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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女人意味着什么?

 昵称19643443 2016-03-08

          三八妇女节又到了,性别关怀又成为热门话题。那么,关怀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或许会给你启迪。


 

王晓华

 

女性主义是当代最富颠覆性的文化立场,其咄咄逼人的追问态度甚至令擅长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心存畏惧。在所有话语中探察残存的父权制思想,毫不留情地剖析任何可能的批评对象,无疑是女性主义一贯的行动风格。这使得它自始终被视为激进的社会运动。

激进并不意味着拒绝合作,反抗父权制同样不等于仅仅关心女人,恰恰相反,女性主义在诞生后就积极地与其它富有批判性的流派联手,以解放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被压迫者。如果说早期的女性主义主要关心女人、黑人、劳工、第三世界成员等弱势人类个体的话,那么,在1970年代晚期以后它便开始将解放的领域扩展到所有物种。这种将生态主义视野纳入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做法造就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一、        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联手: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历程

 

   有人将生态女性主义归结为“在环境主义中的女性主义”和“在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环境主义”。[①]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却道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机制。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奥波尼(Francoised’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意指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1980年代,美国学者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在大学课堂上正式讲授生态女性主义。现在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比较大的思潮和社会实践,主要代表人物有查琳·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凯伦·沃伦(Karen Warren)、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阿尔·萨勒(Ariel Salleh)、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等。其中,凯伦·沃伦(Karen Warren)、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公共人物。范达娜·席瓦(VandanaShiva)作为印度知识分子还被《亚洲周刊》评为“对亚洲最影响的50人”,在名人如云的竞争者中名列第5。由此也可窥见生态女性主义在当今世界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位置。

在生态女性主义兴起和获得正式承认的美国,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最早于1970年代晚期开始联手。始于1970年代晚期的反军国主义运动令女性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相遇,二者在对话中发现压迫女人和毁坏环境的是同一种力量,于是便在合作中共同反抗压迫的逻辑本身。最早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联合起来的事件可能是1974年在伯克利召开的《妇女与环境》会议,正式标志着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诞生的事件是1980年在安赫斯特(Amherst)召开的《女人与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19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后一个会议大约有650多个妇女参加,共开办了80多个工作室,分别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都市生态学、可选择技术运动等重大问题。[②]受这次会议和此后的系列活动的影响,许多参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尤其是反核运动)的妇女称自己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以表达她们相互联系的政治关注和行动纲领。[③]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标签在女性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运动中越来越普遍,人们产生了将文化与自然两个领域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交织起来的学术冲动。1987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文化/自然理论》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此进入了公众视野。在此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被用于反军国主义之外,意指反核主义、环境主义、反种族主义、动物解放、反殖民主义、反军国主义和非传统精神的结合,其解构的对象则是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classism)、性别主义(sexism)、物种主义(specism)的复合体。人们会在反核武器、社会生态学、生物地域主义(bioregionalism)、地球第一(Earthfirst!)、绿党、动物解放、可持续发展、环境主义等诸多运动中看到生态女性主义的身影,生态女性主义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思潮。

 

二、      压迫女人的和毁灭自然的是同一种力量: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

 

与一般的环境主义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在密切关注生态问题时将有毒废弃物、森林毁灭、军事和核武器政策、生育的权利和技术、动物解放、国内和国际的农业发展等问题联系起来,因而在聚焦女性解放主题时将关爱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命世界。例如,1994年在希腊亚历山大召开的《妇女,动物与地球的未来》大会,就强调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动物解放之间的关系。[④]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设定的不仅是男人/女人的二分法,还有文化高于自然的等级秩序。自从古希腊时代起,女人就被等同于自然、物质、情绪、个别,男人则与文化、非物质、理性、抽象相对应。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家务管理时,便将主人对奴隶的管理与父权和夫权的运用相提并论,认为“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发号施令”,丈夫对妻子的统治是完全合法的。[⑤]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古希腊人普遍把男人/女人之别认作理性/非理性之别。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曾断言“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痛苦主要出现在儿童、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被称作自由人的下等人身上”。[⑥]正如理性控制欲望符合正义一样,主人对下等人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都是天经地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瓦伦(J.Warren)曾如此清理过这种父权制逻辑:

a、女人被等同于自然和物质领域,男人则被等同于“人类”和智力领域;

b、凡是被等同于自然和物质领域者低于任何被等同于“人类”和智力领域者;

c、因此,女人比男人低下;

d、  男人统治女人是正当的。[⑦]

因为父权制将女人与自然等同起来,所以,女人在哪里被贬抑,自然就在哪里被降格。在女人被看成应当永远给予的存在时,自然也被视为无限丰盈和可被永久剥削之物。既然女人在西方文化中的从属地位与自然对文化的从属地位是同构的,那么,女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必然代表了对被动的、对象化的、受剥削和贬抑的自然观念的挑战。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互为因果,女性主义和环境主义必须结成同盟,与统治女人和自然的共同逻辑作战:

       一种不是女性主义的运动只能肤浅地理解对自然的统治,一个不是环境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样不能很好地领会男人对女人的压制。那些试图拯救环境的人应该抛弃父权制,正如那些努力反抗父权制的人应该为拯救环境而战一样。(同注(7))

进而言之,既然父权制体系将女人、奴隶、下等人、弱势群体也等同于自然,那么,在反对父权制的同时也就应该反对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对抗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正。生态女性主义在进展到这个层面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解放目标,开始致力于发现各种形态的压迫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将传统的女性主义扩展为这样一种运动,它通过认识和阐明所有压迫体系的内在联系来终结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被纳入解放视野的不仅仅有女人、穷人、少数族裔、第三世界的成员,还有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只有所有生命获得解放之时,女人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要表达的终极真理。[⑧]

 

三、        从残存的女性中心立场到完全的生态立场:生态女性主义的自我超越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关心所有生命,但它聚焦的中心毕竟是女人。在部分生态女性主义那里,女人既是解放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解放主体。与此相应,与男人性相对的女人性在她们这里悄然变成了正义的尺度。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斯特金(No?l Sturgeon)就认为女人比男人离自然更近,女人在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占据着更优越的位置:

1、            女人在农业生产和家务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烹调、清洁、食物生产、购买家庭日用品、照顾儿童和病人等)使她们处于更容易觉察环境问题的位置;

2、            女人在生理上更接近自然。她们在生育中的特性(月经周期、哺乳、生育)使她们与自然的节奏有更密切的联系。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同情自然,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⑨]

这种观点实际上仅仅颠倒了男人和女人在等级制中的位置而未颠覆等级制本身。它所代表的立场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那么,女性主义就会变成男权主义的翻版。进而言之,在保留等级制的前提下,我们无法使所有的女人都获得解放,唯一的可能是使少数女人(白人、富有阶层、统治集团中的女性)登上金字塔的上层。这显然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原初立场、基本价值取向、终极目标相悖,因此,斯特金等人的观点在生态女性主义内部也受到了批评。

瓦伦在与斯特金论战时,指出后者“没有注意到女人性本身是父权制的副产品,以为在环境中增加更多的‘女人性’视野将使自然获益”。[⑩]所谓男人/女人的二分法,与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人/自然等诸多二分法一样都是等级制的具体化,以女性主义代替男权主义无损于等级制本身。所以,解放女性的道路不在于翻转男人/女人的等级秩序,而在于消解等级制和它所指派的性别、社会、文化角色。性别角色是父权制进行统治的手段,单一的女人性是由此而产生的虚构。在等级制社会中,女人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国家和地区,因此,没有单一的女人性,更不能以虚构出来的女人性为尺度和原则。压迫—被压迫关系不仅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展开,还具体化为女人(第一世界的、富裕的、白人的、上层的)对女人(下层的、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的、贫穷的)的压迫和女人对男人的压迫(利用种族、阶级、地区性的因素)。女人对女人和女人对男人的压迫与它们对自然的压迫是一致的,故而女人在生态危机中绝非完全无辜。那些被担当女性角色的女人所支撑的工业对总体环境恶化负有责任,如使用喷雾发水对臭氧层的破坏,在动物身上所进行的残忍的化妆品实验对动物权利的严重侵犯。

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自我批评以后,生态女性主义坚持了其原初立场,继续其消解等级制和所有压迫体系的工作。在这种完整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中,解放的对象不仅仅是女人,还包括男人和所有生命。解放的具体方式不是抽象地谈论爱,而是坚定地终结统治的逻辑。在所有生命都获得解放之前,女人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只有消除所有压迫和统治,女人才能获得根本解放。生态女性主义就这样将女性纳入了生态共同体,勾画出所有生命都获得关爱和解放的远景。


[①] No?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outledge, 1997, P.25.

[②] No?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outledge, 1997, P.26.

[③] No?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outledge, 1997, P.27.

[④] No?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outledge, 1997, P.28.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3-24页。

[⑥]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06页。

[⑦] Ecological Feminism, Routlege, 1997, p.11.

[⑧] Ecological Feminism, Routlege, 1997, p.73.

[⑨] No?l Sturgeon, Eco-feminist Natures, Routledge, 1997, P.29.

[⑩] Ecological Feminism, Routlege, 1997, p.17.

(作者王晓华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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