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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富英先生与弟子马长礼、高宝贤、殷宝忠、谭元寿 我与谭富英先生的师徒情 马长礼 我原来是一个夹着靴包搭班演戏的院子过道,能成为后来的“谭徒马儿”,我永远不能忘记谭富英先生和马连良先生对我的栽培和提携。我当时跟着裘盛戎先生的“戎社”一起与谭富英先生的“同庆社”合并组成“太平京剧团”。有一次,我在裘盛戎先生的《铫期》剧中扮演王子,李世奇先生给我编了一段[二黄原板]唱腔,我一唱,观众很欢迎。谭富英先生也听了,在后台见到我就说:“爷们儿,哪天到家里去,我给你说说。”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谭先生给我说戏,我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啊!从此,谭先生看到我在台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总是很认真地告诉我如何不对,怎么怎么改正。当然,他也经常表扬我,鼓励我,给我信心,使我感到一位师长的关怀。 不料,我那年得了肝炎,不能唱戏了。剧团一天发给我一块钱,一个月30元钱,但是按规定只发两个月,就没有了。两个月后我的肝炎仍然好不了,又不能上班。眼看我就要山穷水尽了,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谭元寿大哥给我送来40块钱,说:“我爸爸让我给你送点钱。”且不说这40块钱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只说明我病得这样,人家想着我呐!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那么大的艺术家,惦记着我一个贫病交加的夹靴包的,谁能不感动啊! 后来我给谭先生磕头拜师,得请客花钱呀。谭先生知道我的经济状况,连请客带摆桌,请那么多大艺术家,到那么高级的饭店,都是谭先生自己掏腰包,都是谭先生的面子。更让我感动的是拜师以后,我不知道谭先生怎么知道我喜欢杨宝森先生的艺术,就问我:“长礼,你不是喜欢宝森的东西吗?”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拜了谭先生,不学谭派,却要学杨派,这是犯忌讳的呀。我以为他老人家要生气呢,当时问得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很平静地说:“我给你打个电话,你直接到他家去学吧,剽儿学不好。”说完,他就给杨先生通了电话。电话中说:“三弟,我有个学生,非常喜欢你的戏,你可得给他好好说说。”挂上电话就告诉我地址,还教我怎么跟杨先生说,我就一个劲儿地答应着。临出门时,谭先生嘱咐我说:“见了宝森要叫三舅。”从此我就开始了跟三舅学戏的过程。1958年2月10日,一大早我赶到杨宝森先生家,师母谢虹雯告诉我,杨先生走了!我跑到杨先生的房间,看到先生已经躺在床上,我当时痛哭了一场,真是伤心欲绝。就赶紧给谭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说:“先生,我三舅没了。”很快,谭先生就赶来了,直奔杨先生的床前,掀起白色的床单,叫着“三弟”,泪流满面。都是在一个舞台上唱老生的,都说同行是冤家,可是我在谭先生那里看到的是他那纯洁的品德,真挚的情感。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啊! 在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郑重地献出一盒我珍藏了30多年的老师教唱《法场换子》录音。那是1969年,我们住在虎坊桥京剧团宿舍,一天早晨,谭先生来找我,让我请来李慕良先生,说要教我一出《法场换子》,当时正是“四人帮”在我们样板团控制得最紧张的时候。我赶紧把窗帘拉上,用棉被再把门窗堵上,才请他开始教唱。在教唱前,他特别说明这是余叔岩老师的创造,是杰作,是王瑞芝先生亲自教给他的。因为这段唱腔非常讲究,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有必要传下来,也许对我们今后创作现代戏会提供一些借鉴。大家知道,王瑞芝先生原来是余叔岩先生的琴师,后来又是言菊朋、孟小冬与迟世恭先生的琴师。上世纪50年代,由陈少霖先生联系由上海回到北京,成为谭富英老师的琴师。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学习这段唱腔,对大家有所裨益。 中国京剧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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