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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荣昌县发生了一起全县屠工反抗增加生猪屠宰税的罢工罢市正义斗争。此一斗争得到各界群众大力支持，终于取得胜利，将县公安局长尹坦驱逐下台。 那时，荣昌县的屠宰行业每宰一只猪要交屠宰税大洋5角，交自筹屠帮活动经费2角，屠工们的负担己经很重。但县公安局长尹坦为了搜刮更多民财，擅自规定每宰一只猪再增税2角。此次增税不仅减少了屠工们本来不多的收入，也增大了消费者的负担，激起全县屠业人员的愤怒和全县人民的同情。当时作为荣昌屠工会领袖的热血青年谢用昭领导了屠工抗捐斗争，经屠帮几位热心领导人共同决定发动和团结全县屠业人员据理力争，印制吁请取消增加屠宰税的《快邮代电》诉诸社会。 5月18日，尹坦率领如狼似虎的警丁多人，悍然逮走承印《快邮代电》的荣华石印馆股东李荣登。5月19日又逮捕反增税斗争骨干屠帮会首谢兴发、张泽江二人，企图把屠工们愤怒之火压下去。 反增税斗争的骨干多人被捕后，屠帮大会立即通知各乡镇屠帮派出代表到县城开会筹商对策。到会代表200余人群情激愤，决心抗争到底。所有屠工代表都集中住于县屠工学校和外西街一家栈房里，组成劳工请愿团，大量印发《荣昌全县屠帮劳工请愿团宣言》。宣言指出：“我业屠劳工，贫寒彻骨，不能担此重负，何能隐忍承受，故处此积威之下，不能不作伸张民权之运动。”宣言提出取消非法增加屠宰税，立即释放被押人员两项要求。 屠工们的正义要求被尹坦一口拒绝。屠帮大会决定，全县各场镇屠宰行业立即罢工罢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各场镇屠帮代表会合县城屠业人员数百人，每天上、下午都在县城大街示威游行、宣传，获得全县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尹坦原为一作恶多端的市井无赖。1920年曾充任滇军在荣昌的警备队长。滇军败走，又将所有民枪拖到永川被防军提走。1924年在仁义场周家寺私造枪支，将该寺焚毁，又借故敲诈梁某大洋900余元。在他得任荣昌公安局长期间，苛征茶馆、栈房、红炉、烟炉、红灯(即鸦片烟馆)等捐费，其恶行为县人所痛恨。地方名流前清凛生张春台将尹坦名宇形象地称为“丑旦”，又将国民党的“党”字和“局”字的字形编成对联：“和尚脑壳黑心子(党);尼姑面目狗肚皮(局)!”刻划入骨三分，使人笑出眼泪。 5月28日，以张春台为首的荣昌各界知名人士150人，联名发出支援屠工正义斗争的《快邮代电》指出：“该坦未经委任以前，我邑以凋弊余生，犹能各安生理，自尹入局以来，骚扰百端，以公安为名，其妨害公安者莫此为甚。公民等虽处此积威之下，不忍忘切己之灾，是以大声疾呼，同抒公愤。敬乞当道诸公主张公道，将该尹炬撤销归案，治伊杀人拖枪，违法朦充弄权之罪。阖县顶祝无暨。” 屠工六天罢工罢市，全县城乡居民吃不到肉，饮食行业关门停业，到荣昌做生意的客商纷纷离去。本为产猪大县的荣昌，猪源流向隆昌李市、周兴、石碾、界石，内江平滩、石子，安岳元坝，大足铁山坪、珠溪、邮亭，永川永兴、罗汉等场镇。原本可以收到的屠宰税也分文收不到了。 荣昌屠工在反增税罢工斗争中，一方面向荣昌县政府提出反对增加屠宰税的正义要求;同时具文报告省屠工会请求支持。省屠工会为此致函荣昌县政府，指出荣昌县政府擅自增加屠宰税违法，必须保障屠工的根本权利。省屠工会的支持，有力推动了荣昌屠工反增税斗争。 罢工罢市到第六天，荣昌县政府只得同意屠帮大会的全部条件，撤销违法增税，释放被押人员，为他们披上红绸，大放鞭炮送回屠帮大会所在地屠工小学，沿街挤满了热烈欢呼的围观群众。屠工们也欢欣鼓舞燃放大量鞭炮庆祝胜利。 6月17日，重庆《新蜀报》以《局长让步，屠商复业》为题报道说：“华洋社荣昌特约通信。荣昌公安局长尹坦勒抽肉税，激励屠工罢市，业志昨日通信。兹探将该尹局长见公民亦起而反对，空气不佳，深恐影响饭碗，乃要求商会某君出作调人，如屠商能照常营业，彼愿让步，仍照原案征收。屠商已达到圆满目的，亦不愿走极端，昨全县屠商巴一律恢复营业。”后不久尹坦即被撤销县公安局长职务。 荣昌县屠帮大会反对增加屠宰税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减轻了负担，教育了群众，锻炼了骨干。当时中国共产党荣昌县特支已经成立，积极支持了荣昌县屠帮大会的反增税罢工斗争，并在1929年9月将领导此一斗争的骨干分子谢用昭吸收为党员。1930年在党的领导下将屠帮大会改组为荣昌县屠工会，谢用昭任主席并担任屠工小学校长，还担任了中共荣昌县委常委，县委即设于屠工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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