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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与胥吏博弈中，官员往往会处于下风。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皇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在政府机构内工作、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官，二是吏。官者“管”也，是指由国家任命、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他们依据级别的高低享有一定的特权，并有着较完备的升迁与奖惩机制。所谓吏，则是指广泛分布于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中，从事各种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胥吏虽然在官府办事，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平民而非官员，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也”。①宋代胥吏的工作主要有：文书抄录与传送、帐簿登记与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维护、仓场库所管理，还要负责官员的迎来送往以及供官员驱使传唤等。 宋代胥吏维持政府正常运转 宋代胥吏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政权后，有鉴于五代方镇权重、君弱臣强之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制订的各项政策及法规通过诏书形式颁发至全国，地方上的各种信息也以奏章的形式上报朝廷，公文往来之频繁胜过以往任何时期，而公文的抄写、点检、批勘及收发、传递等工作主要由各部门的胥吏完成，胥吏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桥梁。 北宋神宗朝以后，地方官府内的胥吏除了处理文书、供官员驱使外，还要承担原本由乡村上三等户差充的“职役”，主要有催征赋税、押送官物、管理仓库、维持治安。这些地方胥吏统称为“公人”，他们按工作不同可分为“仓吏”（看管仓库）、“纲吏”（押送官物）、甲头（催征赋税）、拦头（搜检漏税）、“狱吏”（看管监狱）、治安吏（维护乡村治安）等。基层胥吏辅佐官员治理地方，在维护地方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官员有任期限制（一般三年一任，短者数月即迁），迁移频繁，这使他们很难对任职地区或部门内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胥吏则不然，他们大多是本乡本土之人，一般长期在某一个部门办事，熟知本部门的各项规定和法律条文，了解本地的社会现状和风俗民情。因此，当官员愿意放下身段来听取胥吏建议时，往往能够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或减少政策制定时的失误。真宗时，三司小吏贾用曾向长官汇报，说北面部署司的机密文件多由吏人掌管，容易致军机泄漏。朝廷当即下令，严禁官员将机密之事委与吏人。 宋代的法制建设已比较完备，各部门都有专门的行政法规，法律条文也日益繁密，这令刚上任的官员难以适应，在处理政务时，越来越倚重部门内长期任事、精通律令的老吏。就连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书也要经孔目吏审读无误后再颁下。宗室南渡后，原有图书典籍散失殆尽，为保持政令的延续性，高宗曾下令一同南迁的胥吏将自己熟悉的旧令故典记录下来，作为国家重新制定政令时的参考。在随后修成的《绍兴敕令格式》中就引用了胥吏凭记忆写下的“省记条”。 “苍蝇”遍地，胥吏贪腐令人痛恨 宋代胥吏的贪腐现象非常严重，这也给集权统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主有体现在： 营私舞弊，干扰法令实施。胥吏散布于中央至地方各级机构中，职掌不同，赇赂的方式也不同：进奏院的吏人通过泄漏机密以邀利；三司吏人利用审核帐籍之便以索贿，而管理官府财物的胥吏则伺机侵吞、盗取。为害最大的当属中央三省吏员，特别是管理人事、负责官员磨勘迁徙与黜罢的吏部胥吏（铨吏），他们仗着自己对人事任免条法的熟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官阙来胁迫官员，目的无非是索贿、或泄私愤。例如，释赞宁在《王得一行状》中讲到：堂吏苏允淑与唐州团练判官掌宣有私怨，当他奉命裁汰年高（七十以上）选人时，就把年仅三十五岁的掌宣列入应裁汰名单。 窃权弄政，侵侮士类。胥吏作为官府内具体办事人员，受制于官员，他们往往通过与官员的周旋来达到徇私目的：遇廉勤之官，暂且收敛自己的行为；遇庸官，则窃权揽政；遇贪官，则与之狼狈为奸。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他们每当端坐堂上，环顾四周都是本乡本土的胥吏，很容易被架空。胥吏揽权，号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纵观两宋，真正能不被胥吏欺侮的官员很少，即便是享有“青天”美誉的包拯也未能幸免。 沈括在《梦溪笔谈》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包拯知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当杖脊后流放，犯人私下给胥吏重金，二人相约在大堂之上合演一出苦肉戏。当包拯端坐堂上审案时，犯人不认罪且不断申辩。没等包拯发话，胥吏就大声斥责犯人藐视公堂，并大呼拉出去杖刑侍候。包拯见状十分生气，认为胥吏越权了，就下令把胥吏拖出去杖刑，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包拯特令宽宥犯人，只施以杖刑，不再流放。沈括感叹曰：“公知以此折吏，不知乃为所卖也。”就是说，公正严明的包拯，最终也被犯人与胥吏合伙欺骗了。 勾结权贵，加重吏治腐败。胥吏既受制于官员，自然希望得到官员的庇护，而当贪官与污吏“相与为市”时，危害极大。北宋仁宗朝，开封府胥吏冯士元因贪赃枉法被抓，在审讯时，他不仅主动交待自己罪行，还检举揭发一批官员。朝廷下令彻查，结果查明，不仅开封府前任、现任正副长官存在贪腐问题，就连中央一些重要机构如政事堂、枢密院、御史台的官吏也牵涉其中。从这起震惊朝野的贪腐大案不难看出，当时官场的贪腐情况是多么严重。特别是当熟知律条的胥吏与朝堂上的权臣相通，就会危及社稷。南宋宁宗朝，权相韩侂胄重用吏人苏师旦专权，结果是“政出于韩，而师旦之门如市”。 敲剥百姓，危害社会。基层胥吏不仅与官员交结，还与当地的富豪相勾联，共同欺压百姓。有的侵占民田，有的伪造税产簿，偷盗税款；更有甚者，将富豪的税赋转嫁到普通民户身上。这些行为既造成国家财税的大量流失，也加重了民户的负担。 例如潘宗道是徽州吏，在协助知州处理民间田地纠纷时，他就利用职权欺上压下，先把纠纷土地收归官府，再私自以低价归入自己名下。为了不被发现，他除了欺瞒、贿赂官员外，还与当地的大地主勾结，导致百姓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东窗事发后，潘宗道却被从轻发落，“杖脊十五，配徽州牢城”。宋代乡村还活跃着一批揽户，他们一到征粮时节，就走乡窜户，到各家去收粮，再统一上交官府。揽户代纳赋税原本是利官便民之举，却成为扰民、国税流失的要因。这些揽户大多由地方的胥吏或是他们的亲戚充当，他们仗着官府的权势，采用各种威逼手段强行向村户征税，在上交税粮时，他们又与管理府库的仓吏一起在计量器（斛）上做文章，大斗改小斗，从而达到偷逃税粮的目的。遇到国家出台减税政策时，受惠的也是胥吏与揽户。可以说宋代的揽户已经成为有官家背景的地方恶势力，而操控这一切的就是地方官府内的胥吏。 当胥吏看不到进迁希望时，追求财富就成了他们满足自我需求的最好方式 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的吏治腐败问题长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士人甚至将吏贪与亡国联系起来，认为“汉之天下失于贵戚，唐之天下失于宦官，本朝之天下则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②宋代对吏治也进行过整顿，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也许只有透过表面现象，从制度本身着手，深入剖析官与吏之间关系变化的脉络，才能找到答案。 秦汉时期，官与吏虽角色不同，但两者间并无贵贱之分，他们共同维系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胥吏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转换成官员，当时“公卿多出胥吏”。到了汉武帝之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及察举制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儒学之士通过举荐而跻身公堂，受到重用，于是官与吏开始分化，开始有了尊卑之别，“儒渐鄙吏”。魏晋时期，流品之分渐盛，胥吏被视为不入品的“流外”、“杂流”，官与吏之间的鸿沟拉大，“儒吏殊途”的局面出现。唐朝以后，伴随着贵族势力的日渐衰落，士大夫阶层逐步崛起与壮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不问出身、讲求公平的科举取士制度下，通过自我奋斗进入官僚政治集团，到了宋代，由文化精英占主导的文官政治最终形成，文官的社会地位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胥吏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北宋神宗朝，王安石推行“募役法”（免役法），将原本由乡村上三等户承担的“职役”，改由政府雇人承担，于是，大批被招募来在官府任职的办事人员转而成为胥吏的一部分，吏与役合流，更是让胥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降至最低点。 官员与胥吏同在官府任事，本应相互扶持、共同维系国家机器运转，但是，宋代官员与胥吏间的尊卑之别已达到极至，两大群体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在此背景下，官与吏之间维持着既相互依存又冲突不断的矛盾关系：一方面，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以及法律条文的日益繁密，对各部门内相关法律条文和工作流程的熟悉程度，官员远不及胥吏，胥吏在政务处理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能够代官理政，越权行事，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南宋时，士大夫惊呼：“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③而另一方面，宋代虽然有胥吏出职为官的规定，但真正能出职的人数极少，且多需在官府任吏职二、三十年以上。绝大多数胥吏只能以“庶人”的身份在官府当差，拿着微薄的俸禄，还要处处受到官员的制约、欺压。即便是那些出职为官者，仍然受到排斥，他们一般只能被授县尉、县主簿、监当官之类的繁杂差遣，官阶也最高只能到八品，表明流外出身者只能是最底层的官员，没有向上升迁的可能。除此之外，胥吏群体还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当胥吏看不到进迁的希望时，追求财富就成了他们满足自我需求的最好方式。正如苏轼所言：“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此其势然也。”④而枉法弄权、侵侮士类，也成胥吏发泄不满、报复官员的手段。官员若驭吏过严，胥吏或“空一县逃去”，造成政务瘫痪；或越级上告、制造事端迫其离去。在与胥吏博弈中，官员往往会处于下风。 总之，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日趋卑贱，这是导致吏奸难禁、吏治腐败的最主要原因。而胥吏的贡献与地位之所以会形成强烈反差，与管理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有关，与胥吏既在官僚机构任职又不属于官僚集团的角色定位有关。 （作者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考八·吏道》。 ②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 ④《苏轼集》卷四七《策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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