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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子”终于结束陪跑，拿下奥斯卡影帝，终结了一个陈年滥哏。一周时间过去了，当时的热闹依然在耳畔缭绕。这样的话语狂欢造成的外部效应往往直接而强烈。先不说远的，本届最佳女主叫什么来着的？最佳影片又是讲什么的？小李子的段子里可没有。
最佳影片叫《聚焦》，没哏，严肃又沉重，讲的是美国记者揭露教会人员性侵儿童的故事，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我对它印象极深。核心真相令人发指，叙述方式却比较克制。影片中没有类似“因为我是个记者”这样矫情的台词，但“记者”们对待采访对象、对待线索证据的态度，都表达着他们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同。
“我是谁”由身份决定，也由态度决定。
一个74岁的老教授打印出一页纸的“检讨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了出来。在标题里直言自己是“终点线上的失败者”。他因为看错了课表而旷了课，自责无比。
这件小事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我想主要因为教授的真性情。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在当今还是有那么点稀缺的。“检讨书”不长也不花哨，满是恳切，从失误疏忽反思到“工作责任心上存在隐患”，还主动要求在学院公布检讨、扣除自己这学期的劳务津贴。按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的逻辑，这个年逾古稀的教授的较真劲儿大概“很傻很天真”。一个退了休的老教授，真有人会跟他计较一次无心的旷课么？
你别说，许多美好品质，还真是容易随着年龄丧失。新版的《小王子》电影里，曾经善良纯真的小王子长大后被成人的世俗世界“收编”，成了商业社会的一个零部件，还是不大中用的零部件，独一无二的玫瑰早就被他抛诸脑后。还有比这更让人悲伤的故事么？
态度与责任心是可以超越年龄的，年龄的增长能带来更多的知识、更丰富的经验、更懂得世故的头脑，态度与责任心却无关算计，反而容易受到利弊权衡的干扰。老教授说他从教五十年来从未犯过这样的低级事故，“晚节不保”的慨叹中，也饱含着职业感的尊严。对维系职业认同而言，态度与责任心不能被知识与技术替代，而且常常更为关键。
前几天看到一个“虎妈”给她九岁的“小P孩”制定的作息时间表，密密麻麻的学习计划让我忍不住为“别人家的孩子”操心。陷入满是“知识”、“技能”的学习安排，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么？
《小王子》里，小主角的母亲把女儿的人生计划精确到了每一分钟，但真正让她成长的，是隔壁孩童般异想天开的飞行员、小王子的朋友。最后，她解救了小王子，也找回了自己。
到北方之后学到一句话：怎么就这么寸呢？用“寸”形容“点背”，听起来真是脆生生。
福建男子陈建忠一定很能体会这句话。他因为和一个嫌犯同名同姓，被羁押了整整17个月，今年2月，终于等来了赔偿立案通知书。这事儿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法庭上：一起受审的同案犯说，此陈建忠并不是和他们一伙的那个陈建忠。
关于这桩案件，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连“我是谁”这个基本问题都没被证明清楚，对陈建忠的起诉是如何成立的呢？我承认这样提问有些装憨。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假定有罪。无罪推定等基本原则被无视，对口供的畸形依赖就会如幽灵一般停留在取证过程中。“证据”是什么、怎么得来，并不难猜想。冤屈总附着在相似的逻辑链条上。
陈建忠有不少一样“寸”的同病相怜者，他们都被自己的名字“坑害”，没法证明自己就是自己，不是那个嫌疑人：有人被抓错释放后，“犯罪”记录却一直挂在网上；有人“被犯罪”一次之后，又无辜“二进宫”，只因为信息没更新；还有人和真凶差了十几岁，差别不难辨识，却愣被羁押了十几天，还好同名真凶自首了，不然能不能自证清白还真不好说。问题总是出在某一个环节、某一个程序，它可能很微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逆转。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18次问答半数问题涉及立法。“法治”早就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显性议题。仅靠立法机关的顶层设计，法治自然不能自动抵达。想想这些“寸”到家的倒霉蛋，也并不是没有保护他们免于冤屈的条文规定，但没有防备，“宿命”就这么降临。
把这些“寸”的遭遇拆解开来，傲慢或疏忽，都有可能导致错误、酿成悲剧。处于公共机构每个环节中的人，若不能始终怀有对个体尊严与权利的敬畏，难说就会不自觉化身导致雪崩的那片雪花。
前几天和同事讨论起“地铁蹲”的话题，他的忧虑很“终极”：这事儿万一和那桌年夜饭一样，最终被证明是假的呢？这事儿目前倒还没人去考证。热点话题动辄反转，评论员心再累，也不得不保持审慎的警觉。
把事情抽象到一个话题：女孩子蹲着等地铁，是“没教养”的表现么？这个话题能引起争论，是因为它浑身都是可被触发的机关。比如，如何定义“教养”？如果“女孩子”换成“男孩子”，会有什么不同？
同样在地铁，另一个版本的“蹲”却在一阵“怜惜”之后，被点了个无形的赞。晚上十一点多，两个农民工打扮的男子叉开腿蹲坐在地铁的地上，身边尽是空空如也的座位。发帖的网友表示“揪心”，觉得他们坐地上是怕身上的泥土弄脏了座位。这时候，好像没人关心蹲着是不是有“教养”了。
这两种“蹲”引发的反应不同，却多少都带着YY的成分。“女孩子”的设定未必就一定包含着“如果是男孩我就能接受”的潜台词，农民工蹲地铁的时候可能压根没想那么多，也许就是不羁放纵爱自由呢？谁说农民工就不能有颗摇滚的心。
躲在YY背后的，是模糊暧昧的身份预设，这种预设混杂着性别、阶层等元素，直接影响着人的价值判断。判断依据常常不是稳定的价值观，而是身份的识别和认同。这种现象再正常不过，也未见得多有害，但藏在其背后的、寻找道德优越感的倾向，还是有些让人担忧。就如把贫穷等同于美德、烟熏妆等同于轻浮一样，它容易虚置道德议题，制造观点泡沫。
“我是谁”是个复杂的问题，答案不仅仅是个姓名，还有认同感和价值观，甚至公共制度也会莫名其妙地介入其中。这大概是焦虑时常涌现、难以断绝的原因。可能没有一种速效药，能让身份焦虑症药到病除。毕竟，认识自己总是伴随痛苦，对个人如此，对社会也一样。 （文/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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