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辑其间的纪录片《读中文系的人》依循着林文月的散文创作，回顾战乱时代大变动与大迁徙的童年；重温师承文**家台静农、郑骞的文学熏陶；展读翻译巨著《源氏物语》历时五年半铸炼的成就与毅力。林文月重温翻译《源氏物语》的美好岁月。她当年在《中外文学》杂志连载《源氏物语》译稿，5年66期从未断过一期。此片拍摄将近4年。导演齐怡说，“拍这部片，象是一趟旅行。沿着季节，走过上海、台北、京都、旧金山四个城市。林老师在纸上走，我们小快步亦步亦趋跟随在后。”林文月是从大时代走出来的人，却能将生活过得如此云淡风轻。她的温润优雅与缓慢，以及“恰到好处的内敛”，是现代人需要学**的生活态度。
《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关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 林文月的表弟是连战，外祖父是连横，老师是台静农，她家中的客厅里常常往来林海音、董桥等人的身影。台湾大学有一座“望月楼”，有人玩笑说——望的就是林文月。
林文月也是《源氏物语》的翻译者。
1978年12月的某个台北冬夜，林文月终于翻译完成《源氏物语》全本五十四帖。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
“我当时感觉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后。” 从1973年开始，历经五年半，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巨著终于翻译成为中文。 这五年半以来，她的写字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在一边放着三种日本现代译文的《源氏物语》——与谢野晶子、谷崎润一郎和円地文子的译本；古文底本下面则放着两种英译本：英国人阿瑟·韦利的《源氏的传说》（The Tale of Genji），以及美国人塞登史迪克的译本。 平时她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就直接压在这层层叠叠各种《源氏物语》书籍之上。这张书桌五年半一直如此布置，纹丝不动。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下面满满一阶梯教室大学生。她此次来的目的是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鲁迅人文讲座”。这一系列讲座成立于北大中文系系庆100周年，用鲁迅来命名是为表达对这位曾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巨擘的敬意，演讲嘉宾多为大陆及港澳台的退休教授。在演讲中，她并没有多谈《源氏物语》的翻译，反而是讲了她的两篇回忆性的散文：《江湾路忆往》以及《我所认识的刘呐鸥》，回忆她童年时期在上海日占区的生活。
没有礼节性的寒暄，她的开场白是：“教书的时候我都是站着的，今天我还是站到不能站为止吧。”全体鼓掌。这一年她已79岁。
“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小时候，长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始终以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父亲林伯奏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做事，而在当时的上海，台湾人一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亲说日语，和母亲偶尔讲一点点台湾话，和家里的娘姨则讲上海话。而“正式场合，全家对外讲的都是日本话”。 到1942年，二战进行到了转折点，日本节节败退。年幼的林文月对日本战况毫不知情，只不过暗暗发觉时常有同学随家人离开上海返回日本。她觉得奇怪。有些同学会告知她，互相交换临别礼物，有些同学则是默默消失了。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所有日本人下达了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3岁的林文月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听着广播，大家一起抱头痛哭。
没过几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战胜国一方。日租界里的台湾人，每人都被分到一面中国国旗，人们奔走相告：赶紧把日本的太阳旗烧掉。 直到家门口挂上中国国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过了两天，我父亲就带着我，跟一群在上海的台湾人去挂中国国旗。当天我穿的还是日本学校的制服，真是荒诞。”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一片混乱，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变为丧家之犬。本地的上海人反过来对剩下来的日本人进行辱骂和抢劫。
“许多上海当地的男女，争先恐后地涌入日本人的住宅内。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来……钢琴被抬走了……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从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个个低声下气，连讨饶都不敢，全家人蜷缩在一隅。”这一切，在林文月眼中看来是那么地虚幻而又真实。 林文月全家都被锁定在日租界，不能随便跑出去。日租界的日本**部分早已撤退，留下来的台湾人变成了众矢之的，成为攻击对象。
由于林伯奏在日本公司供职，林家门口被贴上封条，上书“东洋鬼子的走狗”。林伯奏觉得局势混乱，无法再在上海停留。于是，他匆匆带着全家远渡台湾，连在上海的房产都未曾来得及处理。林文月甚至没来得及和任何同学告别。
在远渡的轮船上，林文月第一次见到九岁的表弟连战。在当时的林文月眼中，连战是个粗野的小家伙，拿到一根萝卜洗都不洗，放在腋下毛衣上擦一擦直接就啃。
到了台湾，“身份”依旧是林文月的一个困扰。 “我台湾的同学又觉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不停问我：上海长什么样？听说上海的钟都是用金做的，真的吗？”林文月回忆说。
林文月台语完全不好，想要融入当地必须赶紧学会台湾话（闽南话）。二战之后的台湾禁止使用日语，学校里老师们用台语向学生教授国语——虽然那些老师也非常吃力，他们的国语同样不够用。
小学六年级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时适应两种新语言。在她的脑中不断地把国语翻译成日语，把日语翻译成台语，颠来倒去。“这是我翻译经验的开始。”林文月告诉记者。
林文月（左）与台静农（右）夫妇。台静农教会林文月抽烟、喝酒，林文月对台静农最深的印象是“老年斑”。（王信/图）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会想到历史有那么多机缘。”林文月说。 就在林文月一家登陆台湾岛的七个月之后，1946年10月，台静农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台湾建设”。当时的台静农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一直在台湾度过。他曾作诗：“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不料最终他人生的归宿地就是台北。
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六年后她将见到影响到她一生的恩师。这个人是和她同年来到台湾的。 到达台湾后的林文月进入台北第二女中，班上四十多个女生。由于成绩优异，她始终做班长。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班长负责收取大家的志愿表格。
1952年的台湾只有三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英专。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她发现四十多个女生中几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
林文月顿觉没意思。“怎么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真俗气。”钢笔填写的表格很难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她用刀片刮——想了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刮掉“外”字，写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这一“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
在林文月的记忆中，师生关系总是亲密而随便的。她从未事先打过电话，总是随随便便地就按老师家的电铃跑去玩。台静农当时居住在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是日式房屋，门厅有很高的台阶。台静农每每需要走下来给她开门。台静农喜欢喝酒。某些黄昏，林文月从大学下课去拜访他家，日光西下时分台静农一人独饮，看到林文月来了，就对她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林文月跟着台静农学会了抽烟、喝酒。“我们在一起就喝茶、聊天、抽烟。有时候他送我打火机，送我香烟，送我酒。”林文月对记者说，“我当时学抽烟就是图个好玩。”
林文月生儿育女，她的女儿和儿子都叫台静农“台公公”，叫台静农的太太“台奶奶”。台静农家里的猫成了林文月儿女儿时的玩伴，孩子们往往下了学就直接奔往温州街台静农的家。
冷战年代，台静农的身份非常特殊，对于曾经的文学创作和其恩师鲁迅，他始终闭口不谈。“台先生曾被关起来三次，他很敏感。台大的巷子里曾有一个亭子，大家都知道里面有跟踪和观察的人在。”甚至，当年的林文月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老师在大陆曾经是一个名声斐然的小说家。
林文月大学一年级念完，想回去念外文系：“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到底会怎么样”——那个志愿书毕竟是一时赌气。
台静农知道了，叫林文月来办公室，对她说：“你干嘛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
一句话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
台大中文系本科四年念完，林文月并未想到要做学术。她想：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
结果反而是台静农着急了，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
“可是当时很多人已经在准备了。我什么都没做，真的来不及了。”如此，林文月又“懵懵懂懂”地硬着头皮赶紧准备考试。大四毕业时候，她正在恋爱，她对当时的男友说：“这两个星期你别来找我，我必须拼命准备考试。”她轻松考取。
1978年，林文月翻译完毕《源氏物语》，单行本陆续全部出版，第一时间想要送书给台静农。台静农对她说：“你别送我精装本。那个好重。我是真的要看你的书。我一般看书都躺在床上看。你给我简装本，我拿着也轻松点。”
台静农于1990年在台北温州街老宅去世。现在问起林文月对“台先生”的印象，她说：“我给他画过画像，我记得他的老年斑。”
翻译《源氏物语》，源于林文月“偶然”参加的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她写了一篇比较《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论文，在论文附录后面翻译了《源氏物语》的第一帖《桐壶》。论文在台湾结集出版后，附录的翻译出乎意料大受读者欢迎。编辑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着把《源氏物语》逐帖翻译出来？
《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到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曾用30年时间三次修订才终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对《源氏物语》的翻译跃跃欲试，最终未能如愿。
“他们说我的日语是小学五年级以前学的。小学五年级的水平，怎么敢翻译《源氏物语》？”林文月说，听说自己来翻译《源氏物语》，当时的学界有不少质疑。
虽然带着一双儿女，还要教书，林文月还是一如之前考研究生班那样“硬着头皮”答应了。于是，她就又“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这样一次难度极高的巨著翻译。
翻译是在一切时间罅隙中进行的。有时晚上要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前她还得翻译半个小时。“我母亲就像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林文月的女儿郭思敏曾这样形容她。
台静农曾劝林文月，不用一期不落每次都赶在截稿日之前翻译完毕。林文月的态度是：“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
《源氏物语》描绘平安时代的日本宫廷生活，时期大致与北宋初期平行。“物语”原是日本宫廷之中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人多为有文艺修养的女官，拿着一卷图画，向听众描述图画内容与故事情节，听者多为帝王后宫。这是一种精致婉约，极贵族化，也极女性化的文学产物，讲求的是优雅从容的贵族情调。
“物语”是一种图画性非常强的文学形式，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厌其烦地把画面上所画的庭院花卉、宫殿布置、人物服饰等等进行细节描述——这就带来了麻烦。
“《源氏物语》里面有很多没有办法翻译的。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植物花草与香料的古日文……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品物的分类实在太细腻了。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称该怎么翻译。我甚至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他给我的是学术名称。可是这也不好在小说里面出现啊。”林文月对记者说。
林文月想了两个法子：第一，有中文古代称谓的就还原中文，比如“底衫”、“皮裘”；第二，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汉字原貌，如“朝颜”（牵牛花）、“上席”（榻榻米上所铺的锦缎）、“黑方”（一种日本香料），在文后加上详细注释。
《源氏物语》里面夹杂着无数“和歌”，一种古典日本诗歌形式，一般分为三个短句，语言节奏为“五个音节—七个音节—五个音节—七个音节—五个音节”，简称为“五七五七七”。怎样翻译“和歌”？
“我想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种异国的东西。所以用了一种类似于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日语的感觉像小提琴，不像中国古文那样，是硬的，是钢琴。每首和歌我用三行，看起来有日本文的味道。”
1973年两岸互不相通，林文月并不知道对岸的丰子恺已经翻译完成《源氏物语》。而丰译版也的确压着直到1980年才得见天日。林文月毫无参考。
丰子恺用唐朝传奇宋朝话本的笔法去翻译《源氏物语》，用字讲求平白利落。其中和歌部分则处理为五言诗。同样翻译一首和歌，丰子恺做出来的版本是：“欲望宫墙月，啼多泪眼昏。遥忆荒郊里，哪得见光明。”在林文月这里则呈现为：“云掩翳兮月朦胧/清辉不及荒郊舍/独有一人兮怀苦衷。”
对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林文月自己的说法是：“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第一，我很敬佩丰子恺先生的全译，没有偷工减料。另外，我想在那样子的年代和情况下，他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如果我当年知道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已经完成了中文翻译，我大概会不敢提笔。”
林文月翻译的《源氏物语》第一版在台湾很快售罄。到第三年（1982年），第二版也售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日语水平”，此后她又陆续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最为著名的一批古典文学：《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
间杂地，林文月写些散文小品，平时在家作为主妇在厨房烹饪煮饭之际，也能写出一本《饮膳札记》，开了台湾一代饮食散文的风气。从古典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中汲取养分，模拟各类经典散文的写作手法，回忆家族往事，她又写了《拟古》。在北大的讲座中所重点谈及的《江湾路忆往》就出自《拟古》一集。
“我考台大中文系，后来写谢灵运，又翻译《源氏物语》，我觉得都不足为外人道，因为这些事情起初的机缘实太可笑了。”林文月最后说，“人生是一场直觉。我始终都是靠‘直觉’。然而‘直觉’之外，其实你是自己有所准备的，只是你自己不那么清楚。”
在台湾大学的学生中，曾出了四位才子，人称＂三郑一林＂三郑指的是三位郑姓男生，而一林便指的是照片中人林文月。＂春，曙为最。逐渐转白的山顶，开始稍露光明，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此等翻译文笔好生细腻！林文月女士是才女学术女典范，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身份。有《谢灵运及其诗》、《山水与古典》等研究著述；林译《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十三夜》为众多读者追捧，还有《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午后书房》等抒情作品集。 在台大的日子
林文月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举首仰望，阳光与青天在枝桠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车停驻其下，运气佳时，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燠闷；而当我学生时代，那一排树尚吝于提供行人遮阳；如今我再回来，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 木犹如此，时间流逝何其快速，没有声息，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 我考入臺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临时教室」上课，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我每日骑单车上课，需时约叁十分鐘。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犹是田亩间泥路，颠簸多石，不小心会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鐘，又彷彿更延伸至稍远处。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鐘及更远处的学长，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活动範围，不分科系，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事实上，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歷史、哲学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则人数庞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英文，不以系区别，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我被分在第二组。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学生。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颇寂寞。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採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样课本，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 除国文、英文每週四小时的共同科目外，中国通史、叁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叁民主义和军训都排在下午，不逃课的学生还是佔多数，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他课、或阅读课外书，或者瞌睡养神，教室内倒是颇安静。臺大的学生很会考试，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满意。 中国通史，是由劳斡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歷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瞇瞇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一次，他边甩手边讲课，讲到一半忽停顿说：「不对、不对。方才说的弄错了。」接着再讲对的一段。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重记对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验诸后日自己教学，方知，上课分神，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臺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至今难忘的是，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不得不穿着厚棉袍，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说着，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他讲HelenofTroy，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采的讲课。后半段由FatherO'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誌》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其实，我上臺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臺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採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塬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臺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到见地，于〈离骚〉、〈天问〉诸篇，反覆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到一种为学的典範。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臺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他的「中国文学」只讲到唐初，「楚辞」也没有讲完，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我印象深刻的是，臺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鐘，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準。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復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我自己教书时，也常傚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学生，无论令其译成中文语体，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样测知其程度。臺先生有开阔的胸襟，他也是不断鼓励我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最力的师长。他不仅鼓励，而且阅读我的译文，甚至讨论和分享。 郑骞先生着有《从诗到曲》一书。他在系裡所开课程正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从郑先生上文学的课实最多。郑先生于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週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前些日子整理书房，偶然发现往时上郑先生课的叁本笔记。虽然封面破损，纸张泛黄，字迹也已模煳褪色却仍安藏在抽屉底层。我摩挲再叁，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现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当时的大学生，到了大叁暑假，就得準备毕业论文题目，并且请一位教授指导撰写学士论文。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似不多，而况当时资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叁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其后，因为各大学录取的学生增多，师资不敷顾全，教育部先是改为选修，继而似又废止学士论文。大学生毕业，只需修满规定学分、并都及格通过便可；遂与高中生毕业殊少分别了。
林文月（前排左四）与台湾大学中文系师生出游，后排左一为台静农，后排左四为庄严
杜鹃花缤纷谢又开，几多青春欢愁的足迹蹭蹬其间而不自觉。从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丛，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学生，进出文学院大楼的心情，也不再那样羞怯不自在了。 其实，当初我只拟在系内申请一个助教的位置，安安静静过一种与书香为伍的单纯生活，便于愿已足。但事情传闻出去，臺主任和沈刚伯院长先后召见，谆谆开导，勉励我务必要参与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那真是整个大学和文学院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师长如许关怀。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臺先生主持系所，看似无为而治，实则他自有学术的开放与前瞻的胸襟和远见。以文学研究之领域而言，我们曾有过黄得时先生的「日本汉文学史」、糜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概论」、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汉学名着导读」等课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见的安排。黄先生的课，因为我可以自修，所以没有去选读。 糜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驻印度。他精译的泰戈尔《漂鸟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着。那些美丽而富寓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异国情调的思维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与史诗《拉玛耶那》，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祕嚮往和好奇。 「西洋汉学名着导读」与「日本汉文学史」，相对于「印度文学概论」，是两门比较硬性的内容，旨在启迪中文系学生的视野，认识汉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状况。董先生是着名的语言学者，他在我读研二那年忽然开了那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要读英文塬着，董先生又以严厉着称，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选读。臺主任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在註册日指派郑清茂和我二人登记选课。
整个学期，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JamesR.Hightower的TopicsinChineseLiterature。虽然正式选课的只有清茂与我二人，旁听者倒也常有叁数人。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严厉。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讲到高兴时，他常会乾声笑笑，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清茂与我各捧一书，轮流隔週做报告，然后讨论，听先生补充或批评。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我那时年少胆壮，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讵料董先生喜欢，替我投稿于《清华学报》刊出。多年后，我访问哈佛大学，会见已煺休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