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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处不哲学”编辑 文/威廉.巴雷特 译/段德智 来源/摘自《非理性的人》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扼要地说——已经进入了他历史上的世俗阶段。 ●他被三重地异化了：不仅对于上帝、对于自己是个陌生人，而且对于提供他物质必需品的庞大社会机构也是个陌生人。 ●而他的存在的其余部分充其量任其自然——通常被弃置到意识表层下面而被忘却 社会的理性安排
在人类历史上，亦如在人的个体生活中一样，小的发端的意义只有在其完结时才最终为人所认识。就世俗伦理观而言，正如现代历史学家一再表明的那样，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十分吻合。几个世纪以来，新教和资本主义携手并进，蹂躏并重建地球，征服新的大陆和领土；而且，总的说来，还似乎以胜利者的姿态证明这地球本身就是热忱和勤奋可望报偿的理想的幸福地。即使在19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成功地营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的贫民窟时，英国人麦考莱（英国历史学家、诗人及政治家，著名的《英国史》的作者。——译者注）还是能够沾沾自喜地说，新教国家最有生气和最繁荣昌盛，很可以把这个事实看作他们宗教优越的一个标志。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整个现代历史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他把现代历史的中心过程说成是人类生活组织的不断理性化过程。也正是必须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崛起；资本家由于具备创业和算计头脑而从封建社会脱颖而出，他们必须理性地组织生产，以便获得收益高于支出的有利可图的赢余。封建主义是具体的和有机的，在这种制度下，人总受到土地意象的支配；而资本主义在精神上却是抽象的和算计的，并且割断了人同土地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随这种为追求效益而合理组织经济企业的必要性而来的：工厂劳力的集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职能的细分；城市人口的剧增，连同由此成为必要的技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控制生活；以及用精心设计的五花八门的广告，群众的压力，甚至用有计划的社会学研究来合理地控制公众需求的企图。因此，经济企业合理化过程根本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并且笼罩了整个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在我们时代，在地球的广大地区，已经让位于一种由国家接管过来的完全集体化的形式，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有关的人的基本问题。这种集体化，如果再加上一个为野蛮警察组织所支持的国家神秘人物，就变得更其激烈了，集体化的人，不管他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都依然只是人的一个抽象的片断。 当今时代的人以过去时代的人完全不及的抽象水准生活，我们对于这项事实已经习以为常，乃至忘却它，对它熟视无睹。现在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只要受过普通教育，都可以敏捷地解决基本算术问题；要是让中世纪的数学家——专家——来做的话，想必要花费几个小时。无疑，中世纪的人在写出计算结果时还会一起写出整个演算过程的精确证明；现代人对自己在干的事情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能够顺当有效地运用那些抽象观念就行。今天，普通人都可以回答复杂的问题，填写税单，从事复杂的计算，中世纪的人从来没想到要做这些事情——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大众社会里一个负责公民正常的例行公事而已。机械技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凭着这种能力，他改变了这个星球，消除了空间距离，并使世界人口增加到三倍。但是，这种能力和人们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其否定的方面，这就是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焦虑时，无根、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空寂感，便一齐向他袭来。 现代社会的纯粹经济力量也同样对人具有两重意义。生产的合理安排使得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有了可能。不只是大众物质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得到满足，技术也发达到足以产生新的需求，而且也同样能够予以满足。汽车，收音机，现在再加电视机都成了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时代的生活非常外在化。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但是对新奇事物也贪婪多了。通讯设备几乎可以同时把地球上某一地的新闻传到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阅读日报的三四个版面，收听广播新闻，或是夜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明早的新闻。新闻事业成了这个时期的巨神，而这些神们又总是恶魔般冷酷无情地对待他们的仆人。新闻界既然正在成为一种精神的王国——正如基尔凯戈尔在一个世纪前以惊人洞察力所预言的——便能够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靠第二手信息处理生活。信息通常只是半真半假的报道，而且“广见博识”也替代了实在知识。更有甚者，通俗报刊的活动范围现在已经延伸到先前视为文化要塞——宗教、艺术和哲学的领域里了。每个人都装了一脑袋袖珍文摘四处乱逛。新闻事业越是有能力和现代化，它对民众心理——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威胁也就越大。把二手货和实在事物区别开来，这件事越来越困难，直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忘掉还有这么一种区别。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括方式。至于那隐藏在这些外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独特的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了一片阴影或一具幽灵。 卡尔.雅斯贝斯在他的《现时代的人》一书中十分全面地诊断了现今社会里的一切使人丧失个性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几乎无庸赘述了。雅斯贝斯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努力使个人觉悟到，即使面对着现代趋向标准化的群众社会大潮流，仍然有可能过上本真的生活。雅斯贝斯这本书写于1930年，即希特勒当权前三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界大放异彩而经济破产却更趋严重的战后年代末叶。因此，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现代生活大威胁和大期望这种双重情绪。雅斯贝斯是这样一代欧洲人中的一员，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刚刚进入成年期的那一代欧洲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他们对整个欧洲及其文明看法变化的转折点。1914年8月是现代西方史上的一个关键日期，一旦过了这个日期，我们就直接面对了当代世界。我们已经讲过，现代人由于具有支配物质世界的力量感而从中世纪涌现出来，但是时至今日，他的这种力量感却转向了反面：人在他能够发动但控制不住的“旋风”面前萌生了一种虚弱感和被遗弃感。这种危险的感受持续不已，且日趋强烈，而我们这代人也认为它是对人类世俗力量爆炸性质的神奇的觉察—— 可惜的是，现在既然有了原子武器，我们也就必须照字面意义来领会“爆炸”这个字眼了。这种觉察，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用以消除中世纪黑暗，并且非常自信地致力于征服自然的陶醉感和力量感，相去甚远；与早期新教坚信自己良心的真诚及其世俗伦理的绝对价值，相去甚远，也与资本主义宣布资产阶级文明的物质繁荣是它的正当理由和目的时所带有的胜利感，相去甚远。 雅斯贝斯是个新教徒，但他却看不出新教教义对人类灵魂的紧张问题有什么终极的解决办法，他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却经历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稳定结构和规范全都解体这样一个时期；他也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一位教授，他从事哲学思考是为了解释人的存在，但他却看出了这种解释只不过是一缕同周围黑暗势力相对抗的、闪烁不定的微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终结的开端。当然，终结常常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而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里能够苟延残喘。然而，我们此处的观点不是与纯粹的社会经济组织相关，而是同这种文明本身全面具体的事实相关，与其明言和未明言的一切价值和态度相关。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这场战争的爆发仅只表明资本主义的破产，表明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危机和流血而继续发挥其功能，那就太肤浅了。1914年8月这个日子的意义要比这大得多，它表明人类的总崩溃，而最能表达这种崩溃的话正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令人毛骨悚然地惊呼出来的：“现在必须把悲惨得难于言表的危险年月一直在造成和意指的一切全盘接受过来。”詹姆斯虽说是个美国人，对欧洲文明的雅致与魅力却有充分的体验，这几乎是他一切作品的主题，但由于这一时刻的突然爆发事件，他心中呈现出了一幅可怕的景象，看到整个欧洲文明的优美雅致竟不过是人类无底深渊表面华丽俗气的装潢。所谓1914年8月是个大崩溃，这是对整个欧洲人而言的，而不只是对财政金融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们的阴谋诡计而言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很贴切地把从1870年到1914年的这个时期说成是实利主义时代：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已经作为民族统一起来了，到处一片繁荣昌盛，资产阶级心满意足地看到一个巨大物质进步和政治安定的时代出现了。1914年8月粉碎了那个人类世界的基础。它揭示出社会表面的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同人类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立足于虚无上的。欧洲人面对着他自己像个陌生人似的。当他不再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所包容和庇护时，他便发现他的“开明”的理性哲学不再能够保证他满意地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使之得到慰藉。 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像许多现代艺术一样)是处于解体状态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论点花了不少精力，却没有真正领会它；不过，这仍然是个事实。这种解体是桩事实，但是，它既不是由存在主义也不是由现代艺术制造出来的。“解体”，也不等同于“衰落”。一个从头到脚都肢解了的社会，或者正在过渡到另外一种形态的社会，同一个沿着自己的轨道顺利运行的社会，蕴含着同样多的给人启示的可能性。个人从社会提供的避难所里被猛地抛了出来。他不再能够以旧有的伪装来遮掩他的裸体。 他懂得了他过去视为当然的东西中，究竟有多少就其本性而言，是既非永恒也非必然的，而是彻底暂时的和偶然的。他懂得了不管那个自我看起来是多么完全地包容在他的社会环境里，自我孤独也是人生无法约减的一面。到了最后，他还是看到了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死亡面前都是孤独的和无遮无蔽的。 不可否认，这些都是令人痛苦的真理；但是，最基本的东西总是从痛苦中学到的，因为除非有一股力量把它们强加给我们，我们的惰性和自鸣得意的贪图舒服便会阻止我们学到它们。看来，人类只有在经历了某种灾难之后，才肯去学习认识他自己；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动荡都使他认识到，他自以为安全可靠的那个人类世界，竟如此脆弱！他领悟的东西实际上始终在那里，隐藏在甚至最健全的社会的表层下面；它的真实性并不因为是其出于一个混乱而灾难的时代而稍有减少。但是，只要人不是被逼，不得不面对这样一条真理，他就决不会这样做的。 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扼要地说——已经进入了他历史上的世俗阶段。他展望着他支配周围世界力量增长的美好前景，精神抖擞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他的关于力量的梦想往往是实现不了的，他第一次发现他自己是无家可归的。科学从自然身上剥掉了人的形式，从而把一个以其浩瀚与力量对人类目的是中性的和异在的宇宙展现给人。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宗教曾经是包容着整个人类生活的机构，提供给它一个意象和符号的系统，使它能表达自己达到精神整体的渴望。随着这种包容机构的丧失，人不仅成了一个被逐出家门的，而且也成了一个片断的存在。 在社会上，亦如在精神世界一样，世俗的目标最终升到了支配地位；经济的合理组织已经增加了人支配自然的力量，而且，从政治上看，社会也已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讲究功利，更加民主，并且也造成了物质的丰富与进步。启蒙时代的人曾预言，理性将无止境的胜利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在这里，理性已经受挫于它的对立面，受挫于层出不穷又预料不到的实际事物——战争、经济的危机与脱节、群众里的政治动乱。再者，在一个官僚化的、非个人的大众社会里，人的无家感和异化感更趋强烈。他已经开始感到，甚至在他自己的人类社会里，他自己也是局外人。他被三重地异化了：不仅对于上帝、对于自己是个陌生人，而且对于提供他物质必需品的庞大社会机构也是个陌生人。 但是，最糟糕又最终极的异化形式(事实上其他形式都导致它)，乃是人同他自己的自我的异化。在一个仅仅要求人胜任他自己特殊社会职能的社会里，人就会变得和这种职能等同起来；而他的存在的其余部分充其量任其自然——通常被弃置到意识表层下面而被忘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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