，二是暗喻，比喻词是“是”）。到这里，赋比兴的创作技巧全部呈现了。通过启、承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到对歌咏主体（毛泽东）的叙述：“他为人民谋幸福，”这又是直陈其事的“赋”。却是下一句合的理由，所以“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以彼物比此物的比喻，用的是暗喻，比喻词是“是”。总起来说，一是比兴的运用使语言更具张力，让读者有了充分联想的空间。场景宏大开阔，人物伟岸鲜明，天地间有了一派响亮的气象。画面感令人震撼而沸腾。三句“赋”的运用，毫无冗闷，也不平淡，只因句子的优美。最后的比喻就显得那么水到渠成，天经地义了。技巧运用得风生水上，自然天成。二是起承转合的形象思维逻辑性极强，一环扣一环，衔接得天衣无缝。第三是语言纯朴而不媚俗，优美而不粉饰。 《东方红》的后两节就不说了。除了有一句是“比”，其余全是“赋”。而且这个“比”与第一节的“比”自相矛盾，到底谁是太阳？又颇有过分雕琢与斧凿和粉饰与浮夸的嫌疑。“赋”就是叙事诗，相比于抒情诗和哲理诗是最难成功的一种，因为最容易流于平淡。所以口语诗易曲难功。 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技巧来源于《诗经》（305首）。是民歌和乐府的独创。开卷第一首就是赋比兴手法的情歌。重温一下： 除了第三节是第二节的展开，其余四节都是赋比兴。尤其第一节极其典型。以下的都是第一节的复唱（这也抒情诗的一种创作技巧，以后再谈）。在细节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你可以和《东方红》比较一下，有何异同。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技巧在《风》和《小雅》里几乎比比皆是。而这种形式的民歌的流传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到当下，足见它的生命力。无可撼动地奠基了华夏文化的根本。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第一部抒情诗总集。同时期的古希腊荷马时代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史诗都是“直书其事”，没有多少技巧可言。他们讲究的是故事性与人物塑造。没有哪个国家把诗冠以“经”字，只有中国如此推崇诗歌。先前的书生必修课有四书和五经，《诗经》是五经之一。风、雅、颂，前二者艺术成就最高，“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颂》诗早已拍马。”（鲁迅《文学史上的折扣》）。这使我想起了和现实的诗歌创作是多么相似乃尔，残酷地相像。那些体制内的御用诗人用纳税人的钱印在纸上的歌功颂德的所谓的诗歌全是一堆堆废纸。真正的诗歌却在民间潜滋暗长，广为流布。用徐敬亚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有了必将从民间冒出大诗人的可能。谁是真正的诗人？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时间老人会做出最后的公正公平的判决。 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当下的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的诗歌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土壤。赋比兴已被分散开来，隐约于后来诗歌的局部，比如某个句子，某个词汇，或者某种气韵。发展是必然的，不然就成了僵死的教条了。这种诗歌技巧是不会灭绝的，尤其在民歌里。这种口口相传的诗歌是不会断流的，因为它不是在高高的象牙塔里，而是在民间。《颂》死了，《风》还活着。这就说明了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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