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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入台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临时教室」上课,属於孤立游离的族群.我每日骑单车上课,需时约三十分钟.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犹是田亩间泥路,颠簸多石,不小心会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便踩著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又彷佛更延伸至稍远处.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分科系,大抵局限於临时教室那一区域.事实上,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哲学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则人数庞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著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英文,不以系区别,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学生.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颇寂寞.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采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样课本,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 除国文,英文每周四小时的共同科目外,中国通史,三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三民主义和军训都排在下午,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或阅读课外书,或者瞌睡养神,教室内倒是颇安静.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满意. 中国通史,是由劳斡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历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眯眯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一次,他边甩手边讲课,讲到一半忽停顿说:「不对,不对.方才说的弄错了.」接著再讲对的一段.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重记对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 验诸后日自己教学,方知,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 至今难忘的是,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不得不穿著厚棉袍,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说著,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他讲Helen of Troy,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采的讲课.后半段由Father O'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志》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大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事实上,报考台大时,我的志愿是外文系,由於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外」字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台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始料未及的景况,令我语塞.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辩的吧.只得红著脸退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若干年以后,我写过一篇〈读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采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原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於〈离骚〉,〈天问〉诸篇,反覆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他的「中国文学」只讲到唐初,「楚辞」也没有讲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於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我自己教书时,也常效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学生,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台先生有开阔的胸襟,他也是不断鼓励我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他不仅鼓励,而且阅读我的译文,甚至讨论和分享. 郑骞先生著有《从诗到曲》一书.他在系里所开课程正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从郑先生上文学的课实最多.郑先生於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前些日子整理书房,偶然发现往时上郑先生课的三本笔记.虽然封面破损,纸张泛黄,字迹也已模糊褪色却仍安藏在抽屉底层.我摩挲再三,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当时的大学生,到了大三暑假,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教授指导撰写学士论文.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似不多,而况当时资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三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其后,因为各大学录取的学生增多,师资不敷顾全,教育部先是改为选修,继而似又废止学士论文.大学生毕业,只需修满规定学分,并都及格通过便可;遂与高中生毕业殊少分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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