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召到太常府，向桓荣行弟子礼。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进门后，往往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乃去。当朝皇帝对桓荣如此，所以“诸候、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
《礼记·乐记》中说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天理就是良知，就是仁。人天生本有明德，良知人本来就是莹彻的，只是经过后天习染，很多人的天良被私欲蒙蔽了，这个时候修身不过就是“去私归公，复其天理”罢了，以此，后世的儒家大师都强调人若想要在道德修养上有所升华，其根本功夫就在“去人欲、存天理”上，这里的人欲不是人的自然欲望，——比如饿了要吃饭等，而是指人的分外嗜欲，私欲，比如人没有饿，却馋了，想要多吃，或是饿了自己不想劳动却想抢别人的吃。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jī）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王阳明全集》中弟子们也说他：“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徐爱问：“《朱熹章句·序》中'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从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来看，此话似乎不妥当。” 先生说：“正是的。心亦一个心。没有夹杂人为因素的称道心，夹杂人为因素的称人心。人心若能守正即为道心，道心无能守正即为人心，非人生来就有两颗心。程子认为人心即私欲，道心即天理，如此好像把道心人心分离开来，实则是领悟到了一个心的意思。而朱熹认为以道心为主，人心听从于道心，如此真正把一颗心分为两颗心了。天理、私欲不能共存，怎么会有以天理为主要，私欲又听从于天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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