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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古文字学、训诂学、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 一、口头传说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是依靠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的，而且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篇幅巨大的史诗。最著名的有古代两河流域 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古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等等。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有不少长篇史诗，例如藏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早期汉民族是否也存在过一个口头流传的史诗的传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迄今并没有证据表明早期中国有长篇史诗。不过，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汉民族也必然 存在过依赖口头传说流传的历史，这一点，似乎也不用怀疑，这些口头传说今天还散见于各种 先秦古籍。尧舜禹时代的历史，至今还只能说是处在传说时代。 《返回奥德修斯》（Return of Odysseus）（Nicholas Monsiau，1754－1837） 传说黄帝有两个著名的史官，一个叫仓颉，一个叫沮诵。仓颉传说是文字的发明者，见于《世本·作》篇〔《周礼·外史》疏引[1]〕、《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篇。沮诵的名声不如仓颉大，见于《世本》、应劭《风俗通》等书。[2]另外，《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话可能与沮诵的名字相关： 南伸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女偊）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这里的副墨、洛诵、瞻明、聂许、需役、於讴、玄冥、参廖、疑始，都是极具寓言特色的人名，显然是庄子的杜撰。成玄英疏：“副，副贰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谓文字为副贰也。夫鱼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闻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临本谓之副墨，背文谓之洛诵。初既依文生解，所以执持披读，次则渐悟其理，是故罗洛诵之。且教从理生，故称为子；而诵因教起，名之曰孙也。”[3]成玄英将副墨跟文字联系起来，将洛诵跟诵读联系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副墨先于洛诵，显然跟庄子的意思相背。从副墨到疑始，越来越古老，显然洛诵比副墨更原始。王先谦《庄子集解》云:“成云罗洛诵之，案谓连络诵之，犹言反复读之也。洛、络同音借字。对古先读书者言，故曰洛诵之孙。古书先口授而后著之竹帛，故云然。”[4]他从“古书先口授而后著之竹帛”的角度来讲“诵”，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内藤湖南说，“诵”在古代是“讲述、传授往事”的意思，例如 《国语‘楚语》“朦不失诵”的诵，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副墨”是记录的意思，洛诵说的是口传之事。由于“诵”是口传的意思，所以黄帝时有关沮诵之史官的传说，与其认为是有关文字记 录的史官，不如说是一种口传的史官。[5] 内藤的说法无疑非常符合早期历史的情况，“沮诵”作为史官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古代口头传说时代的反映。 仓颉是轩辕黄帝的记事史官,被尊称为仓圣二、瞽史与口传 《国语》有一种叫做“瞽史”的职官。《周语下》记单襄公之言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看来瞽史就是史官之一种，以知天道为特色。又《晋语四》记载重耳在齐，齐姜劝之行，曰： 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 后重耳为秦穆所纳，董因迎之于河，又述其事曰： 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 必有晋国。 可见作为史官的瞽史，还具有预言的能力。《国语》中又常常“瞽”“史”分而言之，例如《周语上》 记邵穆公谏厉王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诛，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又《楚语上》记楚左史倚相之言曰：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于国……倚居有诵训之诛，居寝有亵御之箴， 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顾颉刚因此认为瞽与史本来是两种官职，只是因为它们职掌相似，所以常被混淆。他因此认为司马迁《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这话是不对的，左丘明本来不是盲人： 左丘能成《国语》之弘制，其必不失明无疑义。所以谓之“失明”者，盖瞽与史其事常通，其文亦多印合，而“瞽史”一名习熟人口，故沿而用之。流俗不察，乃若替人竟可以作史者，而左丘名明，遂缘瞽史之义， 思其反对方面，谓之“失明”。“盲左”之称于以起，不亦诬乎![6] 不过，顾颉刚对“瞽史”的看法可能有问题。《周语上》上文说“瞽献曲，史献书”，下文说“瞽史教诲”，两者不大可能是一回事，“瞽史”与“瞽”和“史”可能是分别说的，三者不同。《楚语上》上文说“瞽史之导”，下文说“史不失书”“朦不失诵”，“瞽史”与“史”“朦”也未必同指。因此，“瞽”和“史”可以指两种人，但在《国语》中的确是指一种官职，而不是“瞽”和“史”的合称。 《周礼·春官》宗伯属下，有一种叫做“瞽朦”的乐官：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瞽蝝掌播鼓、柷、敔、埙、箫、管、弦、歌。 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瞽朦之官，属于乐官;又有“视瞭”一职，是眼睛好的人，其职责云“凡乐事，相瞽”，则瞽矇本来应该是由盲人充任，应无可疑。其职责又有讽诵诗，定世系，则其职与史官同出一源可知。所以《周礼》的瞽朦，应该就是古代瞽史的残留。《周语上》的“瞽献曲”“师箴”“瞍赋”“朦诵”，四者都是盲人艺术家，他们都是古代瞽史的分化。 古代史官何以会由瞽人充任？我们倒是可以从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那里得到启示。《晋语》“朦瞍修声”，韦昭注:“无目于声音审，故使修之。”民间有一种说法，盲人的听觉特别灵敏，记忆力特别好。因而以之为乐官，是很好的选择。《左传》《国语》《礼记》等先秦文献中的乐师，大多是盲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古代口耳相传的时代，那些传说和故事往往采取诗歌的形式，通过歌唱流传下来，这就跟音乐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浙江农村，那里对于盲人有特殊的敬畏，他们听觉好，记忆力好，而且能够占卜，预知未来。王树民说，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最适宜做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惟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直到近代，许多民间艺人还是由瞽者来担任，它们演述的内容,一般是以历史故事或当时动人听闻之事为主。瞽史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情节，会逐渐摸索出一些自然规律来，因而能够指出一些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谓“知天道”了。瞽史所保存的历史故事的主要情节或纲目，后来或经笔录下来，就成为“瞽史之纪”。瞽史既掌握着主要 的历史情节和规律，所以对于天子可以“教诲”，对诸侯可以临事而“导”之，其政治地位的重要，也就不难想见了[7]。 不过，从《周礼》来看，瞽史的地位完全没有王树民所讲的那么重要，他们最多只是作为一种谏官或者教育国子的老师而已。用盲人作为乐官或史官，应该是从很早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据《周礼·春官·大司乐》之文，音乐之祖，乃是盲人：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大司乐死，则以为乐祖，成为祭祀的对象，而祭祀的祖庙称为“瞽宗”，可见所谓乐师的始祖，乃是盲人无疑。又史书所载舜之父名曰瞽叟，汪中认为此“瞽”乃是官名而非人名： 舜之父见于《尧典》者，曰“瞽”而已。《左氏传》、《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 则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 “瞽矇”有上替、中瞽、下瞽;《周颂》谓之“矇瞍”;《周语》曰“瞽告，有协风至”;《左氏传》 “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郑语》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者也。”《左氏传》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然则瞽之掌乐，固世官而宿其业，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孙皆有废疾也。《吕氏春秋·古乐篇》曰：“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注：质当为夔。）乃以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据也。 唐虞之际，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马子长易其文曰“盲者子”，失 之矣。[8] 汪说甚有理。不过，还有可商之处。并不是所有的乐官都是盲人，例如夔；但是居“瞽”“瞽朦” “瞽史”之官的乐官恐怕都是盲人，这一点，我认为也不用怀疑。瞽叟的“瞽”，不管是官名还是人名，舜之父瞽叟都只能被认为是盲人。司马迁说舜是“盲者子”，其实并没有错。如果舜之父瞽叟之瞽果然是官名，《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可信，那么瞽史之官就可以早到我国的传说时代了。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说早期的传说时代是有盲人史官或者盲人音乐家的。 在文字产生以前，或者文字虽然已经产生，但书写很不方便的年代，必定有口头传说的历史流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国先秦时代的古书中，究竟有没有通过瞽史的口传流传下来，而后人书于竹帛的文献呢？我国的瞽史传说的时代，究竟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三、口传时代的下限 有一种说法是，我国春秋以前，基本还是口头传说时代，春秋时代的很多典籍，就是直接从口头传说记录下来，而成为书籍的。例如内藤湖南这样论述《国语》这部书：这是春秋末至战国初，儒家一派列举各种前代事实，为了以故事的形式来说服君主，所巧妙创作的一种体例，于是形成了一种文体[9]。这种形式足可称为“国语”。当然最初主要就是为了讲故事，而不为书于简策，所以应当是以口头传承为主的形式。 而且在那以前应该还是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国语》记载的各种国家之事，都是作为一种“语”而撰写。最详细的是《晋语》;几乎看不到秦的记载。后来成为秦始皇焚书动机之李斯的上奏中有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言，以非上之所建立。”这里所说的 “语”应当就是《国语》之类。李斯所言是指:各国皆有故事，讲述往事，诽谤今日，那种故事逐渐随着讲述者的意识，成为了歪曲事实的创作。总之，《国语》大体上说是儒家思想的说客们，为了陈述自家的某种主张而引用各种往事,《国语》即是对这种陈述故事的汇集。看来，这些内容实际书于竹帛应该是后来的事，写人竹帛之前很可能是作为口头故事流传的，从书中多有晋国之事的内容来看，那应该是战国三晋人所讲述的内容。三晋从来就是说客辈出之地[10]。 本田成之的看法与内藤一致，他也认为《尚书》、《左传》、《国语》、《世本》这些书都是根据口头讽诵写定的。本田氏在《中国经学史》中说，《诗》是乐官所诵的，在王的出人或射仪时歌奏《诗》曲，飨宴国宾的时候也歌《诗》，这是《左传》一书里常见的。歌《诗》的事，乐师、大师、小师也能，其中于瞽朦演奏种种的乐器而弦歌之外， 有“讽诵诗，世奠系”。这瞽朦不单是讽诵诗，而且讽诵帝王的世系，以戒人君者，这就成了后世的《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的渊源了，更引而申之，成了后世的故事、传奇与剧曲[11]。 内藤对本田成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本田的看法无疑来自内藤。内藤对于《国语》的分析非常精彩，但他说《国语》成书以前的时代还是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却很可商。从西周金文的情况来看，西周时代的史官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各种政府文献都有史官起草、宣读，事后作为档案保存，甚至铸刻在鼎彝上。对比《尚书》中西周时代的文献，可以看出西周以来的那些诘誓，当时就有史官记录，甚至很多就是史官起草之后，再宣读的，尤其是那些册命文书，绝不会晚到战国才根据传说记录下来。出土的春秋时代的侯马、温县盟书也是当时的记录。商代的情况应该相似，甲骨文虽然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主要文献，但当时正规的文献还是典册； 而且从甲骨文的出土状况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对于档案的管理是非常系统的。即便从传世文献的情况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左传·昭公二年》说到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昭公十二年》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申叔时说到的九门课，不可能没有课本，从当时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来看，也不可能没有课本。即便是《诗经》，季札观乐的时候，其次序已经与今本诗经本相同，可见也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书本;石鼓文所刻的诗篇，也可以证明春秋以前就有这种写下来的诗歌。总而言之，春秋以前，我国社会的记录早已非常发达，管理国家的文官制度非常完备，早已进入书写时代。这大概正是我国古代的神话与史诗都不发达的缘故，因为我们进入记录时代的时间很早，那些远古时候的事情，很早就不是靠口头传说流传下来了。 内藤非常推崇章学诚，他对于中国口传时代下限的估计，可能是因为误会了章学诚“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这样的论断，章氏《文史通义·诗教上》说： 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12] 如果光看这段话，可能会得出战国以前的学术只有口传，至战国才开始书于竹帛的结论。但章学诚在这里论述的不是所有的著作，而是私人著述类的著作，决不是说战国以前的历史记录都是口说。章氏说了这段话后，也很担心被误解，因此他自己在“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这句话下面加了一条小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内1928年在大阪怀德堂作名为《章学诚的史学》的演讲时说章学诚还撰有《诗教》一篇，认为所有的著述都是从战国开始兴盛发展而来的。”[13]但章学诚说的“著述”，并不是指所有的著述，而是指我们今天讲的私人著述，并不包括那些史官的著述，内藤显然是误解了章氏。章氏《诗教上》篇又云：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 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14] 所谓“一人之著述”，就是私人著述。战国之前，像《国语》、《世本》、韩宣子所见之《易象》与《鲁春秋》这样的书，尽管都是史官的著述，但从“六经皆史”的观点出发，它们都是先王之政典，而不是“一人之著述”。因此，章氏的意思，是说私人著述是从战国开始的，决不是说，战国以前， 是一个“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 内藤对于《文史通义》的误解，可能也受到日本本国历史情况的影响。他说，日本的例子，在古代氏族制度时代，各个氏族对各种职业是分别传授的。当一个氏族非常兴盛、自己的职守很完全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写著作的。比如斋部氏在衰败时，以前一直实行的那种“礼”， 就逐渐不通行了。为了表达对这种现状的不满，斋部氏就将所实行至今的“礼”记录下来，编纂成了《古语拾遗》一书。所有的古代职官家族，其编纂著作之时，必定值其家业衰败之际， 即当其回顾从前兴盛年代之时。这大概可以说是古代著作编纂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 当然,孔子的时候他巳经试图对残缺的礼予以复原，无疑他也为此进行了努力，但是他是否从一开始就有了将礼记录并保存下去的设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大体上可以说《礼》形成的经纬与佛教《三藏》的形成有着类似的情况。像《国语》这样的作品，是将自己对时世有感而发的主张寄托于故事之中，并且最终集结成书，从 日本的《大镜》《荣华物语》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15]。 内藤的这个解释，可能就是导致口传说在日本学者中比较流行的一个原因吧。在礼坏乐崩的时候才把礼记录下来，内藤认为是一个普 遍性的原则，但我认为这很可怀疑。就孔门弟子编纂礼经来说，也许有一部分之事实，例如《士丧礼》就是孺悲向孔子咨询丧礼而后书写下来的。但《周礼》中有很多地方记载，当时实行礼仪的场合，是需要礼官读礼文的，而且礼书都由专门的史官保存，所以官府不可能没有礼书。今本的礼经，反倒是原来官府的礼书散亡之后，私家学者重新恢复而作的记录。而且，从当时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礼制规定来说，没有可以依赖的文本，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这还是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典册的发达情况估计不足导致的误解。 四、瞽史与《左传》 顾颉刚第一次将瞽史与左丘明联系起来， 但他却认为左丘明根本不是瞽史，而且根本就不是失明的人；世俗容易嫉贤妒能，常将别人的长处说成短处，由于史与瞽的职责相通，又因为名“明”，因而反而被人说成了盲人，以致连司马迁也误信“左丘失明”[16]。顾氏的理由很奇特, 后人都不接受，很多学者反倒是接受了左丘明是瞽史的看法，因而认为《左传》一书，是基于当时大量的口头传说。最早这么说的可能是徐中舒，他是把瞽史看作太史和瞽矇两种职官的:瞽矇是乐官，同时也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后来瞽矇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在传述历史的时候，是以瞽矇为主，而太史则是 辅助瞽矇的人，帮助记录和记诵，因之而得名为瞽史；史官所记录的，是像《春秋经》这样的简短的历史，还需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和丰富起来；瞽朦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17]。 我个人觉得，徐中舒的意见非常有启发，至少能够很好地解释《春秋经》这样的纲目性古史与《左传》《国语》这种语类古书之间相辅相成的 关系。后来杨宽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左传》作者就是根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一种传的。”[18] 阎步克有跟徐中舒相似的说法：“古史传承本有‘记注’和‘传诵’两种形式，二者相辅相成； 对于一件史实，史官记其大略于简册之上，其详情则有瞽矇讽诵。孔子《春秋》和左丘明《左传》的相为表里关系，我想就由此而来，《左传》不过是把昔日瞽矇所讽诵者，也化为了书本而已。”[19] 对这些看法提出反对的，是刘成荣。他认为，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拥有很成熟的理性文明的国家，文字记录早已是十分普遍的事实，如果早期有口传的话，那也只能是历史上曾经的某个阶段，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则不能成立。因此《左传》不可能是瞽史的记录[20]。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区分两个概念。一是口传，二是口传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口头传说，但是口传时代，却是特指历史的传承主要通过口说，而不是文字记载来实现的时代。只有在口头传说的时代，瞽史才可能作为历史传说的主要载体。过去的论述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所以所得结论都很偏颇。徐、杨两氏，将瞽史口传时代的下限定在了战国时代[21]，这是说不过去的。不要说我们今天出土的大量战国时代的简帛文献，可以证明战国时代早已是典籍浩繁的年代；即便从《尚书》、《逸周书》这样的文献中，也可以明了这种说法的牵强。杨宽说瞽史是世代相传的贵族知识分子，这是受了汪中的影响;但职业可以世代相传，盲人却不可能世代相传，所以汪中认为瞽史并不一定是瞎子，而杨先生却还说他们是“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 我们则认为，瞽史，瞽矇，的确是盲人，《左传》中的“师”有“相”，《周礼》的“瞽矇”有“视瞭”，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瞽史地位已经很低，很难说是贵族，更不会世袭。刘成荣也指出，《左传》中的瞽矇和乐师可以作为礼品赠送，其地位巳经接近倡优，例如《襄公十五年》记载郑国罪犯多逃亡宋国为盗，郑欲以贿赂换取宋国引渡这些罪犯，乃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 ‘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22]因此，当时的瞽矇，应该是从盲人艺术家中选拔出来的，不可能是世袭的制度;即便是口头传说时代的瞽史，也不大可能是世袭的，因为很难想象瞽矇代代有盲人，也很难想象有故意弄瞎眼睛以继承瞽史之职官的残酷刑罚。 作为瞽史口头传说的时代，恐怕在西周以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直到战国时代，当时应该还流传着很多远古时代的口头传说。我们虽 然从总体上否定春秋战国时代的书是由瞽史传诵的，但也应该承认以下两点。第一，春秋时代的瞽史，包括瞽、师、矇、瞍等，他们中间一定也会流传着很多口耳相传的知识。因为无论是作为职官，还是作为职业的瞽史，都有继承他们的弟子。他们常常在学校教授乐舞，弟子当然众多；瞽矇对于接替他们职位的弟子，也必然会有教导，这些口耳相传的学问，除了音乐之外，也应当包括很多流传的当代故事和历史传说。第二，当时成书的著作中，有些内容也的确有可能是来自瞽史。春秋战国是我国著述大发展的时期，当时人著书，材料主要是来源于古代史官传承下来的记载，但不可能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有记载的，必然会有一些事件是通过口耳代代相传的，还有很多事件不会见于官方记载，只可能在民间流传，或者民间流传的与官方记载的 不一样。从先秦诸子所记载的各种故事来看，也很清楚。例如《韩非子》在记载某个故事时， 往往同时记载不同的版本，所谓传闻异词。直到司马迁写《史记》，还到处寻访故老，听他们说前代的故事，这都只跟口头传说有关，而跟瞽史无关了。但是谁又能否认瞽史也曾经参与过这些口头传说的流布呢？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私家著述大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当时已经书于竹帛的文献，还是口头流传的当代故事和历史传闻，都会被重新整理和记录。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书籍记录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些口头传说来源于瞽史；但我们也可以断言,这时候的瞽史，在传诵历史这方面，早巳不再起主要作用，甚至已经不是其主要职责了。 尽管如此，我们却难以否定个别瞽史在传诵古史方面的作用。他们的记忆力好，音乐的修养好，在传诵古史方面的确有优势。他们在 很多礼仪场合要唱诗，想来对于诗篇是能背诵很多的，说他们也能背诵很多历史文献，讲述很多历史故事，也是很合乎情理的。只不过他们传诵的很多内容，可能早已书于竹帛了。具体到左丘明，也难以断然否认他是瞽史。左丘明的生平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他作了《左传》和《国语》，司马迁又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记载，那么他是一位瞽史的可能性当然存在。顾颉刚问，既然他是盲人，他又怎能把这么宏大的两部著作写下来呢?[23]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左传》中的盲人艺术家都有“相”，左丘明口述，“相”记录，不是也可以吗？他也可以请别人帮忙，甚至可能在他未失明以前写成的。 无论如何，左丘明是瞽史这一点，是符合历史记载的，也是非常合理的。 五、师弟之间的传承 过去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我国先秦时代的很多经典，都是依赖于口头传说而保存下来的，直到汉代，才大量地书于竹帛。例如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靠了伏生口传。这种误解在很多有影响的学者那里都可以见到。例如梅鹫攻古文《尚书》云： “《尚书》惟今文四十二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尽汉儒伪作。”[24]梅鹫攻古文《尚书》,但他很可能反而又上了古文《尚书序》的当。晚出的孔安国《尚书序》说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明确说伏生传《尚书》没有书本依据，只有口诵。但这恰恰是这篇《书序》非孔安国所作的 铁证。伏生传授《尚书》，其实是有文本依据的， 并非“口诵”。这一点，《史记》《汉书》都有明文。《史记着儒林传》说：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可见伏生所传《尚书》是有书的。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说：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25] 则刘歆亲见伏生本。从常情而论，百篇《尚书》， 伏生何以只会背诵二十九篇？也有点奇怪。刘向刘歆校书，曾用中秘所藏古文经，而龚自珍不相信汉代中秘有古文，他说:“假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愿错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 ”[26]龚自珍显然是误会了晁错往伏生处受《尚书》的意思。东汉卫宏的《定古文尚书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颖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27]
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28]皮氏说伏生有本经，这是正确的，但他和龚自珍一样，显然误会了卫宏的原文。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学的是《尚书》的大义，学的是说解，而不是去记录原文。伏生的口音重，所以让他的女儿做翻译，可是他女儿说的也是齐人语，所以晁错只懂了七八分，剩下的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通读。而龚氏和皮氏却以为晁错是去记录原文了，这是天大的误会。皮氏又进一步说，“古人书皆口授”，这话需要加以辨析。 如果说，古人传授的经典的原文都是口授的，那是不对的，因为我国最晚从西周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文字记录为主的时代，春秋战国是著述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经典传授，基本都是有本可据的。但如果说，汉代以前，传授经典时，对于经典的讲说一般都不形成文字，只是师徒之间口耳相传，却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春秋》，经文具在，而公羊、穀梁之学都传自孔子， 直至汉初公羊高、穀梁赤才书于竹帛，其间皆经师口耳相传。汉代大量的章句，其实就是以师说为根据，整理记录的“听课笔记”，本来也都是口头传授，后来家派林立，互相攻守，因此有严密细致的需要，所谓“碎义逃难”。例如孔子传 《易》于商瞿，五传而至田何，至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三家，《汉志》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前所传，皆口说。《尚书》传自伏生，因其老耄，恐其说失传，故使晁错受其口说，这应该就是伏生《大传》的来源。此《大传》也只是言其大义,至弟子欧阳、夏侯，章句始备。而伏生以上，自然只有口说。伏生所传的，也不可能 都是他的创见，必定是综合前代师承的口说。《毛诗》也同样传自子夏，而至毛公始有《故训传》，此故训，也是历代相传之口说书于竹帛者。 古人的教学，师生之间亲相授受，老师会讲解文本的大义，他的讲词起初都没有书写下来。 没有写下来的原因可能很多，推测起来，第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书写的不方便。这一点我们今人最容易理解。计算机写作之前，学者要写一部书，是要耗费很大精力的，跟现在相比，一个人的作品要少得多，一部作品的字数也更要少得多。用毛笔和竹帛书写的年代，显然比硬笔和纸张书写的年代要麻烦多了， 因此古人一般只把最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些解说的篇幅大，写下来太费精力；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只有自己了解深透的知识，才会讲授，只要有原文在，就可以随时发挥。因此那些口头的说解根本没有必要写下来。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以前，没有人把著述当作私人的东西，章学诚谓之“言公”，他有非常精辟的论断:“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29]这也是先秦诸子一般不亲自著书的理由，论道弘道，言传身教而已，不以著述为能。师弟之间，也常常只把重要的经文写下来，至于微言大义的解说，大多就通过口耳相传，随时随人损益。不过，近些年来的出土战国竹简表明，战国时代的人，还是尽量想要把那些有价值的传述记录下来的，郭店楚简大量的是七十子后学的发挥，上博、清华简中也有其他学派的著作，看来当时的弟子们，还是努力要通过著书来提炼自己的学说。这种著述，有点像滚雪球式的积累。开始记录下来的，都是些提纲挈领式的纲目，后学弟子在传授中会继续损益。早期的大纲性的文本，往往被称为经，后期的由此敷衍的解说，称为传、记、说、解等。传记说解越滚越大。例如《五行》篇，本身是传记，是孔门弟子对儒家仁义礼智圣的发挥，郭店楚简表明，至晚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成书了。弟子在传授《五行》过程中，又要讲解其中的大义，后来又有弟子把这些口说的大义也记录下来，所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行》篇就既有《五行》的“经”文，又有“说”文。这些弟子们传授的内容，年代既久，哪部分内容是谁的意见，常常无法区分，也无需区分。因为当时学术以学问本身的主张来区分，以师承关系来区分，而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区分。只要宗旨相同，就是一家之学。对于那些数术方技类的书，可能更是如此，比如医学，有的是读书就能学到的;有的却只能通过老师手把手地教，老师带着实习才行，例如针灸。所以数术方技类的著作，常常会假托一位传说中的祖师，把所有的知识和记录都归到这位祖师的名下。 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是有些说解会触犯权贵，不可直说，因此只能在口耳之间流传，不便书于竹帛。传统认为孔子著《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作，引起乱臣贼子的恐惧，因而孔子只记大纲，隐约其辞，其中的微言大义就直接传给弟子了。所以《春秋》之作,一来有僭越王者制作之嫌，二来也怕招来祸患。 六、结论 口传和著述，作为学术传承的两种方式，其实各个时代都是并行不悖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老师的讲课内容，是靠了学生的听课笔记，才得以成书保存下来。但是作为时代特征的口传时代，在西周以前就已经结束了。瞽史在那个时代应该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从西周到春秋以前，大多是官府的记录，即使有著述，也基本上是史官的事情。这一时期，大规模的著述尚未出现，瞽矇的主要职责是音乐，他们在传播古代历史和当代故事方面，也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基本上限于当时贵族学校的教学。但春秋以后，私人著述之风兴起，进人战国，著述大爆炸，所谓口传，基本只限于师弟之间的讲授，巳经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基本相同了。师弟之间的学术传播，当然离不开口头教学，但这些教学，大多也是有文本依据的。秦汉以后，学术的传承，就完全以著述为主了。当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说唱故事，包括民歌，却是连绵不绝的，六朝的志怪，唐宋的话本，明清的通俗小说， 直到蒲松龄的《聊斋故事》，都曾取材于口头传说。这些倒是古代瞽史之风的真正传人。可惜的是，民间的这种口头说唱故事，目前似乎已经进人了消亡的阶段，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今天文字书写非常简便，口头表达反倒显得困难多了。我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衰退得严重，即便是跟说唱有关的传播形式，也要先有文字书写做准备。老师讲课，也得有讲义为基础。口头表达似乎已经从属于文字表达了。古人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30]对于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确乎远在我们之上 参考文献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2期 编辑：绮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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