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神学观：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

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

——论康德“批判哲学”的神学观

张政文

内容提要 ：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非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证明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

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就象他一生对自由的追求一样。超常的执着和坚定，使康德可以和历史上包括圣·托马斯、马丁·路德在内的所有神学家相比而毫不逊色。有所不同的是，在其他圣徒那里，上帝怎样在亦确定无疑，而这却是康德花费巨大精力和心血去领悟、思索的问题。他多次表示，若能够给这一问题以令人信服的答复，那就真正在科学技术已遍布世界、文化知识深入生活的时代中言传了福音，有所惠施，为人类的历史指出了一条林中之路。

一、上帝：经验世界之非在

上帝在、上帝与我同在的信仰和上帝怎样在、上帝怎样与我同在的疑问可能都源自康德的童年经验。康德的母亲Q·R·鲁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曾教诲康德信奉上帝，培育他一心向善，引导他幼小的心灵热爱生活，启迪他自觉地聆听来自灵魂的声音。所有这些都影响着康德，以至他晚年临终之际还萦怀不已。但八年的腓特烈公学的求学经历又让康德深受心灵煎熬。腓特烈公学的宗教仪式以及对上帝之在的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经验化的灌输使康德倍受精神压迫。世俗宗教对个人情感与意志自由的伤害、对现世的否决与对末世的狂想，加之教会的虚伪、欺诈，又使康德对世俗宗教观念深深的失望和逆反。

康德认为：“如果上帝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源，那它一定为绝对的必然”〔1〕。“绝对的必然”不可能被经验所理解， 也无法由知性所认知，对于根本不生成于现实经验中的东西，经验与知性又怎么能够把握它呢？可以断言，现象的此岸所言及的上帝绝非现象自身，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非在。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并不将上帝之在阐释为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也不视为我们言说自身的生存处境。亚伯拉罕、以撤、雅各的上帝都是可以经验、认知的实体存在。教会则声称，上帝不仅决定着我们的灵魂，而且主宰我们的肉体。上帝无所不能，上帝是人类正义、良知、幸福、快乐的前提，也是人类罪恶的终结审判者——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寓所，是所有这一切的代言人和传令使者。为此，教会、神学家们一直试图以各种知性的方式论证上帝的实存。康德将他们的种种论证归为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论证明三种类别。指出，无论哪一类别的证明皆为无法自洽的理论佯缪。

（一）宗教神学本体论采用“抽去一切经验，完全用先天的纯粹概念论证最高原因的原因”的方式推论上帝的存在〔2〕。 康德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反驳。首先，在逻辑内容方面，关于上帝的本体论推论矛盾深刻。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同一律命题中，如果摈除判断的宾辞而只保留主辞，判断一定发生逻辑悖反，所以宾辞必属于主辞。而在神学本体论推论中，上帝是世界的最后因，世界则是上帝的逻辑展开，是上帝的必然结果。世界作为判断的宾辞属于判断主辞上帝。然而，绝对、完满的上帝并未演化出一个真善美的具体世界。相反，作为判断的宾辞的世界却充满着罪恶、虚伪、丑陋，具有反上帝的性质。这一切就象假设一个三角形却又摈除其三个角一样荒谬。当然，消除这种逻辑内容的矛盾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在判断中将主辞和宾辞全部摈除，就象将三角形和三角形的三个角全部摈除那样，矛盾即可解决。不过，如果对上帝的本体论推论照此办理，上帝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在逻辑价值方面，神学本体论推论上帝存在仍旧荒谬。如果说有世界终极之因，世界当是上帝之果。这即意味着逻辑价值方面，上帝为全能。但神学本体论在推论上帝为世界之因时，已将上帝含寓在世界之中。于是乎，为在主辞上帝与宾辞全能之间并未增添任何价值内容，这样“即使我在思维一个存在者为最高的实存而毫无缺陷时，这个存在者是否在现实中存在依然成为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感知中获得关于它的真实内容”〔3〕， 如此被推论出来的上帝对我们毫无现实的价值意义。一言以蔽之，神学本体论以感知或感性世界为基点推论上帝的存在是无谓的。人们绝对不可能感知到世界的整体，认识世界的一切，人们又怎么能够将世界的所有联成一个线性因果链，找出其间的一切因果关系，并以此指证上帝的存在是这一因果链的第一原因呢？

（二）教会神学对上帝之在的宇宙论推论即企图在认识论领域获得一个绝对自足的概念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它的出发点基于将某些偶然随机的经验确立为普泛的存在经验，同时把这独断化了的“存在经验”建构成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足的概念。这概念既可认知又绝对自足，这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概念。然而任何概念总有所指，宇宙论无疑说，在一切可能的存在之中，有一存在具有绝对的无定性的必然特质，而这只能是实在却又完全不同于其他实存的上帝，所以上帝必在。对宇宙论的推论，康德指出，经验世界的一切存在皆为实存，因而能够被人感知和认识，作为人对世界认识成果的概念也就必然具有规定性，即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如果说，存在着绝对无定性的实存，那么这实存必不在经验世界之中，我们的经验亦不可能感知和认识它。所以，关于它的概念既虚假又无意义，无异于“一人自语道：我从永恒中来，到永恒中去。在我之外除由我的意志使之存在，绝无其他事物存在”〔4〕。 康德确信教会的神学家想通过认识论方式设立绝对概念以证明上帝之在，如同诡辩。对于这种诡辩，稍具有认识论知识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破绽。

（三）自然神论证明通常将某些具体的主观经验或由具体经验所认知的感性世界的特殊性质作为逻辑起点，依据因果律，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中为每个实存寻找肯后的决定因，直至推演出一个世界之外而又决定着这个世界的最高原因：上帝。康德承认自然的完美和人类社会的合目的性的确容易使人们产生有一至高的原因决定着这一切的感觉。如果说上帝之在的神学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还只是神学家的苦思冥想的话，这种源于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热爱、敬仰而产生的探索最终原因的冲动，则是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确认上帝之在的最普遍的方式。尽管这一切可以理解，但它毕竟是错误的。就现实经验而言，没有人能够在日常经验中把握到世界的总体以及诸如世界总体与全能的关系，世界总体与最高智慧的关系。自然和社会中如此多的和谐与合目的现象也不过是某种自然或历史之偶然，无法实证其必然性。将偶然现象视为上帝之在的基础和证明上帝存在的根据，本身就使上帝失去了绝对性、必然性。因而康德说：“自然神论的证明，虽能引发我们对世界创造的伟大、智慧、全能的赞美，却无法使我们有任何的进步。”〔5〕在人类文化心理方面，如果视上帝为世界之最初因、一切的创造者，那么上帝是人神同形的，因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皆不过是它的展开。《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给予了我们它最重要的性质——灵魂。果真如此的话，上帝定高高在上，象一个专制的父亲，他赋予我们生命和其他的一切，我们因此而永远对它有所赊欠。它也就有权用严峻冷森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威逼我们向它赎还，教会则是现世的催帐人。这正是基督教原罪说的实质。人在这种生存境遇中，其对上帝的信仰、赞美不过是一种恐惧和畏避罢了，也是对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最大的迫害。所以，康德说，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向一切自命不凡的自然神学家挑战。

康德确信，只有对人的问题能达到最高综合的观念才是真正的理性观念。这样的理性观念只能是关于精神的观念、关于世界的观念、关于神的观念。三大理性观念并非来自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而源自对主体自身的反思。理性观念指向自我，与外在实存无涉。它亦不以感性、知性为存在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即为审视、评判自我的主体先验理性形式。所以，我们无法通过感性和知性认识功能在经验世界中把握理性观念。理性观念也无法用感性与知性方式来理解。世俗宗教神学用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的方法在经验界、认识域建立关于神的观念，并用认识论加以阐发，必然造成世俗宗教神学建立的各种关于上帝之在的理论偶然随意、意义虚无。经验界、认识域既不能证明上帝之在，又不能证明上帝不在。不掌握关于上帝之在的真理的世俗教会被迫只能拘泥教条、容忍信徒，拒绝与任何人对话，从一开始就使关于上帝与人生的相遇变得不可能，把上帝之在改为了教义、教规之在。实质上，一个团体或个人固执地坚持刻板的教义教规的立场，就意味着放弃了与上帝的真正对话。康德终生不参加世俗教会活动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上帝：道德世界之在

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长期桎梏着人类的专制父亲终结了，可是传统精神支柱亦随之瓦解。心灵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将人抛向对自身的询问上，人们不得不在与自己的相遇中为未来的解放找寻新的依恃。人不仅存在于经验的现象之中，还要生活于精神的本体中。人在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还必须理解自我，而在经验中不能证明的东西也绝非无意义。为此康德不得不转向对人的主体构成的探究。康德发现人有知情意三大主体功能。知为我们提供感知和认识，它体现了我们的现象存在，但无法产生诸如道德、良知等精神价值。世俗宗教神学正以知求神，所以不可得。意使我们生活在精神界，它与外部世界无涉却回答关于自我的答案，它比知对人类更重要，它体现了我们的本体存在，我们只能在这个领域探索与上帝相遇之途。现象世界中感性纯属个人，经验不具普遍性。知性所提供的知识虽具普遍性却不为个人。本体世界却不同，个人的准则即为所有人的法则，属个人精神的亦为人类价值，康德认为能符合这一本体特质的正是道德，道德即人类本体，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也才可能确立上帝的存在。

道德不由现实经验的感性欲望构成，不以快乐与物质满足为旨。道德也不是对自然规律的揭示与描述，不在知性认识外部世界的活动中完成。道德高于科学、超越知识。道德作为社会存在与个体生活的本体应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与个体的生存价值在内心深处的相遇、重合与显现，是最为属人的实践性行为。在实践性行为中，道德对每个人有效的同时也对全部人类有效。所以道德又被康德称之为“绝对律令”。“绝对律令”为所有人立下共同的法度，即每个人必须对人类有义务，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类负有责任。不过，道德的责任、义务不能被理解为“由外在意志而来的一种任意的、偶然的命令”〔6〕， 不是权威的戒律或对外我使命的承诺，而是依据主体对生命、自然、社会、人类历史的理性判断和实践性行为所产生的“每一个自由意志本身的本质的法则”〔7〕，这本质法则不是别的，正是人的自由。 道德核心是责任，而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实现。“批判哲学”曾从多角度、多层界对自由进行深入地研究。康德认为，自由与自然相对，是关于人的最高规定，是人不同于动物存在的根本维度。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感性本能或因果定律的制约的。其实康德所讲的自由就是人用于超越自然的自主选择与自觉行动的主体意志与行为，它的全部复杂、多元的内涵可概括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只当成工具”〔8〕。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优先权，肯定人在现实存在中的中心位置。尊重人、呵护人，反对一切奴役人的思想与行为，将平等、公正和宽容视为人世间所有尺度之上的最高尺度并按此尺度行为。当然自由不可能由经验和知性提供、确认，而只能来自于心灵深处、来自于人类对良知的诚信。良知既为心底深层对假恶丑的恐惧，亦是对至善的渴望。所谓至善是人类相信人格无止境的进步。人格的进步即为人之本体的灵魂的无限提升。当灵魂至于无限，表现出对一切感性欲求和外在满足的全面超越并诉诸责任，在道德行为中获得意义确证时，人们称之为灵魂不朽。灵魂不朽表达了人类通过道德达成的幸福，是心灵生命的延伸。心灵延伸向未来、趋于理想时，人们必然相信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神圣：上帝。这上帝并不高高在上，也不能通过任何公理、逻辑、感知去证明，但却深藏于每个人自由意志的尽头，它就是我们心底自由与良知的福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这样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道德、责任、良知、灵魂才有现实的价值。可见，上帝虽不可能是道德的前提，却是道德通过自由、良知所得到的必然结果。的确，某些时刻，在我们不得不独处时，我们于精神之乡的深处与另一个在、一个无法言说的在相遇。有神论者对位于天穹之上的神的顶礼膜拜和无神论者对上帝的断然否决在这一相遇之中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正在与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善美默默地进行着只有自己才真正明白的对话。这场对话正决定着我们应该怎样、如何希望。

也许人们会想，自由的理性已经面对自己颁布了无条件的道德律令，责任义务已成为人们实践性行为的目的与基础，对道德而言这已经足够，为何还需要上帝呢？康德告诉我们，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便是不断地向自己询问，并要求自己做出完满的答复。人最终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在、一种怎样的真实竟在日常经验的彼岸等待着我们、准备迎接我们呢？道德对此无法提供答复。不过道德的终极追求——至善却为这一问题的答复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我们知道，尽管至善的动机不是神，而是自由意志的良知鼓动着我们追求至善。宗教不可能使我们成为有道德的人，但至善却达成了心灵投向未来并与理想接轨，这就使我们可以设定有一个彼岸之在等待着我们、接纳着我们。所以道德追求的结果必是对上帝之在的确认。而且我们在现实生活凭良知去支撑着自己的精神，却也常常发现，越是我们深刻而广泛地拥有自由意识，便越真切地感受到生存的不自由，这也不是道德能给我们以解释的。所有这些亦要求我们相信有一位彼岸之在居于我们的心底，给我们以坚持，予我们以慰藉。所以无论在精神世界中追求至善，还是在现实中坚持生存都必然产生信仰上帝的结果，正象康德所说的那样，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目标坚定，并且使人自觉地在道德进步中始终不变”〔9〕。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冀盼达到道德的圆满实现， 人们确立了自由与良知，而为自由与良知达到投向未来希望的至善，才肯定了上帝之在。因此上帝之在是理性的原则而非感性的幻想与狂热，不可能象世俗教会那样，把上帝之在释为某种经验或形而上学的陈述。上帝之在不可见，也从未作为现象随其他事物出现过。上帝之在是关于上帝的价值。上帝在人间唯一寓居之地是我们的灵魂，而对灵魂最有意义的证明则是自由、良知这些非经验所能产生的投向未来的未成之事。或许这是上帝之在于人生中唯一的显现。这一显现又是当下经验和知性认识所不可把握的，只能通过信仰来直觉体悟。在这一领域中，经验与知性有可能最不真实可靠，但这个领域却是个体直接面对自己的唯一领域。面对自己才能面对上帝之在，与自己灵魂对话，才能与上帝相遇。因而上帝是灵魂存在的最后依据和最终结果，它虽不能被感知、思想，却为我们提供生存意义。它使道德成为普遍立法，也成为我们追求至善的最终希望，使我们的内心不断更新。所以在现实中，我们不可以纯然经验或超然地在理论上言说上帝之在，而只能在生存中，用灵魂理解上帝。故言说上帝将终归之于伦理行为，即我们自由自觉地用良知、宽容、博爱的实际行为向不可言说的上帝做出一种真诚的表白，完成与上帝的对话，在依据源自心灵深处的自由、良知的福音召唤中，达成人生的和谐，实现自己的生存希望。在此，上帝才能被心灵真正的理解。

三、上帝：内心希望之在

康德在给友人J·K·拉法特的信中曾写道：“我把道德上的信仰理解为对神助的无条件信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一天向道德上的信仰敞开自身，就会不需要历史上的辅助手段，自动地相信道德上的信仰的正确性和必然性。”〔10〕这表明康德对上帝的确立和肯定完全出于对道德自我完善的评判。道德自我完善体现为良知的圆满实现，是理性意志对感性现象需求的彻底扬弃，这时主体亦达到了真与美统一和意志自由的最高境界——至善。至善是现世道德的终极理想，也是一切符合人生的上帝之国。因而在道德至善中，人类应相信上帝之在，所以“道德学说无疑是福音的基本理论”〔11〕，它使我们懂得必须做什么。同时在这里，上帝之在也确证了理性价值意义，为理性道德的现世完成提供了先验的本体依据，并设定了道德的现世终极目标。这又使我们明白了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康德从道德出发设定上帝，这是一个道德的上帝，也许是上帝之在唯一的肯定。在这一肯定中，内在的理性精神将我们引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生存向度，引向一个崭新的生活域。它用无言的方式鼓荡着我们，用巨大的崇高和深刻的神圣感召着我们。但它本身又对我们的现世苦难深深窘迫，而我们则更多的在遭受苦难时直观它，渴望它，向它倾诉，领悟它的启示。的确，人类似乎总处于等待某种未知却又深感焦虑的状态，常常体验到危机的逼近，摆脱这种处境需要政治、科技和其他社会方面的努力，更需要遵从人性。而是否相信上帝之在的真实性对于这种人性观念又至关重要。只有用上帝之神性反观人类现实，给人类生活以照亮，人们才能再度返回人性。在这一基点上，任何关于上帝之在的知识探讨都无法言表人与上帝之在的关系，也不可能得到关于上帝之在的价值意义。可以说，对现实人生的存在而言，不需要关于上帝的学问而需要关于上帝的询问。向上帝询问必定有个如何询问上帝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询问上帝不会象世人言说物之在一般，语之凿凿，言之晰晰。康德心底倾向这样的想法，即对上帝的询问不是日常的话语言说。我们实在无法用感性的言说来询问深居心灵底处、只与自己的希望同在的上帝。对这上帝的询问只能发自理性的信仰。在人的信仰中，“上帝必然在自己意旨的深层，隐藏着对我们缺陷的某种补充”〔12〕。对上帝的信仰决不是笃守宗教仪式，形式化的外在仪式只意味着对上帝的异化、否定。相反，只有在现实的道德行为中，信仰才能表现为上帝的真实显现，上帝才不是彼岸之在而成为现实人生之在。所以道德的理性行为才是通过信仰对上帝的唯一询问。信仰使我们行动，行动又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和解，建立了人的尊严，人作为自由和自己负责的生灵完成了人性的确定，从而使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之中，上帝亦在我们之中。

当我们在信仰中，以行为的方式向上帝询问时，上帝之在已现实地转换为上帝怎样与我在、上帝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因素。康德“批判哲学”对上帝之在所做的全新诠释，完全终结了千年来教会神学关于上帝的母题，为近现代神学指向上帝与个体对话的探讨打下了基础。同时，道德世界的上帝与我的希望中同在，为我于行动中而在又产生了新的精神内涵。由于本体的上帝不可认知，在对话中，上帝依然是沉默的。不过对话者却可以在这一无言的对话中领悟到自己向上帝的询问、倾诉。于是我们无法领悟上帝却领悟到与上帝的对话、领悟到我们对上帝的提问、冀盼和求索。这样，一方面上帝对所有人而言，既是最亲近的，又是最沉重的。上帝既是每一个人本来总愿意并必须言说者，又是人们根本无法言说者。另一方面，对话一方面的永恒沉默又使对话的人在体验自己的对话过程中相信上帝的沉默意味着它是一个未成之物，需要主体不断地建构，这又使人们为完善心中的上帝永远走在道德自由的旅途之上。

上帝之在不可认知，始终沉默，而我们与上帝的对话又无法借助日常语言。所以与上帝对话，以此使存在于本体界的上帝影响我们经验生存的过程只能理解为对上帝的一种特殊的思。这种思不仅不是思维和概念性思想，相反是对思维和概念性思想的限制。这思有如黑暗中的光明、天穹中的星斗，它使我们在经验中、在行动中直悟到上帝之在，洞彻到上帝与我们的共同精神内涵。可见这思是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的生命直觉。在这关涉生命价值的直觉的信仰之思中，人们极有可能真正接近到日常经验之后的生活价值和存在意义，使人们从经验欲望的生存渊薮中醒悟过来，并在醒悟中理解人的此在。当然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启蒙的近代思想家，康德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很模糊，也许只是一种直觉。

在康德那里，信仰之思与上帝的对话使本体的上帝通过对至善的行为追求显现在个人的自我经验之中，显现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出现在经验中的并不一定起于经验，亦不一定源于经验。显现是人对上帝之在的询问中生发出来的，思蕴意着上帝成为现实人生的深层向度中的主题，成为“人类超越自己的那种东西”〔13〕。康德一再重申，上帝在经验中的意义显现只关涉个体的精神体验和道德行为，决不能象世俗教会那样，将之理解为某种集体意志、团体主张，视为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想。上帝在经验中显现的真实性必须在个人追求自由良知、道德至善的实践经验中在个人之在的一切价值标准之上才有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指出，人与上帝相遇、对话的历史意义亦不是千年来教会的“历史强权”，而应是个人投入历史的同时又超越此在历史之外，为人们脱离奴役、追求自由、根除痛苦这个有史以来的时代标志的良知在奋斗。

当人与上帝对话，人在心中相信上帝之在的意义时，人的道德行为便是一种向上帝的无言祈祷，道德就在作为人的心灵独白的表达同时亦为与上帝对话的体验。此时，人亦完成了反思。反思是近代以来所有文化的共同任务。康德以为，追本溯源，反思上帝之在本身意味着人类对自我之在的反思。人的本质是自由、是理解，人面对上帝、解释上帝就在面对自我、解释自我。在解释中，谁真正相信了上帝，谁也就相信了自己和其他人心底深处的人性的真实存在。其实，我们所以要用上帝来解释自己，无非是我们心灵世界之谜太深奥，无法用思想与语言来表达罢了。当我们坚信上帝之在，并且用道德行为维护这种坚信时，我们也就扬弃了自己的异化之性，超越了自己，人也就领悟到我们正向上帝敞开，上帝也正接纳我们。我们的尊严以及属于我们的真正需求亦就与没有上帝时完全不同了，我们成为精神之在，成为自我理解之在，成为自由之在了。因此，康德说道，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在上帝之中，人懂得了应做什么和应该希望什么，“人成为道德法则的主体”〔14〕，成为值得赞美的理性自觉之在。

康德对世俗宗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否定了在经验世界营造上帝的传统，杀死了一个统治现世千年之久如同残暴君主、专制父亲一般的上帝，让人们有了与属于自己的上帝相逢的机遇并为人们找寻到自由的生命希望，这一切具有着巨大的意义。一方面，这深化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欧洲启蒙运动，为争取社会自由的启蒙运动增添了信仰自由的思想深度，为人们推翻封建主义官方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颠覆经验界的上帝统治也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扫平了道路，使人们可以在现实经验世界中自由地解释自然，科学地认识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更重要的是，康德此举也使人们在发展科技、征服自然的同时，为精神世界、尤其为人类良知、信仰保留了坚固的寓所，正象康德所说的那样，在经验的现象界放逐上帝就是使人们在精神的本体界更好的遵奉上帝。这又为人类防止技术异化、道德沦丧，使人们在更真实、更有益的境况中与上帝同在创造了良机。康德的这些思想又使上帝怎样在的问题得以凸出，成为近现代宗教界最关注的理论主题之一，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宗教价值的认识。

注释：

〔1〕〔2〕〔3〕〔4〕〔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07年版，第361、376、359、152、386页。

〔6〕〔7〕〔8〕〔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132、158、126页。

〔10〕〔11〕〔12〕〔13〕〔14〕《康德书信百封》，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3、43、8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