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9年6月26日，一群黑皮玉器的发烧友，带着两个中央电视台《收藏故事》栏目的制作人、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和夫人，跟着一个叫金喜镛的韩国人，顺着草原大通道，奔赴北京西北方向360公里某处的神秘地点，去找寻埋葬黑皮玉器的遗址……
他们能找到那个隐藏着人类史前文明秘密的遗址吗？那儿有黑皮玉器在等待着他们去发现吗？他们真的能证实黑皮玉器是史前人类的遗物吗？现代的交通工具，现代的通讯工具，现代的定位技术，他们此行能达到目的吗？在发现人类无与伦比的史前秘密时，他们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吗？他们最终是否一无所获呢……
黑皮玉器太诱惑人了！
我们已经说过，黑皮玉器可能是金喜镛，不，可能是许许多多黑皮玉器收藏者的幻想。不管真假，黑皮玉器的故事，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假的，它就是众多黑皮玉器收藏者脑海中虚幻的世界，这个虚幻的世界是建筑在真实的造假之中，供人夸张，供人玩笑和供人自慰。
真的，它就是黑皮玉器所隐函的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失落的文明，这个失落的文明是建筑在真实的想象之中，供人回味，供人探索和供人慰藉。
黑皮玉器，真的是地球上一个失落的文明的遗物吗？
我们知道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四大古代文明，它们分别是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除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外，其他三个古文明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专家学者在书本中研究和探索的对象。除此之外，地球上还有过许多我们已经知道或不知道的文明，他们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发现和探索这些已知和未知的文明，特别是一些已经消逝的文明，对于人类认识自己，对于人类清楚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对于人类合理支配地球的资源和抑制自己过度的消费，都会有莫大的帮助。这就是人类渴望了解自己已经过去的历史的内在缘因。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美洲大陆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维多利亚湖地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创造的文明……它们有的已经被汗牛充栋的书籍所注释，有的还仅仅在考古报告中所涉及。更多的文明已经消逝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进化过程中。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利用、占有、分配和掠夺自然资源的历史，所谓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都是人类支配自然资源的不同形式而已。相当多的历史学家都对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做出优劣之分的判断，把农耕文明的出现誉为高于游牧文明的一种人类生存形态。持有这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往往不能解释，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部落总是能打败比他们先进的农耕文明的部落或者国家。
在公元前的历史记载中，就有二次游牧部落对中东文明中心的入侵。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1500年之间，主要由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喜克索人，凭着青铜武器驾着马拉战车入侵并统治了当时的文明中心埃及。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1100年之间，闪米特人、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入侵了中东地区的埃及帝国、赫梯帝国和亚述帝国，建立起第二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当然，不断的入侵，虽然造成了王朝和帝国的不断更换，但文明却没有中断，中东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入侵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得以延续。
同样，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壮举，辽、金、西夏和宋的对峙，都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什么被称为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总是能打败文明程度更高的农耕文明呢？
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认为：“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后者更为众多……”由此说来，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只要勇于冲杀，”事情就那么简单。因此，雅利安人能够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人，蒙古人能够横扫欧亚大陆，徽、钦二帝才能“北狩”，满洲人能够入主中原。历史好象完全证实这样的历史观。而且，历史的演变更证实这样的文明史观，当被称为落后文明的游牧部落统治比它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后，其结果多数被农耕文明所同化。
但是，同样勇敢的印加人，却在西班牙入侵者面前沦为奴隶，同样勇敢的西夏人也在蒙古入侵者的打击下亡国……。战争的胜负不是“勇敢”两字可以注解的。文明的消亡有种种原因。
历史应该注意到，当被称为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攻击农耕文明时，他们恰恰携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青铜兵器和马车。这两件颇有代表性的作战工具，说明游牧部落比农耕文明更早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技术越落后，交通越原始，人类的生存半径就越小，人类和自然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差。当现代的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逐渐普及时，人类已经把整个地球视作一个村庄，“地球村”的概念使人类整体的进步有可能逐渐成为现实。而在文明的初始阶段，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和马车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的游牧民族，其生存半径和适应自然的能力绝不会小于农耕文明的部落和国家。
更何况，把游牧形态和农耕文明作先进和落后的比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解。当人类的一部分不管什么原因生存在草原或沙漠时，他们必然会用自己最大的智慧去适应这样一种伴随他们祖先伴随他们自己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要么他们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而迁涉他乡，要么他们就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生产方式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在草原和沙漠这样的年降水量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游牧完全比农耕更适应自然环境，也更能保护自然环境。随草而游牧，是对草原和沙漠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最好保护，是最有利于草原地区植被的恢复，如果在这种年降水量小，植被稀薄的寒冷地带从事农耕生产，必然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只要想想我国近年来的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的政策，就可以明白，古代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了。因此，自古以来生存在草原地区的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采取游牧的形式，是这些部落和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最聪明的抉择，他们在这种生存环境中养成的剽悍、豪放和勇猛的精神，恰恰是他们文明进步的表现。
因为狩猎，他们比农耕文明的部落和民族更懂得用火，因此，他们对火的使用和控制一定比农耕文明的部落和民族掌握得更早和更成熟，所以他们用火对金属的冶炼也一定比农耕文明的部落和民族掌握得更早和更成熟。当他们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冶炼和锻打出青铜武器进攻农耕文明的部落和民族时，他们就能够所向披靡地获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因为狩猎，当他们在追逐猎物时，一定知道速度的重要性，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比农耕文明的部落和民族更注重交通工具的改变，马的使用和马车的出现，是游牧民族生存和生产的必然选择，交通技术的改进，使游牧部落和民族的生存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对其他资源的渴求，也促使他们更富侵略性和挑战性。
因此，在上古时期甚至中古时期，游牧文明绝不比农耕文明来得逊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人类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世界性事件，都是游牧文明创造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歧视和贬低游牧文明。
创造黑皮玉器的文明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游牧文明。
在对文明的评判中，不能忽视生产力的要素。生产水平的高低，应该是文明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仅仅以文字、国家和礼仪来确定文明程度，就会使文明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时，文明的进程，更应该重视对环境的利用、适应和保护。上古和中古时期，在草原地区生存的部落和民族，他们采取的生存方式为非农耕和种植的生产形式，这应该是他们适应草原地区的气候、土壤、植被、降水量、无霜期、物种和生物链的长期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处于生物链最高端的人类能够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存和壮大。同时，资源的相对贫乏，交换是迟早会出现的事情。当游牧部落或民族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比如皮毛和农耕文明的部落或民族交换盐等生存物质时，文明的交融和影响就开始了。这种交融和影响是相互的，它可能改变不同部落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也可能导致新的部落和民族的形成。所谓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这种交融和影响的历史，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直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课题。一旦这种交换被人为的因素阻断时，争斗和战争就不可避免了。长城的出现就是这种交换被阻断的注脚。
所以，用全新的历史观来讨论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用全球史的观点来探索上古时期各部落和民族的交往，对于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人类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融洽，是完全必要的。所以发现和探索史前文明和史前部落，发现他们的遗存，就成为现代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愿望。近年来考古如此吸引受众的眼球，其根源即在于我们人类自身对环境的探索。
我们对黑皮玉器的关注，其实也在于我们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因为在现在已经发现的黑皮玉器中，我们可以探索这种史前人类的信息。
我们曾经介绍的顶玉猪龙玉鸟器，当初，是把它作为红山玉器来探讨的。这件黑皮玉器，能让我们体会原始雕塑的震撼力。
这是一件猪在上、鸟在下的结合体，一般来说，雕塑物的造型往往采取小在上，大在下，符合造型规律。而这件顶玉猪龙玉鸟器却反其道而为之，让硕大的猪体骑在纤小的鸟身上吗？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当我们观赏这件玉器时，居然真的是猪顶在鸟的头上！我们不得不叹服原始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猪龙顶在鸟的头上，鸟尾高耸，与鸟首一起托住猪龙。这样，整个玉器形成龙身、鸟身和龙体、鸟首和鸟尾之间三个孔，错落有致极具动感。值得指出的是，玉猪龙小，玉鸟大，其比例经测定为黄金分割，可见红山先民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这一最佳的表现形式。顶在鸟首的玉猪龙呈卷曲状，首尾相接，因器型较小，相接处,没有断开，仅以瓦沟纹表现。两园弧型耳竖起，耳下雕出圆眼。下面的鸟首较大，首部突出表现鸟嘴，鸟耳以两个同心园塑造，鸟翅以三条凸弦纹构成。整个鸟的造型极具童趣。
这的确是一件使人眼睛一亮的黑皮玉器！
玉器表皮，斑驳的沁色是数千年岁月的浸润，仍然没能掩盖这件玉器的光华。黄色的玉质象要透露数千年前的神秘，吸引我们寻觅其中的奥秘。顶玉猪龙玉鸟器，猪龙和鸟的结合，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史前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整猪殉葬的习俗，这是对猪的崇拜，也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猪的驯养说明畜牧业已经较为发达，先民已经开始定居生活，可以有多余的猪用作殉葬。在类似的史前文化遗址中，不断发现猪的骸骨，不断发现玉雕猪的器形，这个现象说明猪已经从财富的象征发展成为通灵的神物，宗教信仰和礼制已经初露端倪。这说明，在东北地区，当时的史前文化已经有一支部落定居下来，开始创造崭新农业文明，他们需要在宗教仪式中以猪作为与神沟通的桥梁，来祈求农业的丰收。黑皮玉器发现的地点，处于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那里自古森林密布，正是鸟类繁殖生息的好地方。而辽西地区大量鸟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该地区古代鸟类在此大量繁殖、进化、生息。鸟类骄健的身影特别是其中鹰的凶猛的捕食能力，也使当地先民对鹰产生敬畏之感，从而将其作为部族的图腾，而这类史前文化制作的大量玉鸟只能是还处在狩猎业阶段的游牧部落的图腾。顶玉猪龙玉鸟器，猪的崇拜和鸟的崇拜，两个图腾的结合，是否意味着两个部落的融合？在辽西和内蒙古东部，一支已经进入农耕文明的部落和一支还在蒙古高原徘徊的游牧部落在此相遇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成一个新的部落。而鸟的造型明显大于猪的造型，是鸟托起了猪，是否说明游牧部落的力量大于农耕文明的部落，两者的结合是以游牧部落作为主体的结合。也许，它就是商代的前身！顾颉刚先生说过：“把玄鸟生商的神话和别的种族的神话比较研究，那么它和高丽的满州的很相象，或者他们是起于辽宁和河北之间的。”太相象了！“玄鸟生商”信奉鸟图腾的狩猎部落和信奉猪图腾的农业部落在这个地区结合，然后南下进入黄河流域，套用300多年前满清入关中原的老话“从龙入关”，创造了更为灿烂的商代文明。
也许我们扯得太远，但是，观赏顶玉猪龙玉鸟器，不得不让人联想东北亚地区蒙古草原上曾经发生的这一段历史。
另外，在黑皮玉器中，发现有较多的人形玉雕，他们或者是完全的人形雕像，或者是人首兽身雕像，或者兽首人身雕像，奇异的造型，已经说明创作这类黑皮玉器的史前文明，期望人类具有这些猛兽的力量和技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兽结合的黑皮玉器雕像，是当时生活在东北亚地区各个不同部落的图腾。有一个“专家”认为：
“中国的原始宗教并不复杂，尤其是尊神并不繁多，可是，从我翻过的几本红山玉器的畅销书里面，所谓的红山人神就多得不计其数：太阳神、鹰首神人、顶鹰神人、牛首神人、顶牛神人、象首神人、鹿首神人、猫首神人、蛙首神人、猪首神人、顶猪神人、虫身神人、顶笏犬首神女、孕妇神女……这么多的鬼一样的东西，如何让人去尊崇？一种偶像，一种习俗，一种宗教，在历史上往往都有长期的传承，可是从原始社会开始，中间毫无影踪，到今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丑陋形象，却一下子蜂拥而出，岂不反常？”这位“专家”的论述有三层意思：首先，他认为中国原始宗教并不复杂；其次，他认为“尊神并不繁多”；第三，他认为，必须有“长期的传承”。
也许读者怀疑我们为什么反复引用这位专家的反对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我们是要树立一种严肃的学术氛围，在学术领域里，没有专家和平民之分，不同的学术争论是十分普通的事情，所有的人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上，我们绝不运用所谓的法律语言，我们要的是严肃而有平等的讨论。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只要这种意见在法律许可的范畴之内。如果借用平面媒体，平民和专家就不可能处在同一个位置上，讨论的双方就可能尚未接触，就胜负已定了。
言归正传。
我们当然知道，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现存的宗教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如果以此认为，“中国的原始宗教并不复杂”，那实在是对中国宗教史的误解，而且，道教本身也称不上是中国的原始宗教，它的出现和形成也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情。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各种神祗繁多。以下记载可证黄帝时代中国原始神祇的概况
据《龙鱼河图》（《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又云：“蚩尤兄弟八十人”；
而《述异记》云为七十二人者，则神之蚩尤又类人间一巨人部族。《述异记》又云：蚩尤“食铁石”，“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
而《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在东平寿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脾冢，在山阳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封禅书》记齐祀八神，“三曰兵主，祀蚩尤”。蚩尤遂终以战神形象，载入史册。
这些记载透露的信息告诉我们，蚩尤所率领的部落联盟约在72和81之间，所谓“兽身人语”和“人身牛蹄”之类，则说明这些部落都有各自的图腾，这些图腾都以凶猛的兽类作为形象，而“人身牛蹄”很有可能是太阳神的一种变形（参见前面的“黑皮玉器和太阳神”一节）。而这些图腾是否就是中国原始宗教诸神的滥觞呢？
《山海经》中也有各类神巫的记载。高有鹏和孟芳先生在其所著的《神话之源》中说“神巫是原始宗教的主体，他们培养和创造了后世宗教文化的基本力量，奠定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基本品格。《山海经》中的群巫，上下于天，操不死之药，夹窫窳之尸，形成了宗教文化的生活气团。”[1]在这里，两位学者论述了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关系，我们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山海经》中出现的数量繁多的神巫，以至学者使用了“群巫”这个词。“群”者，绝不会是一两个尊神。而蚩尤的81个图腾就是81个原始的群巫，如果加上敌对方黄帝一边的图腾，其数量可能超过一百个。如此众多的原始神祇，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位专家的想象力，而且个个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他们一个一个都必定被这位专家判定为“乱七八糟的丑陋形象”。蚩尤地下有知，会不会起而抗争呢？
围绕着原始宗教神祗的数量来开展讨论，实在是学术份量太浅的探讨，我们还是来研究为什么原始宗教会产生数量繁多的神祗呢？
为什么在原始社会，再小的氏族和部落也有自己的图腾呢？而且在不同的氏族和部落间还会出现众多的图腾呢？
弗洛伊德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部落后认为，这和族外婚的禁忌有关。他认为“澳洲土著部落有更小的分支，或称作氏族（clans），每一个氏族都以其图腾命名。”“几乎在所有有图腾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发现一种禁止具有相同图腾的人们之间发生性关系及通婚的规定。”[2]这是人类在自我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保证了人类种族自身的健康繁衍。氏族越小越多，图腾的形象也就越多，而族外婚的选择余地也就越大，人类种群的基因也就越多，基因的多样性，才能保证人类这个地球上处于生物链最高端的动物能够繁衍壮大。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自我选择，已经在冥冥之中决定了原始图腾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而由图腾崇拜发展成的原始宗教，其崇拜对象的多样化，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谓原始宗教“尊神并不繁多”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原始宗教的社会实际和相关的理论研究。
十分奇怪的是，这位“专家”居然否认太阳神的存在，好象在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太阳神这种神祇。不要说红山文化的太阳神玉器的客观存在，几乎已经成为文博界的共识，而且学术界对太阳神的研究也已经硕果累累。何新先生所著的《诸神的起源》和叶舒宪先生所著的《中国神话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论述：“远古太阳神在周人神话中演变为黄帝，在周人的哲理著作《周易》中抽象化为‘太极’，在晚周文献中又被称为‘道’或‘太一’。因此可以说，黄帝是太阳创世主的历史化和人化，太极则是同一位上帝的哲学化和人格化。”因此，否认中国原始宗教太阳神的存在，实在是对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无知。[3]
在对游牧民族在文明史中的地位和原始宗教的基本概况有所了解后，我们就不会对黑皮玉器的许多形象产生所谓的“反常”感觉。我们就会对黑皮玉器出现的众多人首狩身和狩首人身的形象预以极大的关注，而其中许多形象和《山海经》中所介绍的神祇形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再来欣赏一些黑皮玉器雕塑，从这些雕塑中，我们能够了解它所反映的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消失的文明。
这是一件比较写实的人像雕塑。人像的头部占整个雕像的一半，梭形眼凸出，山字形鼻挺峭，鼻翼上方有一个小的兽头，嘴微上跷，嘴唇厚，眉毛成勾云形状又象火焰。头顶有一个棱形符号，其中饰有4条凸弦纹。两耳如两个问号，也象两个倒置的勾形器。身体蹲坐，两手扶膝，胸前有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上面也有4条凸弦纹。人象的手指只有4个，脚趾也是4个，究竟是手脚故意残缺还是4这个数字有特殊的意义，不得而知。
这件雕像除了两臂和腿间分隔形体的三个孔外，并没有其它穿孔。它本身又是器型硕大，因而不可能是挂件，而应该是供人崇拜的偶像。
史前文化时期，部落酋长往往兼有巫师的职能。作为氏族的首领，他要号令部族，团结部族和统一部族的思想。因此，他必须赋于自己一种神奇的力量，以使部落其他民众惊畏自己。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面容塑造成一个可怕狰狞、人人畏惧的样子。久而久之，这样的面容就可能成为这个部落的祖先偶像，成为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与部落溶为一体了。
在欣赏这件史前文化酋长像时，我们是否也能领会原始先民的心态。
再看一件玉顶鸟龙首女神像，是一件令人叹绝的雕塑！作品为淡绿色岫玉雕成，表面已被沁成黑色，经过长期盘玩，已露出白色沁斑和绿色玉质。
雕像头上顶着一只神鸟，雕像的头部硕大，几乎占整个雕像的一半，整个头部被塑成龙首状，鼓眼，鸭嘴，无鼻，两耳平贴。红山文化玉雕中经常有这种鸭嘴状的狩首，因此，有的报道据此认为我国远古时代生存着鸭嘴兽。其实，鼓起的鸭嘴，这是史前文化时期，用以表现龙首的一种雕塑语言，从“C”字龙的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其形状可能是由猪的嘴演变而来。女神的乳房突出，凸肚、肥臀，脚底打磨平整，使整个女神像能立起。女神像全身有5个对穿孔，腋下2个，腿间1个。因为手臂被塑造成环在肩上，两个手臂又各环成一孔，这5个孔把女神的形体巧妙地分割。这件女神像高有150毫米，比一般的雕像要大些。而且，她头后没有系绳的穿孔，显然不是挂在身上的缀件。
值得关注的是女神头顶的鸟。鸟首上雕出圆眼、尖喙，鸟尾高耸，尾上有丫字形纹饰，两翅的凸弦纹充分显示“黑、细、直、挺”的特征。鸟停在女神头顶的中央，给人一种俯瞰一切的感觉。在东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小雕像中，我们也发现过头顶立鸟的神像，这些头上顶鸟的神像，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无独有偶，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岩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人头中央顶鸟的图案。看来，在内蒙古地区史前时代，原始先民们经常表现人头顶鸟的主题。
鸟为什么会受到蒙古草原史前文化先民的青睐呢？
鸟可以自由地翱翔天空，鸟的这种进化而来的本能，被原始人类视作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以会鸟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原始人类总是认为神是居住在天空之中，而人是居住在地上，鸟因为能在天空中飞翔，原始人类当然就认为鸟是能和神对话的动物了，这样，鸟就被人类赋于沟通人和神的使命，鸟能飞翔的本领使鸟在原始人类心目中的地位被神化了。他们在雕塑鸟的形象时，特别注意表现鸟的翅膀和尾巴，这件女神像头上鸟的造型，高耸的尾巴和挺拔的羽翅最为醒目。在原始人类中，他们往往认为，鸟在天空中能够看到一切、听到一切，而其这种力量的来源就在它的翅膀和尾巴之中。同时，原始人类还认为人的灵魂和驱壳是能够分离的。人死后，灵魂会飞出躯体，就象鸟飞在天空中一样，鸟也就被看作人类灵魂的化身，更是祖先灵魂的化身，总之，鸟成了巫师通神的助手。在这种意念的控制下，原始人类在玉器创伤中当然要塑造鸟的形象。这样，当史前文化先民们在塑造部落膜拜的偶像时，为了沟通和天神的联系，也为了沟通和祖先的联系，他们必然会创作出头上顶着鸟的神器。
这件顶鸟女神像，还使我们联想起这样的神话传说，在古籍《拾遗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苍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
我们已经说过，在我国早期的神话传说中，隐含着我国早期文明的信息，这些信息，虽然存在着夸张和臆会，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到早期文明的蛛丝马迹。在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注意到，这是少昊氏由鸟所生神话的一种表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少昊氏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而“刻玉为鸠”，说明了这个部落是以鸠作为自己的图腾，并且用玉来制作自己部落的图腾。同时，这个部落还处于母系社会，他们的祖先少昊只知其母亲皇娥的名字，而不知其父亲的名字，因为“白帝之子”只是一个虚名而已。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件玉顶鸟女神像，硕大的乳房是生殖崇拜的标志，这也是母系社会的特征，而头上顶鸟，是不是女神和鸟的结合？而女神特有的龙的嘴巴，是当时一种特殊的雕塑语言，它是由猪的嘴巴演变而来，用以表达史前文化时期许多图腾的脸部特征。由此可见，皇娥和少昊的传说与顶鸟女神像的时代相吻合，也就是说，皇娥和少昊的时代可能和黑皮玉器所处的史前文化的时代相吻合。
这件玉顶鸟龙首女神像黑皮玉器，应该是蒙古草原史前文明先民的膜拜对象，她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文化形态还处在母系社会之中，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是那个时期的普遍现象，而猪的豢养也已经是部落中的普遍现象，所以猪的形象已经开始向龙的形象转化，龙的图腾已经出现在氏族的偶像之中。
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具有明显女性特征的黑皮玉器雕像。它们和人首兽身雕像、狩首人身雕像一起，在黑皮玉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将近二十来年的研究中，我们认为，这些人形黑皮雕像，预示着一个地球上已经失落的文明，他曾经十分辉煌，十分发达，它的艺术是如此鬼斧天工，让不少当代的雕塑家为此倾倒。
在观赏了已经出土的数百件黑皮玉器后，我们认为，这个文明，存在着以下显著的特征：
1） 这是一个游牧民族创建的史前文明；
2）这个文明正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的阶段；
3）这个文明已经跨越了原始的公社阶段，其部落领袖身兼巫师和酋长的双重角色；
4） 这个文明崇尚万物有灵的信仰；
5） 这是一个由各种氏族或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6）这是一个善于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文明，它傍水而居，逐草而牧；
7） 它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原始雕塑艺术；
8）它曾经对东北亚地区的史前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黑皮玉器的化学报告，黑皮玉器的出土时间，黑皮玉器表面的金属沁钉，黑皮玉器在出土区域的流散，黑皮玉器出土地点的民间寻找，黑皮玉器被博物馆的征集，都无不显示着黑皮玉器的真实存在，它唯一缺乏的是科学的发掘，无数双眼睛盯着内蒙，盯着乌兰察布……
一个可能震撼世界的发现，一个已经消失的史前文明，能不能重现于世！
历史会告诉人类！
[1]高有鹏、孟芳，《神话之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P215；
[2] 弗洛伊德，《论宗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月第一版，P2、P4。
[3]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