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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生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十分让人印象深刻：“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
著名的文艺青年们都是怎么死的文/七叶厌女症患者：“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一般来说，文人多情。 斯特林堡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一名直男作家，在多情的同时，他还同时兼具着另一个著名的特性——厌女症。 这使得他一生中经历了三段失败的婚姻，并且每次都深受其害。 他是这么说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痛苦的就是爱情！最高贵的和最低贱的就是婚姻和家庭。 一言以蔽之——痛并快乐着，最终还是痛着。 这里插几句斯特林堡的介绍：他是生于瑞典的剧作家，欧洲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表现主义戏剧”这个词可能比较陌生，姑且做一个不太严密地近义替换吧——“意识流文学”。常言道，中国国宝叫熊猫，瑞典国宝叫斯特林堡。他被称为“瑞典的鲁迅”。当然，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没听过，基于作品可能红，编剧很难红的定律，不妨提两部他比较广为人知的剧作吧：《朱丽小姐》，《一出梦的喜剧》。 要追溯斯特林堡在爱情中“痛并快乐着，最终还是痛着”的心理状态来源，大概还得从他幼年时期说起。如我们所知，家庭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来源，而父母往往决定了子女未来的爱情观。1849年1月22日，斯特林堡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著名的病症也以这个地方命名，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受虐狂的病症特点与他的爱情遭遇一致得简直不像是巧合。斯特林保父亲是名没落的船舶经纪人，母亲则是个女佣，家境贫困。后来母亲早逝，继母待斯特林保十分刻薄，从某种程度上，大概也就在他心中埋下了“厌女症”最初的种子。 青年时的斯特林堡便对两性关系持消极观点，他认为两性间的战争状态是生活和婚姻的基本法则。这个观点获得了和斯特林保同被称为“疯子”大哲学家尼采的赞同，后来，俩人在观点相近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段友谊。 斯氏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发生1875年。那年，他第一次见到未来的演员西里·冯·埃森，结果对她一见钟情。他不顾埃森当时仍处在一段婚姻关系中，陷入对她狂热的爱恋。俗话说，没有拆不散的情侣，只有不努力的小三，为了促使这位迷人的男爵夫人离婚，斯特林堡颇下了一番苦功。但其实文艺青年追求人的方式是很单调的。土豪能为喜欢的人买包买车买房，工匠能为喜欢的人做出各种小礼物，而作家们能为喜欢的人做什么呢？作家们只能给她们写点东西。斯特林堡为埃森写下了许多矫情肉麻的情书，最终竟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看来文艺青年在当年行情是比现在要好的。 与埃森结婚后，斯特林堡开始走霸道总裁风——斯氏要求埃森出演他戏剧《朱丽小姐》的女主角，导演反对，他险些炒掉导演。显然，这是一次由编剧完成的变相潜规则，毕竟在那个年代，编剧还是有些权威的，导演还是没那么权威的。 顺便提一句，《朱丽小姐》是部自然主义的剧作，当时斯氏还没有抑郁到走上表现主义的道路。“自然主义”这个名词可能对许多人也有些陌生，这里再做一个不等同的近义词替换——“现实主义”。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其本质风格是一致的。 在斯特林堡眼里，埃森一个是一个“女神”一般的存在，他觉得“小埃是我见过最单纯善良的人”，却没想到，有一天，小埃从神坛跌落了。 事情要从斯特林堡遭受的一次事业重创说起。他在小说里嘲笑易卜生，又攻击“最后的晚餐”，而众所周知，每个国家都有一种类似于广电局的存在——显然，这两件事没有一件是“广电局”能忍的。因为这件事，斯特林堡被起诉，他被迫回国，虽然被判无罪，但是心已经很累了。再加上经济条件的恶化，贫贱夫妻百事哀，他和埃森之间的吵架频率直线上升。斯氏惊奇地发现，曾经“最单纯善良”的小埃，在这些争吵中表现出来的根本是一个泼妇。最终，1891年，他们结束婚姻关系，前后历时十三年。 这次婚姻失败对他有两个直接影响，一是让他在之后的七年里陷入了神秘主义，二是，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 与埃森分手后第二年，也就是1892年，斯氏在柏林遇上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奥地利记者弗丽达·乌尔。他们与1893年成婚。然而婚后不久，斯氏发现乌尔呈现出严重的表里不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心机婊”——乌尔曾试图巴结过许多社会名流，她想打入红人圈子，她有一个梦想，傍大款或者傍名人。结果斯特林堡很容易就上钩了。婚后，她又背着斯特林堡，给他的红人朋友们写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乌尔成功给斯氏戴上了绿帽子——她怀上了一位德国剧作家的孩子。又一次的婚姻失败，让斯氏深受刺激。 刺激的具体表现同样有两个：一是他一度决定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科研工作，梦想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二是，他开始有了“被害妄想症”。 经历了这两次失败的婚姻，斯特林堡的“厌女症”彻底发作，用现在的话说，他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期间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898年他写了《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剧本之一），这意味着他的剧作由自然主义转为表现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陷入爱情。 1900年，51岁的斯特林堡结识了23岁的挪威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并于次年和她结婚。但事实证明，一个精神状态不好的人，连自己都无法支撑，更没有余力支撑爱情。四年后，鲍塞离开了他。离婚后，斯特林堡写成了名作《一出梦的戏剧》，据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 在这段婚姻里，与其说斯特林堡没有能力幸福，不如说，他不相信自己可以幸福，甚至，他害怕幸福。所以，潜意识里他用破坏性的行为实现了他的正确。 一个人永远无法得到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不过，对于斯特林堡害怕幸福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深层里，他害怕自己可能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的故事大概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花开堪弯直须弯，何必非要做直男。 在之后的几年里，斯特林堡一直孓然一身，直到1912年，他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他留了这样一份遗嘱： “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 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逝世。 他人生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十分让人印象深刻： “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 就这样，这个始终用痛苦来写作的文艺青年病逝了——他竟然不是以自杀的方式死去。 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扛着红旗在广场为他送丧守灵。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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