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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人们谈到“人性”时，从根本上说，即是说人性使人与自然分离，使人有别于自然。但是这种分别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然的”品质和恰当地被称为“人的”品质不可分离地同生同长。拥有最高贵卓绝的才能的人是自然的，他自身具有她那可怕的双重性格。他那一般被认为是可怕和非人性的能力或许确是肥沃的土壤，仅由此就能够萌发出感情、行动和作品中的所有人性。 因此希腊人，古时最具人性的人，他们本身就有一种残忍的特性，以貔虎似的乐趣进行毁灭：这种特性，在希腊人被放大的怪诞形象——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是如此地显而易见；然而，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上，也如在他们的神话里，这种特性必定会使我们这些遭遇孱弱无力的近代人性概念的人感到惊骇。当亚历山大将加萨城的勇敢的保卫者巴提斯的双脚钻穿，将他活生生的躯体绑在战车上，拖着四处跑，让他的士兵对他加以嘲弄时，这不过是一幅令人厌恶的阿基琉斯的讽刺画，后者在夜里以相似的拖曳凌辱了赫克托尔的尸体；但甚至这种特性对我们来说也是某种冒犯，某种会引起恐惧的东西。它使我们得以一窥仇恨的渊薮。我们以相同的感情看待两个希腊党派血腥和无餍的自相伐戮，比方说，在科西拉革命中。在城邦之战中，当胜利者根据战争法处死所有男性居民，并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我们看到，批准这样一条法律表明，希腊人认为很有必要让仇恨不可阻挡地发泄出来；在这时，被压制住的膨胀的感情释放了自身；貔虎腾跃而出，可怖的眼里迸射出一种纵欲的残忍。为什么希腊的雕塑家在数不尽的雷同之作里反反复复地描绘战争与搏斗，那些拉长的人体，因为仇恨或胜利而得意忘形，肌肉紧绷；受伤的斗士因痛苦而扭曲，或者那些喉咙里发出最后的呼哧声的垂死之人？为什么所有的希腊人都会对《伊利亚特》里的战斗场面欣喜若狂？恐怕，从“希腊风尚”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他们的理解还很不够，而且一旦得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们，我们甚至会感到不寒而栗。 但是，孕育了希腊文明的荷马世界背后隐藏着什么？通过那极端艺术化的精确性，以及那些宁静纯洁的诗句，我们已然被举升到远离纯粹的材料融合的高度：它的色彩，通过欺骗性的艺术手法，显得更加明亮、更加柔和、更加温暖；它的人物，在这彩色的、温暖的光照下，显得更美好并且更富有同情心——但是，假如我们不再受到荷马之手的引导和保护，往后迈进前荷马世界，我们会看到什么？惟有黑夜和恐怖，我们迈进了一种习惯于惊怖的幻想的产物。尘世的存在物在令人生厌和畏惧的神谱知识上得到反映：一种仅仅受黑夜之子支配的生活，斗争、情欲、欺骗、衰老和死亡。让我们想象一下赫西俄德诗里令人窒息的空气，愈积愈浓厚，愈来愈黑暗，得不到舒缓与净化，从德尔斐和神祗的居所向希腊倾泻！如果我们把这厚重的波奥提亚空气和伊特鲁里亚人的阴沉纵欲相混，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将会从我们身上榨取出一个神话世界，在那里，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和提坦神们的抗争将作为一种宽慰呈现在你面前。在这冥思的空气中，战斗是拯救和安全；胜利的残忍是生命荣誉的顶峰。正如事实上希腊法的理念是从凶杀和凶杀的赎罪发展而来的，更高贵的文明也从凶杀赎罪的祭坛上取得她第一个胜利的花环。在这个血腥时代的背后延伸着一条沟渠，在希腊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俄耳甫斯和缪塞俄斯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仪式展现了一个兵争与残忍的世界之未受干扰的景象导致何种后果——导致对生存的厌恶，导致将这种生存看作一种惩罚，必须忍受直至末日的观念，导致将生存等同于负债的信念。然而这些特定的结论并非希腊人所特有的；就此而言，希腊大体上是与印度和东方相通的。希腊的天才已经为此问题准备好另一个答案：一种进行着战斗和胜利的生活意义何在？并且以整个希腊历史的广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后者，我们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即希腊的天才承认存在着这种可怕的冲动，并且认为它是正当的；反之，在俄耳甫斯思想的这一阶段，包含的信念是以这种冲动为根源的生活不值得过。斗争和胜利的欢乐得到认可；将希腊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分开的，莫过于他们赋予某些伦理观念以色彩（这些伦理观念正源自于此），譬如厄里斯（不和女神）和嫉妒。 旅行家泡赛尼阿斯在希腊四处漫游时，曾拜访过赫利孔，人们向他展示了希腊人第一部教诲诗，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的一份古老的抄本，写在几块饱受时间和天气摧残的铅板上。尽管如此他还是辨认出一点东西，即有别于常见的抄本，诗的前面没有那首小小的宙斯颂，而是直接以如下的陈述开始：“大地上有两位厄里斯女神。”这是希腊最堪瞩目的思想之一，值得刚来到希腊伦理门口的新人立即铭记心间。“人们会赞美其中一个厄里斯，正如人们会谴责另一个，如果人们有理性的话。因为这两位女神性情殊异。其中一位，那残忍的一位，煽动罪恶的战争和纷扰！没有人喜欢她，但是依据人类的命数，由于需要的束缚，人们还是敬奉这位沉重不堪的厄里斯。她是较年长的一位，诞下黑夜。然而，统治天庭的宙斯在大地的根基和人们之间安置了另一个厄里斯，这个厄里斯要好得多。她甚至催促欠缺技巧的人投身工作，并且如果缺少财产的人看见富裕的人，他就会急忙以相似的方式进行播种、栽植，收拾屋子；邻居与争取财富的邻居竞逐。这位厄里斯于人有益。陶工对陶工怀恨在心，木匠与木匠作对；乞丐嫉妒乞丐，歌手嫉妒歌手。” 这里论及“陶工同行间的仇恨”的最后两句诗对我们的学者们来说显得不可理解。根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谓语“怀恨”和“嫉妒”只合乎那位邪恶的厄里斯的天性，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诗句是伪作或者是偶然篡入的。必定是由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个有别于希腊伦理体系的伦理体系的启发，这些学者才作出这个判断；亚里士多德在这些献给善良的厄里斯的诗句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冒犯之处。而且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与我们不同，所有古代希腊人都想到怨恨和嫉妒，并且赞同赫西俄德，他首先指出一个邪恶的厄里斯，她令人们在灭绝一切的敌意战争中互相残杀，其次赞扬了另一个善良的厄里斯，作为猜忌、怨恨和嫉妒，她激励人们投身活动，但不是投身于殊死搏斗一类的活动，而是投身于竞赛活动。希腊人爱嫉妒并且认为这种品质不是污点，而是仁慈的神明的惠赐。我们和他之间的伦理判断横亘着一道怎样的深渊呵！因为他嫉妒，所以在在一切荣誉、财富、显赫和好运过多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一位神明嫉妒的眼光落在他身上，他害怕这嫉妒；此情此境中后者使他想起每个人命运的短暂；他为他的幸福感到忧虑，于是献出其中最好的部分，在神的嫉妒面前卑躬屈膝。这个想法并不会使他与他的神祗疏离；恰恰相反，他们的重要性通过如下思想得以表明：对其他一切生物心里燃着嫉妒之火的人，不许贸然与神竞争。在塔米里斯和缪斯的斗争中以及玛绪阿斯与阿波罗的斗争中，在尼俄柏动人的的命运中，显示出人与神，这两种永远不得互相争斗的权力的可怕敌对。 然而，一个希腊人愈是伟大和崇高，他体内野心勃勃的火焰就燃烧得愈旺，吞噬着每个与他跑在同一道路上的人。亚里士多德曾罗列了一大堆这类竞赛的名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甚至一名死者也能引起一名生者的强烈嫉妒；譬如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科洛丰的克塞诺芬尼和荷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理解对诗人民族英雄这种攻击的全部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够想象（与后来的柏拉图如出一辙），这种攻击根源在于攀上被打倒的诗人的地位并且继承他的名声的热切愿望。每个伟大的希腊人都把竞赛的火炬传诸后代；每样伟大的德性都点燃了新的火光。当年青的地米斯托克利因思及米提亚德的桂冠而辗转不寐，他那早早就苏醒了的欲望最终在与阿里斯提德的竞争中释放出来，成为他的政治活动的独一无二的、纯然本能的天赋，这正是修昔底德为我们所作的描述。下面的问题和答复都是多么地典型：当伯里克利的一个有名的对手被问到，城邦里最好的摔跤手是他还是伯里克利，他回答说：“就算我把他摔倒他也否认他已经倒下，而且总能达到目的，说服那些看见他倒地的人。” 如果人们想看到这种不知羞耻的情感的天真表达（这种情感即为了避免城邦福利遭到威胁，有必要进行竞赛），人们就应该想一想陶片放逐法的原初含义，比方说以弗所人在放逐赫尔谟德尔时宣告的。“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是最优秀的；假如有这样的人，就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到别人那里去”（赫拉克利特）。为什么不能有人是最优秀的呢？因为如此则不再有竞赛了，希腊城邦的永恒生命之源就要遭到危险。稍后陶片放逐法完全接受另一种关于竞赛的境况；当以下这种危险近在眼前时，便可以使用，即当参与竞赛的大政治家和党派领袖之一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感到自身将被迫采取有害的破坏性措施以及可疑的政变之时。然而，这项特殊的制度原先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安全阀，而是作为一种鞭策。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必须被遣走，以确保力量的竞赛得以重新觉醒，这是一个对近代意义上的天才“一支独秀”怀有敌意的思想，它假设在自然秩序中，总会有若干天才相互激励对方投身竞逐，同样也相互保持在适度的界限之内。这便是希腊竞赛概念的核心：它憎恨独裁，害怕它带来的危险；作为对天才的预防，他希望出现——第二个天才。 每一种自然天赋都必须通过竞赛来发展。这是希腊民族教学的需要，而近代的教育家最害怕的莫过于不受约束的所谓的野心。这里人们害怕自私这种“自身的罪恶”——耶稣会士除外，他们与古人意见一致，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能干的教育家。他们似乎相信自私，即个体的元素只是最强大的agens，而它本质上是从它为之奋斗的目标那里获得“善”或者“恶”的属性。无论如何，对古人来说，竞赛教育的目的是全体的福利，是公民社会的福利。例如，每个雅典人都必须在竞赛中进行自我的培养，就此而言它应该最大程度地服务于雅典，尽量减少对它的伤害。它并不像近代的野心那样，一般是无边无际不可估量的；年青人在与别人竞争赛跑、投掷或歌咏时，他想到的是家乡的福利；他想要她的荣誉随他而增长；他将裁判员作为荣誉的象征戴在他头上的花冠献给了本乡的神祗。每个希腊人从幼时起便感到，为了本乡的福利，自己作为一种工具参加到各乡镇的竞赛中，是他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在竞赛中他的自私被煽成烈火，通过竞赛他的自私受到束缚和抑制。因此古代作为个体的人更加自由，因为他们的目标更切近更实在。近代的人，相反总是到处受到无限的牵制，就像埃利亚的芝诺寓言里捷足的阿基琉斯：无限阻碍了他，他甚至追不上乌龟。 但是正如接受教育的青年们在相互争斗中成长，他们的教育者反过来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着竞争。伟大的音乐大师，彼此狐疑猜忌的品达和西蒙尼德并肩行走；在对抗中，智术师这类古代更高级的教师遭遇他的智术师同行；甚至那类通过戏剧的最普遍的教导，也是在伟大的音乐和戏剧艺术家的激烈角逐的形式下被传授给民众的。真是奇绝了！“甚至艺术家对艺术家也怀着怨恨！”一个艺术家令近代人最讨厌之处莫过于他身上的个人战斗情绪，而希腊人却只认可艺术家身上这种个人斗争。某些近代人怀疑是艺术作品的弱点的地方，希腊人却在寻找其最高力量的源泉！柏拉图作品里作为例子的东西具有特别的艺术上的重要性，它们通常是与演说家、智术师和同时代的剧作家的艺术竞争的结果，经过深思熟虑的创造，以便最后他能够说：“看哪，我也能做我的伟大对手所做的事情；我甚至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没有哪个普罗塔戈拉能像我一样创作出这样美丽的神话，没有哪个剧作家能够创作出《会饮》这样一个生气勃勃、引人入胜的整体，没有哪个演说家写过我的《高尔吉亚》里那样的一篇演说辞——而今我却屏弃所有这一切，并且谴责一切模仿的艺术！惟有竞赛才使我成为一名诗人，一名智术师，一名演说家！”怎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眼前展开自身，如果我们要问，竞赛和艺术作品的观念之间是何种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竞赛从希腊生活中取走，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前荷马时期的深渊，满是恐怖的野蛮、仇恨和毁灭的乐趣。当一个伟大的人物由于一项异常光辉的事迹，突然从竞赛中退出，根据他和他的同胞的判断，已经退出竞赛，这种现象，唉！就会时常出现。几乎毫无例外，这个影响是可怕的；如果人们经常从这些结果得出结论说，希腊人不能承受荣誉和财富，人们更应该确切地说他不能承受没有进一步的斗争的名声，以及竞赛结束后的财富。没有比米提亚德更明显的例子了。马拉松那场无与伦比的胜利使他被置于孤独的高处，被抬举到远在每位战友的之上，他感到一种卑下的渴望，在他内心被再次唤起的报复帕腊的一名公民的渴望，他与这名公民在很久之前积怨。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滥用声威，滥用公共财源和公民荣誉，玷污了自己。意识到他的失败，他着手策划卑劣的图谋。他与一个名叫娣摩的德墨特尔女祭司暗通款曲，形成不敬神的关系，趁着夜色潜进神庙，而神庙是禁止一切男子入内的。他越墙后来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女神的神殿的地方，一阵灾难般的骇人恐怖突然攫住了他；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失去意识，跌在地上，又感到被强行往回拉，再次越过墙垣，他瘫倒在地上，伤势严重。人们必定会群起而攻之，可耻的死刑将在光辉的英雄生涯上烙上它的印迹，为子孙后代将其抹黑。在马拉松之役后，天神的嫉妒抓住了他。当看到一个人没有敌人，没有对手，处于荣誉的孤独高处，这种神的嫉妒就会爆发为烈焰。如今他身旁惟有诸神——因此他们便攻击他。这就诱使他做出肆心之举，并就此毁了他。 我们应注意到，米提亚德灭亡之日也正是最高贵的希腊城邦灭亡之时，也就是它们，价值和财富，从赛马场抵达胜利女神庙的时候。雅典破坏了她的盟邦的独立并且对臣服的敌人的叛乱施以严厉的报复，斯巴达在埃戈斯波塔墨战役之后，以更加严酷和残忍的方式运用她在全希腊的优势，此两者，正如米提亚德的遭遇，致使他们在肆心引发的行动中毁灭，证明若没有嫉妒、猜忌和竞争的野心，希腊城邦连同希腊人就会走向堕落。他变得卑劣残忍，渴望复仇，不敬神祗；简而言之，他变成“前荷马的”——于是只须一阵恐慌来使他跌倒并将他碾碎。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尔喀比亚德的所作所为，使得斯巴达和雅典被波斯降服；在放弃了竞赛这一最高贵的希腊根本思想之后，他们就背叛了希腊精神，而亚历山大这个希腊历史的粗糙摹本和缩影，如今则创造了世界性的希腊人，以及所谓的“希腊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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