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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之洞《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年，回顾这场伟大的革命其实分外有意义。被视为满清忠干良臣的张之洞，其实是这场大革命中最有内涵的人物。对于当时的上流士人来说，张南皮乃是当时的勋望所在，几近无缺，到了1927年，陈寅恪依然在悼念王国维的挽诗中致敬张之洞，“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其声望可见一斑。之所以有这样的好名声，主要得益于张之洞在当时社会公开标榜的德行上表现非常突出：
1、廉洁。张不爱批条子，不爱收银子，贿赂之辈苦于无处入门，因此张之洞府门甚为清静，张门前对联对此自诩“皇王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基本不是吹牛；张出任两广总督，依例可得20万两各部门的馈银，张问明缘由后，悉数充公。“任疆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田”；2、爱国先锋。在新疆危机、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张之洞都是爱国舆论的先锋，先后担当了抗击列强的体制舆论领袖，其中新疆危机和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发起的爱国舆论，成为慈禧太后对付恭亲王的有利武器；3、热衷洋务。随着清廷的没落和列强的强势，张之洞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不仅仅与西方人士和洋务人才谈论洋务，而且大举发展洋务，成为中国洋务发展的集大成者。
正因为这种名望和事业，张之洞的眼光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都督的一个省，更希冀于影响全国，在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时，张之洞的奏折中这样自诩，“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
然而，若是从历史的角度，基于清廷的立场来看，忠臣自命的张之洞之所作所为，实际上仅仅只是为清廷挖坟，尤其是他经营十八年的湖北。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地方：第一，张之洞对新教育缺乏思想控制，结果使得他所控制的新教育学堂，沦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张自诩“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育人才”，他不仅仅推动废除科举教育，而且也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和一批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学堂，截止1902年，仅湖北就有各式新学堂２００所。他还力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当时官费留日学生以两湖最多，占全国1/4。然而，尽管张之洞兴办的现代化教育之目的是为了维持清廷，但他相对宽松的教育管理和办学机制却客观上为革命培养的精英人才。当时湖北新学堂所聘教师，很多都是反感清廷的学者，这些人足以影响学生思潮的变化。1900年，由他选派的留日学生唐才常、傅慈祥等发动了“不认满洲为国家”的自立军起义；而被张之洞资助的湖北留学生黄兴、刘成禺、张继煦、尹援一、窦燕石等人在日本创办和编辑了《湖北学生界》，发展成了革命人才的培养皿。 张之洞学生，自立军领袖最终，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如黄兴、宋教仁、蔡锷、李书城，以及武昌首义时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张之洞培养出来的学生。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第二，张之洞缺乏对新军队的政治工作，结果使得他所编练的湖北精锐新军沦为革命党的聚集地，最终被革命党所支配。
与其他大臣相比，张之洞征募新军士兵的标准，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对政治观念不甚看重。因此，湖北新军文化素质较高，“新军士卒，多文人投笔为之”，新军军官也大多由留学生充任，而留学生则是革命党海外策反的主要人群。正因为如此，湖北新军的思想很开明，十分有利于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党人又确立了鼓动新军军人参加革命的目标，他们很多投笔从戎，专门到湖北新军中服役，由此在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刘静庵、蒋翊武、张难先、刘复基、王宪章、能秉坤、彭楚藩等纷纷投入新军，改变了新军的政治方向。到了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达到5000人之多。辛亥革命党人吴禄贞认为：“扩充新军就是增加同盟会的势力，因新军所需之将校，多数取材于日本士官毕业之学生，可以供同盟会之利用也”；张难先回忆道，“不数年间，竟将政府的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湖北革命知之录》）；时任湖广总督的瑞瀓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糜数千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均为匪用也。”从国家的角度看，张之洞为中国编练了当时最好的军队，当时最好的工业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他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功勋。但从满清朝廷的利益来看，张之洞彻底废除了政治上足够安全却无能的满清旧教育和旧军队，却对教育和军队的政治敏感性缺乏警惕，张之洞秉政湖北十八年，使得革命党人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当地的知识青年和军队体系，最终颠覆了满清。这恐怕却是张之洞没有想到的。的确，一个政权的重臣，放弃了对教育和军队的控制，并将之付诸于革命党人之手，这样的政权又怎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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