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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认同的“城市记忆”，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记忆。而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很多“城市记忆”物化为现存的城市景观，成为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历史地段”。正如故宫、天坛对于北京；西湖、灵隐寺对于杭州；外滩、豫园对于上海；中山陵、夫子庙对于南京、瘦西湖和“烟花三月”的概念对于扬州一样，城市的历史积淀，既是城市本身的记忆，也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赋予城市以个性化的生命。 “城市记忆”——“城市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一城市是人类记忆的集中地，是人类记忆文化的大“容器”。芒福德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地还是一个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赞者。……城市社会的运动能量，通过城市的公用事业被转化为可贮存的象征形式，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到W·M·惠勒（W·M·Wheeler）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i]城市是一个文化容器之说，鲜明地揭示了城市在人类文化进化方面的作用与功能，纵观人类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人类文化成果总是产生在城市里，无论是西方古希腊罗马城邦创造的人类文化奇迹，还是同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文化黄金时代创造的“百家争鸣”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始终是一种资本存在形式，而没有被人们所正视。本文论及的“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受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启迪和影响，并从个人文化资本——教育和相关文化资源的意义上，延伸到“城市文化资本”。从文化资本意义上认识城市，我们会发现城市又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层面，包括新功能的演绎。[ii]“城市文化资本”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如城市自身历史的物质文化遗存，流芳千古的人物及精神价值，以及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都具有鲜明的资本属性和资本意义。[iii]在这一认识角度上，芒福德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证明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价值。“用象征性符号贮存事物的方法发展之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自然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它保存和留传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一个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这种为着在时间或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便是城市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著名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讲得很对，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iv]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留下片片记忆，而这城市记忆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如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北京的长城、前门；西安大小雁塔等，这些“城市记忆”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既是城市所属的财富，也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并以城市文化符号形式和“城市文化资本”形式存在与发展着。仅就中国城市而言，几千年华夏文明积淀下来的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派文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以香港为代表的“港派文化”均构成巨大的无形资产与“城市文化资本”形式，而且这些资本形式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的资源属性，自身既产生永续的人文意义与情节，又具有无限的与时俱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甚至在很大程度还构成了个人“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心理符号。 “城市记忆”是被集体感知的文化认同。一座城市就如同一场戏剧，无数种要素构成了城市存续过程，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中了存在着戏剧情节——主角和配角、高潮和低潮，这些人的活动与城市的场域构成“城市记忆”活的要素，因而使城市生活显得丰富多彩。城市景观中的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相关的模式，犹如一个舞台，“城市记忆”可以被视为是具有可读性的（legible）。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着的“总意象”（capsule image），也可以视为“整体感知”，我们把这“总意向”或“整体感知”可以看作是“城市记忆”的集中表述，即一般人对“自我经验”或“他人经验”的一种认同或“共享认同”及感受。“总意象”即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单元所给予人们的总体印象，构成城市的“整体记忆”，如广州是“花都”，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个人的记忆，同时也是城市个性的要素特征，这种“共性感知”通过一个共性认同的语言的总结，把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是主要的特色意象特色划出来，最终形成城市的“集体记忆”。 “城市记忆”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感知，或者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在城市设计者与建筑设计者眼中早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城市美学、建筑美学、景观美学等研究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在研究“城市记忆”的要素。在事实的发展中，城市社会的转型与“城市记忆”重新构建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如当城市古典意义上的建筑文化区或建筑文化群群应该受到保护时，现代城市市民的新型居住生活就要受到某种影响；当人们在追求城市回归自然城市时，城市的街区和建筑正在以汽车作为交通的主体进行规划。人文情愫的缺失和城市记忆的丧失，正在中国的城市中发展着，而这种“城市记忆”的丧失，也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流失。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城市记忆的价值，面对城市文化资源，不能仅仅把它看作资源，而应该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城市文化资本”，亦如西湖对于杭州城市一样，人们世世代代可以享用这种资本。认识“城市记忆”的“城市文化资本”还意义在于，通过对城市文化资源的再挖掘和整理，创造城市的“城市文化资本”，并使个体“城市记忆”成为世界的“城市记忆”，进而推动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从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和城市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城市本身具有人格化的意义，既存在着具体的精神与“持久来的‘性情’形式”，也存在着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形式，包括经济学意义的“文化资本”。同时，城市还存在着“体制状态”、客观“文化资本”与财富，从“文化资本”的运作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独有的文化资源，而这一资源可以转化为“城市的文化资本”。[v]我们可以这样说，“城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一个属性差异是，“城市文化资本”是人类的精神与物质文化的一种新意涵，集中体现着人类文明物质进化的进程，集中体现着人类精神积累的价值本质。 在纯粹的文化资本意义上，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资本的集中地，并有着对人类文化资本吸纳和保存能力，纵观人类文化历史脚步，城市是人类文化精华的载体。每一座城市都有个性化的自然空间、个性化的人文景观和个性化的历史遗存，这些本来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城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如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旅游景观、有特定历史与美学意义的建筑等，都具有“城市文化资本”属性。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创新，也是“城市文化资本”的一种运作。如仅从城市“历史地段（Historic District ／Historic Site）”这一概念来分析，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即必须把城市分解出或结构性地分化出“城市文化资本”的“灵魂”所在，即历史的、现实的、物质与人文精神文化的核心性与存在意义。所谓城市的“历史地段”即是能够集中反映城市自然景观演变、历史文化发展、社会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精华的，并包含着城市历史的特色、特质和景观意象的地区，是城市价值与城市人的心理归宿要素，是“城市记忆”的物化形态，离开这个历史地段，城市特定的历史文化属性就没有了。亦如“故宫是北京的一个文化与价值符号，北京的主要文化与价值符号是故宫”一样，这种特殊“历史地段”是城市的“别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代表城市的意义上是可逆的。有价值的历史地段是重要的“城市文化资本”。“历史地段”包括自然景观区、传统建筑群、老街道、具有景观意义的街区、历史风貌区、政治景观与宗教文化景观等。美国在城市建设中，很注意“历史地段”意义的运用，在《美国历史地点注册法》中规定：“历史地段的意义是指一个有地域性界限的范围——城市的或乡村的，大的或小的——由历史事件或规划建设中的美学价值联结起来的敷地、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实体，其意义上有凝聚性、关联性或延续性。”“城市文化资本”的“顽固性”，“城市记忆”越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城市文化资本”“增值”，越具有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城市文化资本”越具有资本再积累的功能与价值。 “城市记忆”——城市永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新的“文化动力因”，而这一“文化动力因”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前夜，目前形成的世界化潮流，其竞争形式，既表现在国家间的竞争，也表现在城市间的核心力竞争，创造新城的城市“文化动力因”，就是在创造城市新型的核心竞争体系。认识、保留、开发“城市记忆”，最终的目的是创造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动力因”。 城市是大众的记忆，大众记忆的是城市的记忆。“城市记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会形成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链、文化圈、文化行为和文化模式等，在这些文化的表现系统中，城市文化模式在社会文化表现上，在公众心目中往往会中会形成浓缩的、概括性语言，这些浓缩的、概括性语言往往是大众对“城市记忆”的总体感知。人们对于”城市记忆”的感知，往往是通过观察、观看获得的，“所谓‘观看，就意味着捕捉眼前事物的某几个最突出的特征。例如，观看天空主要捕捉的是天空的蔚蓝色，观看天鹅最注意的是它那弯曲的长颈……在观看中，仅仅是一个由几条简略的线条和点组成的图样，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张“脸”。[vi]城市的形象，在多数场合是被观看和观察而印在人们心中的，城市在大众的“观看”中，“从一件复杂的事物身上选择出的几个突出的标记或特征，还能够唤起人们对这一复杂事物回忆。事实上，这些突出的标志不仅足以使人把事物识别出来，而且能够传达一种生动的印象，使人觉得这就是那个真实事物的完整形象。”[vii]“城市记忆”往往成为城市形象突出的要素，而被人们所观察。 城市的“集体记忆”是社会多数人的感知的结晶。“城市记忆”是人类感知的总结，城市作为人的外部感知整体，具有“客体巨大”的表现性，人们对作为客体的认知总是信息不匹配，或形成人的个体的“外部感知不完整”，而“城市记忆”是在“外部感知不完整”的事实下，所给予人们的不完整的整体概括。当然这种不完整是相对概念，或许这种“外部感知不完整，恰恰是城市特质一种效应或特持的文化升华。我们强调人对”城市记忆”感知的个人文化背景、心理文化结构和城市中的“个人遭遇”，或可称为“个体的城市情结”，都会明显地影响“城市记忆”的认知与传播。通过大众流行的“城市外部认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包含情感的感知”，包含着“审美地产生能动性”，对城市的直觉、想像、感觉随处可见，人们在对“城市记忆”的表述上，最常见的话语是：“这个城市很美”或“这个城市一点也不美”，人们对城市的审美具有从“审美地产生能动性”方面，表现了“城市记忆”作为美学意义的特殊传播，即大多数人都有过对城市美、”城市记忆”感知的“经验世界”。这个“经验世界”可能来自自己的直接感受、直接感觉，也来自文献上或传媒的影响，个体的主观“城市记忆”是城市总体感知传播的文化要素和载体：有人说：北京太大，官大、城大、门面大、口气大、院落大、辈大；上海太挤，路上挤、购物挤、房子挤、钱袋挤、情人挤、挤外人。另外一些城市是广州太闹、沈阳太脏、南京太热、成都太阴、深圳太紧张。北京男性见人面称“爷”，这是传统都城文化中的“京官意识”所演化的“京民意识；有人说：城市像人。杭州如大家闺秀，苏州似小家碧玉，南京犹是农民进城，上海仿如洋场少妇（当然是旧上海），成都恰是宝钗初嫁，重庆颇似是徐娘半老，广州若文君卖酒，武汉亦如木兰从军，厦门是纯情少女，扬州是“小女出长成”。这种感觉虽然当代人的一种城市情结的再现，但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城市记忆”感知是群体与个体共同创造并通过传播的扩张而形成的文化要素。人们对认同的文化要素越来越多，往往成为社会传播型的“城市记忆”模式，这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感悟的。 城市的记忆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对新的城市，每一人都想获得城市中最主要的意向和感觉。“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被物化为城市景观要素，城市文化景观－－是一个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模的象征符号，文化景观（Landscape）在传统社会中，是人类社会某一群体为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条件和自然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了人类主观意志所创造的景观。在现代社会里，城市文化景观是大众的产物。由于不同的人类集团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和背景，因此，文化景观也因分化的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一个特殊层面在来认识，文化景观是某种群体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及社会发达水平的反映。文化景观的最低存在价值意义是人类衣食住行、娱乐和精神需求的补偿，最高存在价值意义是表现为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宗教观念。从城市文化景观的整体上看，城市文化景观以“城市记忆”的形式，反映着不同城市物质与精神的文化差异。 “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景的发展特质，有些城市的文化景观就是城市历史的直接记忆，因此，城市文化景观具有某种历史定位的符号象征功能，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一定方式的发展序列，西方学者称之为景观“相继占有”的文化现象。如果从认识上把城市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开发，城市本身即是文化景观的集合体。在“城市记忆”整合与“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体系内，城市所有的要素都具有景观性，日本人把城市街道的各种要素称为“城市家具”。关键是在城市文化景观的建设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经历了急功近利的过程，城市越现代化，城市的整体风格越雷同越相像，在中国我们能够感觉到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城市景观变迁，城市景观共性是：高楼、高架道、过宽的马路、汽车流、金属装饰、豪华的大型商业设施、相似的建筑风格及风格一致的装饰……。上海的高架路给我们以现代化大都市的感觉，同时，也给了我们“城市水泥森林”的悲哀，这正是我们在寻找“城市记忆”的原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从“以人为本”向“人与自然和谐为本”转型”。城市中的任何建筑和任何文化景观，一旦成为城市的一个文化景观要素，就必然决定和影响着其他后出现的文化景观的选择形式和存在形式。因为有了历史的文化景观，很多城市的文化景观的设计与开发，就不得不遵循于历史文化景观的要求，或是不能超过以往文化景观的高度，或是不能破坏这一景观的内涵，因此，近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如何保存和保护城市传统历史文化景观的问题讨论。后工业社会国家在城市文化的表现上有两种状态，一种前沿性的城市技术发展，如城市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等；一方面朝着生态化和回归自然化方向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天人合一的情景，正在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兴起。 各种建筑要素通过空间关系的变化组合成城市特有的文化景观，人们对城市景观感知并不是因为这种景观的存在，而认同建筑者的意图和设想。在同样的城市景观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城市景象与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往往经过个体文化筛选，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存在着所谓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不同的对这种意境地图包括着不同的心态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偶然与景观的意外功能结合，往往形成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特别是成为一个城市中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如南京新街口曾有一个“三把钥匙”的雕塑，城市市民有多种理解，或理解为“三面红旗”或理解为“三把菜刀”，最终而被迁移，成为忘却的记忆。这主要是由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环境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心理和生活需求，因此，对城市景观的景象，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选择。城市文化要素在城市发展中沉淀，只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文化景观，结果为真正的“城市记忆”时，城市文化才最终能够成为城市人共同的心理文化符号而成为城市的永续发展动力。 回归城市记忆——城市人的心理文化结构城市魅力是三度空间与时间整合的结晶。长城、故宫、天坛……长篇而陈旧的古代史的笔墨重重地烙在北京这座城市上，所以上苍赋予了北京以大气。外滩、南京路、汇丰银行、和平大厦、国际饭店……屈辱的近代租界史所幸带来的是经济和贸易，所以上苍赋予了上海以国际型开放式的繁荣。城市的创造力和城市精神，如果离开了历史文脉的延续，城市就会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城市必定是苍白的城市，文脉传承的苍穹史命赋予每座城市无法再造的气度！苍桑的金陵，十朝古都盛衰遗留下中山陵、夫子庙，南京曾经的大气与繁荣，影影绰绰。强烈的历史感触动南京的骄傲，构筑出南京自己的片片记忆。空间是时间的切面，城市记忆是城市时空的结晶。亦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一样，城市历史的痕迹蕴藏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对于杭州，灵隐寺、西湖是他们的记忆，而对南京的记忆，无论本土或外乡人，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都会泛起熟悉的记忆，夫子庙已成为每位南京人的文化背景和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这就是城市的记忆、底蕴和本原。南京的古都记忆形成的景观，形成“城市记忆”的物化文化，并与城市的现代街区形成新的时空对话，这种对话有着更为激进的本质，历史和现实在这里遭遇了最为有力碰撞。 空间是品味的力量，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空间塑造一个人的气质，空间增值感所强化的“城市记忆”，影响着我们城市的未来价值，吸引着更多的人去融入文化的河流中。人们可以假设，假如南京没有夫子庙、没有玄武湖、没有中山陵……。 城市的记忆往往与现代摩天大楼一线相隔，即拥有历史也拥有现代。出于保护传统遗迹，夫子庙附近应该限高，在这一地段的特有的符号意义上那么任何一座建筑都可以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成为传统城市记忆的风景线，在这里“城市记忆”的价值在历史中成长。 我们抬眼看看世界：日本的奈良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城市的精英群体曾提出这相一句名言：奈良是日本传统的文化的守护者。 应该说，在日本的奈良的确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存在和氛围，现代化的东京不象日本。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次世界空前的城市化运动，很多城市变了模样，很多城市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和“城市记忆”正消失，保护中国的“城市记忆”文化已经迫在眉睫，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当仁不让的承担起守护中国城市传统文化的责任。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南京能够真正提出把南京作为中国城市文化的保护者、守护者、创新者，其世界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记忆是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符号，既拥有过去，也拥有现在，更拥有未来。
[i]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峻等译者.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1989.74 [ii]“文化资本”从原意上是对个人或群体而言的表现为知识或思想形式的财富，它支持着身份和权力的合法性。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经济资本的概念。人们认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人能对其他群体行使一定的权力，而这种形式资本可以获得想要的职业、地位，并且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资本，并使这种经济资本获得合法化的社会意义。在扬善华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进行说明与介绍：“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与制度化。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而且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积累上。”扬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4-285 [iii]美国学者弗雷德理克·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对“文化与金融资本”进行研究分析，他认为：“至于抽象问题——金融资本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必须从它的文化表达上去理解。弗雷德理克·詹姆逊；胡亚敏等译.文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9-140. [iv]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峻等译者.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1989.74-75 [v]布尔迪厄认为：“在客观化状态中的文化资本会呈现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有放在与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关系之中才能被定义。在物质和媒体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诸如文学、绘画、纪念碑、工具等等，在其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布尔迪厄；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8 [vi]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0 [vii]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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