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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是清同治二年（1863年）的探花。关于张之洞的登科，常有的说法是他殿试的文章'不袭故套，指陈时政'，为两宫所赞赏，但是为了慰藉帝师翁同龢，两宫太后最终拔取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为癸亥恩科的状元，而张之洞只能屈居第三。对这一说法津津乐道的人无非是想证明张之洞的天资聪颖。毫无疑问的是，张之洞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二十六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旋授翰林院编修，历数过来，张之洞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早得科名，并经由科举途径跻身仕途的代表。 另有例子可以证明张之洞对科名的重视。比如他用人的原则有一条就是重'科甲'，[1]因此他的幕僚中有不少人是进士与翰林出身。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张之洞在为女儿、孙女找婆家时也十分看重夫婿的科名，'元配、续弦不拘，家道如何可不论，甲班出身最好，否则曾中举人、拔贡者亦可。'[2]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科举功名总有一种自然的欣羡感。科举是连接社会上层与中下层阶级的一个奇妙的渠道，正因为有了这一通道，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阶级藩篱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科举成为社会各阶级自下而上进行垂直流动的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中国的传统士人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只有经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才是真正堪担国家重任的栋梁，才能名正言顺地在社会上占有上层阶级的地位。出于这种传统见解和政治选拔中的实际操作，农工商们倚借科举成为士族，原本的士族也必须依靠取得科名功名方能保持士族地位和祖先的财富。到了清末，'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3]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思想较同朝官员都开放很多，他尚且对科名如此重视，那么其他晚清官员，即便在耳闻目睹科举弊端之时会想起历史上几次提出废除科举的动议，但在他们内心深处，科举乃是国家政治人才新旧更替的基础，稍有触动，举国忙乱。 若是政治局势不变，科举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制度一样，似乎可以长存下去，最多只是做些局部的修改调整。然而晚清时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改变最大的时期之一。国家沿海门户开放，八国联军入侵，所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危险实际表明的是，大清王朝，或者说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行政组织体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自林则徐往外开眼看世界，到李鸿章内外审视之后大办洋务，再到后来梁启超等人把目光回归到国内体制并大加批判，在这群放眼世界、改良内政的科名加身的士绅之中，张之洞的行为风格是不温不火的，他只是尽力和缓地、准备周全地把科举庞重的架子撤下读书人的价值柜台，企图用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弥补科举废除后的清帝国人才选拔的庞大空缺。 张之洞有着与大多数文臣共同的经历，即到地方充任考官。张之洞在同治六年（1867年），即入翰林院的第五年，赶往浙江充任副考官。张之洞首次充任考官，就表现出了对选拔人才的极大热情。他'最勤于搜遗，乡试卷阅全卷，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所录专看根底、性情、才识，不拘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常规而取录者极多。'[4]这些录取者中不乏后来的著名官员和学者，其中的陶模后来也是力主变通科举的主力之一。当年九月，张之洞又任湖北学政。湖北可以说是后来张之洞得以施展革新政策的根据地。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充四川乡试副主考，又简放四川学政。是时四川科场作弊、士风日下的现象十分严重，'考场作弊，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深，士子以舞弊为常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断日多，士气日蔽。'[5]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大力整顿该省科举积弊。此时的他已对当时科举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不过作为一名学政，他只能在职权范围内对当地的教育氛围作些制度所允许的调整。他在湖北办起经心书院，在四川办了尊经书院，书院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当地士林风气。除此之外，张之洞亦开始尝试新的办学方式，要求学生认真读书，涉猎广泛，因为'非博不通，非专不精'。 之后的很多年里，张之洞辗转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逐渐与仍旧还存在并恶化着的科场拉开了距离。在从中俄新约签订，到中法战争，再到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已有二十多年从政经验的张之洞更多地是参与与俄法等列强的斡旋、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新办近代工业的事务。这些事务无疑能让晚清任何一名普通官员的政治资本大大增值。张之洞在着手参与科举改革之前，已经同刘坤一、鹿传霖、端方、梁鼎芬、陈宝箴等大员构筑起了关系网络。而纵观张之洞这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的活动差不多都与对外交往和国外新鲜事物有关。这种环境下，张之洞有的是机会来比较中西制度的异同优劣，有的是时间去反思大清帝国国势渐衰的原因。张之洞虽没有直接参与科场，但是他对育才选才一贯保持着热情。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在两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在广州城西北设广雅书局，次年改书局为广雅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来，张之洞在湖北又先后创建了两湖书院、方言商务学堂、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这些教育机构很大程度上成为张之洞施行新的学制、培养新的人才的试验场所。 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一直不缺乏变革制度的思潮和热情。外来的威胁几度超越了太平天国、捻军等传统的隐患，成为朝廷最大的心病。这一与以往历代显著不同的局势在几十年里把中国知识分子划入了两个不同的圈子：对于中国沿袭已久盘根错节的'祖宗之法'，一派要变，一派要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主张变法的人士的长久的愿望终于由纸上谈兵一跃成为具体的'明定国是'诏书。皇帝年轻而势单力薄，他向他的祖先留下的制度规章的首次发难竟然没有维持过戊戌年。在朝士大夫对百日维新的失败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态度，戊戌变法有些突兀地把过新的东西带入垂暮之年的朝廷，百官看到了新，更看到了新在旧前的一败涂地。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三年后的庚子新政（1900年）。庚子新政虽为太后默许，但大多数官员最初只是观望，在践行的过程中尽量地避免做出与传统轨迹有过大的偏离。 变科举本是康梁等维新人士的主张，但这一时期内，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已对科举制度的变革做过私下的考量。戊戌变法前的两个月，已六十一岁的张之洞撰写《劝学篇》。这册书通常被看作是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总结。这本书分内篇外篇，内篇分为同心、教忠、明纲、知类等维护'体统'的篇目。在外篇，张之洞则力陈其革新主张，从《益智第一》到《农工商学第九》，皆为教育领域的新见解。 '游学''设学'，再到改革学制、'变科举'，张之洞的见解逐渐趋于具体；但他仍不忘表达这些改革的终极原因：'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挈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实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在《劝学篇》刊刻前两个月，张之洞与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就奏请科举改革做了很多交流。在《劝学篇·变科举第八》中，他花了很大篇幅对其希冀的变革后的科举制度做了描述，其中关于科考三场次序的排列就多采纳陈宝箴的意见。陈宝箴出身举人，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任湖南巡抚以来，与维新派来往甚密。陈宝箴的思想倾向改革，因此他对张之洞关于改革科举的想法有着极大的热情。在张之洞提出希望联衔会奏变科举时，陈宝箴积极回应，并在张之洞对改革内容进行斟酌的时候两次进行催促，'早奏请或可悉如钧论议行，应请饬缮速发。'[6]戊戌变法过后，陈宝箴丢掉了官职，张之洞却没受到任何牵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的思想和性格。他主张变革，但却是以维护大清统治为出发点，而且他并不轻易单枪匹马地出头。这一特点在庚子新政中新一轮关于科举改革的讨论中也得以表现。 在庚子新政初时，对科举问题谈论较多的官员主要是袁世凯和陶模。袁世凯主张分科递减科举中额，用新增实学科逐渐取代科举，最终达到废除科举的目的。与之相比，陶模算是一个偏于激进的人物。他虽也是进士出身，却对科举制度主张立即全行废止，并用学堂来取代。其时各省督抚私下就变科举的问题都已进行讨论和磋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陶模调任两广总督，就任途中他取道武汉，专程拜见了他的乡举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逗留长达半月之久，直至广东巡抚德寿'以粤省防务紧要，敦请迅速前往履新'，才由张之洞'饬拨某兵船送之'。[7]陶模在到任之初就向朝廷呈递了《奏请变通科举折》，张之洞对此特地致书陶模，道：'近读变科举疏稿，具征卓识坚定。'[8]时直隶布政使周馥、四川总督奎俊等人也都认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学校、科举'[9]，可谓与张之洞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张之洞站在求变科举者的前列，但并没有像他的门生陶模一样冲锋陷阵。为了避免在朝中守旧派的口诛笔伐中陷于孤立，张之洞总是事前找好同盟者，并追求以联衔奏请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意见。这次，张之洞的搭档是廪生出身、以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陶模用激烈的专注扯开革除科举的口子后，张之洞和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陈述变法三疏。声望较高而老道的刘坤一领衔了这本奏折，并给它定下了稳重平和的基调，但其中主要内容大多出自张之洞之手。奏本中关于科举改革的建议折中了袁世凯和陶模的观点，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学额三成，第三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10]奏请上呈之后的几个月，清廷宣布废除八股时文、改试策论及永远废除武举，但这显然不是张刘会奏的成效，因为在上谕中并没有关于文科改废的内容。张之洞在踌躇观望之际，向任军机大臣的姻亲鹿传霖打探朝廷的意向。鹿传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在几年前任四川总督的时候就曾经手过对旧式书院的改革，在教育改革方面与张之洞不乏共识。而此时，在西安'行在'的鹿传霖却难以给张之洞一个满意的答复。张之洞、刘坤一只得再奏重申自己的意思，并得到朝廷明确的否决意见。 如果说科举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尚须时日方能撼动，则学制的改革就容易得多。书院和学堂多由地方大员自己出资或奏请朝廷设立。书院学堂一般由地方官员掌管。当时学堂已经逐渐引入了西方的所谓'实用'的知识。其学制作为纯粹的教育体制而非敏感的行政体制，大可脱离朝廷严密的监控而实现调整。前面已经提到张之洞在湖北建立不少学堂，大部分是洋务运动时期所流行的新式学堂。与学堂中新增的西学相适应，张之洞也仿照国外（主要是日本）学制，除了设立如师范学堂、工艺学堂、务农学堂等专业学堂之外，另在湖北省范围内建立起一批中小学堂。几年下来，湖北一个省区的学制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可谓'鄂省学堂学务冠于各省'。[1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一，张之洞又联合一位教育方面的开明人士、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陈述湖北学制体系。这一奏折较《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学制构想，显得更加具体，也突出了仿日本学制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相分离的特点。所幸的是，这次张之洞在朝中遇到了知音。管学大臣张百熙早在张之洞上奏之前就对其在湖北的学制改革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曾就学务问题与张之洞进行过私下的交流。这次张之洞的奏折就由张百熙议复。而此前两月，张百熙本人也向朝廷上奏了《钦定学堂章程》，并获批准。两张的想法有不少的相通之处。这也为张之洞癸卯进京时得以在中央'会商学务'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召入觐，这是皇家对地方官员极少的表示恩宠的机会，此时已身为重臣的张之洞自然冀图抓住这次机会以获'大用'。不过此时位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相互勾结，权倾一方。张之洞此次进京于仕途无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排挤。尽管张之洞就其在京所见，对袁世凯的揽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忧虑，但不可否认的是，袁世凯是张之洞在废止科举阵线上最为重要的同盟军之一。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袁世凯就到南京与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进行会晤。他们就分科递减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相约'俟明春会奏，按每科废二三成，移入学堂，十年内即可全废，依次递废，免文人起讧。'[12]这次的会奏，袁世凯希望由张之洞主稿，张之洞应是思量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失败，心中尚有疑虑，加之谨慎起见，迟迟不肯动笔。直到袁世凯写成奏稿，张之洞对其大加赞赏，并联络各省督抚，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十五日，由袁世凯、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署湖广总督端方等人会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该奏折自然由袁世凯领衔。上奏前后，袁世凯借其在朝中的关系探得不少重臣的口风。当时政务处的八位王大臣中，奕劻、鹿传霖、荣庆、张百熙等都与张、袁二人私下交好，他们对奏折的态度基本是赞同的，惟有王文韶坚决反对。王文韶的思想一直倾向保守固执。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受命办理新政，却一直暗中加以阻挠；就是在外交方面，也一直主张妥协应对外敌。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对科举废止的反对意见甚为坚决，甚至到可以'以死力争'的地步。王文韶的态度大大鼓励了朝中不少守旧派人士，使得张之洞等人的奏折意见陷入僵局，这一僵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文韶去世才得以打破。 也正是如此，张之洞癸卯（1903年）进京很大一部分活动也在于在行走廷枢，与诸大臣协调关于奏废科举的意见。在张之洞抵达京师的一个月后，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就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张百熙与荣庆为同僚，但两者政见相差甚大：张百熙热衷教育改革，荣庆却偏于守旧。荣庆在张之洞进京不久与之'开筵久酌，并话先大父在黔与其尊翁旧事'[13]，两人就家世关系拉近了不少距离。但其时荣庆正与张百熙同办京师大学堂的学务，而张之洞一贯持重谨慎的作风也让荣庆相信，让张之洞会商学务，既能使之在湖北办学的经验得以发挥，又不至于生发出过于激进的改革。张之洞这次会商学务的最大成就在于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关于制定新的学堂章程的奏折是很快得到批准的，张之洞因之有了极大动力。这一章程的起草大约花了张之洞三个月时间。以张百熙先期获得批准的《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张之洞广泛征集他人意见，又充分地融合了他本人在学制改革方面的经验和设想，并在上奏之前将稿本送交政务处和军机处的王公大臣审阅。最终，不负张之洞所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部学制得到了批准并得以推行，是为癸卯学制。 此时国内关于废止科举已是公开的议论，一方面科举弊端日甚，足以取缔；另一方面，科举废后，一心以科举功名为目标的读书人又将何去何从？关于这样的问题，张之洞以实际行动已经准备了很久。张之洞在京期间，慈禧太后就向他询问奏停科举一节该如何办理，另问道'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张之洞对此的回答是：'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富力强者皆可以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从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作。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14]另外，为了满足传统知识分子对科名的心理需求，张之洞亦在《各学堂奖励章程》中规定授与不同层级学堂的毕业生以相应的科举功名。张之洞在朝中树立了这么一个形象：他是教育改革派中活跃但不激进的一员，并且在破旧之前就已经为朝廷找好了替代途径并颇有成效。张之洞等人已经明确地阐述，新式学堂将是取代科举的不二选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日，张之洞与袁世凯、端方、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改折仍旧由袁世凯领衔。这次奏请已经一反以往惯常宣扬的分科递减科举中额并以学堂学额替代的过渡性路线，而将科举置于学堂的对立面，是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分，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15]此时朝廷已经接受新式学堂的培养人才模式，这一会奏显然给科举制度以沉重的一击，也是最后的一击。两天后，奏折得到批准，朝廷宣布自明年起废除科举。而张之洞时已六十八岁。 至此再阅张之洞的《劝学篇》，纵观《外篇》中有关教育、文化、实业的各章节，张之洞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在践行自己有关'西学为用'的见解，而如同洋务运动的大部分代表人物一样，张之洞在用西学的时候一直不忘有关教忠、宗经、正权、循序的'中学'，这也正是《劝学篇》中《内篇》的内容。张之洞由建立讲授经义的书院，到设教习实业知识的学堂，已臻古稀之年时才促成科举之废。科举既废，仍留湖广总督之任的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存古学堂。新式学堂兴了，近代工业起了，是时候再拾起经史子集，重温圣教儒书的国学境界了。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病逝。一代清末儒臣也得到了最后的亦是最重要的表彰--张之洞死后第三天，清廷发布上谕，加恩谥予'文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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