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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于《教师教育论坛》2015.12】 2000年，美国研究者MaureenLage等人在 “Inverting the CLassroom: A Gateway to Creating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mment”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给学生教学时所采用的“翻转教学”方法，虽并没有明确提出"翻转课堂"一词及其概念，但这也算是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为“翻转课堂”及其教学流程了。2007年，美国一位化学教师开始使用视频录制PPT并附上声音讲解的方式开始给缺课的学生补课。随后，该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采用以学生在课前观看教学视频，课堂上主要对学习存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的方式传授新知识，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此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便开始在美国中小学教育中流行了起来，并漂洋过海，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火”了起来。甚至当我们行走在基础教育界，若不随时夹两句“翻转”“MOOC(幕课)”等词汇，几乎便成了一件很失颜面的事情。值得感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指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结构)，塑造了我们每个人保守的文化心理，但这种牢固的传承性却拿教育无能为力它的“新范式”“新模式”“新经验”等仿佛具有某种天然的伦理优势，能迅速地被众人传递，推崇和效仿。可这些“新词”一旦被人们过度解构和消费后，又会迅速地被后来者所淹没。“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数十年”，几乎已成了一种教育“新”常态。 回过头来看，“翻转课堂”的确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力，如它的信息加载功能是传统课堂所无法企及的，优质资源能够在学习者群体中实现最大化的分享，信息传递是学生在课前进行的、知识内化是在课堂上通过师生、生生多维互动共同完成的，评价检测便捷、能实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等。一言以蔽之，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之上的教学变革，大大解放了“时-空”对人的限制，延伸了人的感宫，并以更多维的方式组织学习。于是，在“翻转课堂”优势光环的影响下，心理学意义上的“晕轮效应”也就出现了，即为数不少的人会以偏概全地认为这就是未来课堂的样子，所以他们纷纷效仿，处处宣扬，实行所谓的“自主学习”“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其实，教育教学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们不妨从下面几个维度一探究竟。 一、“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教育教学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是特别讲究效能和结果的。然而在当下，我们目力所看到的教学“改革”和各种模式之“旋风”，绝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如何提升“效率”的问题。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有效的主管》一书中指出：“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在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所以我们理应要知道，没有方向的船，吹什么风都是逆风。 实现“翻转课堂”的逻辑前提是：学生在进入课堂前，对讨论的课题或内容是有真学习和真研究的。这意味着学生对课程必须具有足够的兴趣和热情，并自愿付出代价予以研究(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此时，他们心中对“做正确的事”是了然于胸的。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前提，从《道德经》的视角分析，这就是未来生化万物的“一”；而借助《论语》的阐述，这就是“君子务本，本身而道立”的“本”。可以说，美国教育家杜威进行了十年的实验学校探索，做了半个世纪的理论研究，为的就是让教学摆脱脸谱式的机械、呆板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思维，让学生能在个人兴趣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做中学”的学习方式。杜威对此总结说：“我们并不是要尝试使儿童对所有的工作都产生兴趣，而是要在工作对儿童产生自然的吸引力的基础上选择工作。兴趣应该是选择的基础，因为儿童对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感兴趣的。” 不难发现，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学生天赋与成长之间的某种对接渠道，其次才是“效率”。传统课堂至少还有导引、展示、欣赏以及包括教师亲和力、人格魅力、示范引领等在内的功能，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愿望。但“翻转课堂”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它没有从学生的自我需求和意愿出发，而是选择从“二”开始，直接去做“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的演进方式，虽然技术含量高，资源充足，自由度大，但实践的根基终是不牢固的。如今，很多学校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热”过了以后，又恢复到从前的授课制，就是因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游离和扭曲了课程设计的初衷。这种持续的无谓耗散(如时间、精力等)，是任何一个学校都承担不起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所学非所需”。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能够容忍“翻转课堂”的这种先天不足，只以“效率崇拜”为指导思想，贝势必得配有完善的监管措施以作平衡，也就是说，要时刻监管每个孩子在线上的学习和活动情况。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要动员所有的家长施加援手外，学校的管理成本也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耗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课堂教学仍要回到原路上去。 二、幻境与现实的迷失 百余年前，为了自强图新，中国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自以为学得别人的蒸汽机、铁甲船(军舰)、火炮机枪就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结果呢? 2007年，“翻转课堂”在美国诞生，并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听闻，就立即群而效之——联想到以“第56号教室”著称的雷夫，且不谈其过人之处，“红遍大江南北”的事物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历史已经带给了我们很多类似的思考。 以美国来论，“翻转课堂”之所以能“翻”得过来，是因为他们的“课”无论是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在文化生态上，抑或是价值主张、实施结构上等，均是开放和自由的，其本身就具有延展性和发散性，而“翻转课堂”的推动者Jon Bergmann和AaronSams也只能算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已。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和软硬件环境，包括整个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和社会认知度，显然都与我们不在同一语境上，领先了我们很多年。早在1992年，当计算机在中国国内还算是非常罕见的物品时，美国就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战略。1998年，美国又投入了510亿美元进行“美国教育行动”计划，至今方才建成一个覆盖全国教育机构的网络。技术、资源、心理、环境、政策、经济……可以说，这些都为网络教学奠定了基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支持。 从中可以看出，“翻转课堂”是在他们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也符合哲学家卢梭所说的教育即“天赋生长”的理论。相对于中国来说，“翻转课堂”就有点“邯郸学步”与“拔苗助长”的味道了。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以农村来看，网络尚未普及，传统观念还很浓厚，教师让孩子在家自主看视频，家长第一个就不答应；以城市来论，因“网恋”“网游”“网瘾”的过度宣传和泛滥，学校、老师、家长防之尚恐不及，如此拒“网”(是非另论，却属实情)，逞论放手自流? 但另一方面，“翻转课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幅壮美的气象：课后优质资源实现共享，一系列的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视的思考方法和思考路径呈现出来(即思维可视化)，学习数据的存储与再现，跟踪监测与训练，课堂上针对性的探究，交互式的答问，民主式的氛围，依据学生特征的教学，等等。显然，这为我们构建出的是一个完美的“人-机”协作模式。从表象上看，教师从费时费力的集中讲授和密集训练的课堂中解放出来，转而以答疑解惑的形式，去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甚至他们仅仅需要合理组织学习方式，让学生相互答问、自主探究即可，这看起来似乎颇为轻松；学生更是如鱼得水，真正可做课堂的主人，疑之所出、答之所由、虑之所得、感之所属，都是出自学生个人。如此这般，绝对是个性化学习的典范了。 但以实际情况看，上述设计只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泡，现实的变形和撕裂必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耗散结构。仅以微观的“师生”二维观来分析：立足于教师方面，若要求他们每节课都自主录制视频，在升学压力和时间、精力不足的制约下，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教师从网络中搜集资料来制作教学视频就成了主要途径。但这又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现在国内也很难找到知识谱系、学科结构齐全的数字化视频，更谈不上教材版本的差异化问题。那些口口声声描绘美好前景的人，不是沽名钓誉的网络平台商，就是教育乐观主义者，心中盘算的无外乎一个“利”字。二是网络视频资源与教师资质的适配性问题也得不到有效解决，每个教师的课程意识、教学风格、驾驭生成、知识背景、技巧经验、个性解读等都只能对应于自己的课堂和学生。试想，如果一个教师拿着别人的视频来上自己的课，那该有多别扭? 立足于学生角度，“翻转课堂”的本质是学生的自学和互学。Jon Bergmann和AaronSams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制作视频的初衷是给那些因路途遥远而拉下课的孩子观看的，学生们有求知欲，又愿意以“空间换时间”，加之客观条件的成熟，传统的课堂才能被成功地“翻转”。但我们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在当前环境下，学生们每天停留在学校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教育部也明文规定学生每天在校时间，小学生不超过6小时，初中生不超过7小时，普通高中生不超过8小时。显然，教师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地引导、讨论、分析与整理学科知识和现场解决问题，但如今却要“多此一举”地录视频、看视频和评视频，他们对待“翻转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想而知；放学后，学生本来就已经是拖着一身疲惫到家，急匆匆地忙完各科作业外，还有视频学习任务压身，那他们完成任务的质量也不难推测了。 三、耗散时代的教育主张 其实，今天教育中的无谓耗散已经够多的了。但面对“翻转课堂”咄咄逼人的强势进攻，我们非但没有做出反思，反而进一步在促成“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集体耗散结构，甚至社会上还不乏一些教育观扭曲的人在不断地“推波助澜”。在此环境和舆论压力下，学校不得不表表姿态，时常搞点“公开课”“研讨课”，以对考察；教师不得不起早贪黑地折腾视频，设计课堂对话，以保考核；学生不得不忍受形式主义，“积极”配合，以安考试。最惨的是家长，虽然心生疑窦，如坠云雾，却也只能不舍昼夜地身兼“勤务”“监督”“保障”等多重工作。所以，在这场一边是狂欢，一边是挣扎；一边在憧憬未来，一边在忍受现实的二元悖论中，我们的教育正在加剧耗散和浪费。如此之下，又怎能让人看到教育的明天? 不过，希望还是有的。“翻转课堂”的真正出路在哪里？笔者试举一例: 1996年夏天，三名以色列的年轻人决定基于互联网技术，开发出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将之命名为“ICQ”(即QQ的前身)。这一技术被马化腾得到后，他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中国化改造，并成功地进行了市场化营销，建立起今天的腾讯王国。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一项技术也好，一个发明也罢，最终的受惠国(人)多不是来自于发源地，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欧洲产生的推动作用远超过中国，爱迪生也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的人，却被历史铭记(他极大降低了电灯的成本，使之商业化)。 教育亦是如此。当我们从美国那里学到了“翻转课堂”，是不是仅仅做到“COPY不走样”就行了？这种低廉的复制和生硬的套用，对现实教育的伤害有没有做过评估?或许，我们工作的真正重心是回到“儿童立场”中来，以中国人自己的性格、文化、兴趣、知识结构等重构外来的新技术和新模式。比如，东方人的性格多内敛，即使对知识有相同程度的理解(或困惑)，我们学生的表达方式也不像美国学生那样直截了当、大大咧咧，当学生们上课发言不积极，教师就应该转变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再如，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均不同于西方——“古藤老树昏鸦”的语言美，对西方人来说简直就是“逻辑不通”。因此，老师对“情”“意”“境”的把握，就应有更重的分量，而非简单地陈述答案和结果。 我们承认，教育是需要创新的，但这个“新”应该是《大学》里“苟日新，曰日新，又日新”之“新”，却非盲目趋之，整日沉浸在一片幻境和臆想的多、快、好、省中，更不是一昧崇拜模式和技术，将教育资源和潜力耗费在光鲜华丽的“运动”和“工程”之中。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停下太快的脚步，回头等一等疲惫不堪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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