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之张之洞传奇

晚清重臣之张之洞传奇（1837年-1909年）

1837年，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贵阳)。

1844年，张之洞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

1850年，张之洞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

1852年，张之洞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

1863年，张之洞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1867-1873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

1879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 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

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1880年，张之洞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

1881—1884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

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

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 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1889年7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

1889年冬，张之洞到湖北，花了很大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

1892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开车，纱锭3 万枚，布机1000 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 个、炼炉2 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嚣，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

1894年10月26日，张之洞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

1894年11月2日，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4年11月，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 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秉衡"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

1895年2月28日，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

1895年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

1895年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 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

1895年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

1895年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

1897年，张之洞决定开设两个纱厂，后建成北厂，纱锭5 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 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1901年三月，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1901年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1902年，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1902年十月，张之洞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

1904年1 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 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

1905年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 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1900年，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 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 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 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 1905年七月，张之洞以675 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1909年四月，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 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1905年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1906年，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张之洞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1908年11月，张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临终的时候，溥仪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虽然与之政见不合，但也是亲临床榻看望之。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华北事变后，张之洞十三子张仁蠡（1905—1951）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

1937年4月，张仁蠡奉殷汝耕之命组团访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仁蠡任伪新民会副会长。

1939年4月，张仁蠡任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

1940年3月后，张仁蠡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副委员长，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仁蠡以汉奸罪被逮捕。1951年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