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她的幸运在于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女人难以得到的地位。慈禧并非出身于世代簪缨、钟鸣鼎食的显贵之家，她不过是当时一个中级旗籍官员的女儿。若不是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凭着选秀的偶然机遇，进入紫禁城，从而为她搭建了扭转乾坤的政治平台，她的命运与千千万万普通女孩子又能有多大差别？慈禧靠着一步步地钻营，从贵人到嫔，又靠着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惟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并藉此“垂帘听政”四十七年。 慈禧又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作为妻子和母亲，她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虽然她拥有至上的权力，使无数王公大臣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被高高宫墙所围筑的禁宫中，孤独地度过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慈禧的一生与晚清的历史相始终，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录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录她成长过程中的偶然和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身上那些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许多历史之谜。 通常美貌是女人走进男人世界的第一通行证。 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来说，他的后宫意味着六宫粉黛、三千佳丽、钟鼎玉食。入则黄罗伞盖，出则宝马香车、仆从如云。要不怎么历史上无数的人，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如项羽一样喊出:“彼可取而代之!” 为了获得和巩固皇帝的宠爱，后宫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失败者或惨死，或深居冷宫，用孤独埋葬红颜，无声无息中，与草木同腐。 慈禧是宫中嫔妃中的既能掌握满语又能读写汉语的“双语”模范。 慈禧，有着自己所独具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一个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在那个男人至上的社会中，在那个为争夺权力而血肉横飞的世界里，慈禧能够走上男人独霸的政治舞台吗？她将面对怎样的血腥挑战才能踏着男人的脊背，爬向权力的巅峰？ “性格决定命运”，即是对肃顺最好的写照。 汉人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 忍辱负重不是慈禧的性格，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才是真正的慈禧。她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她通向权力道路上这一最大羁绊。 在皇位继承过程中两兄弟的暗中角逐，一直是咸丰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和时时发作的隐忧， 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 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 肃顺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完全低估了慈禧对于事物分寸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事态发展的驾驭能力。几年里，慈禧在侍应咸丰帝处理章疏诏旨时，悉心学习，用心领会，不仅对历朝留下的规制深入探讨，而且特别留意君臣应对中的轻重分际。 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这是政变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主导政变的慈禧令人扼腕叹服的画龙点睛之作，足以见证慈禧的睿智。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到慈禧的精明与老到。 咸丰十一年(1861)，仅仅二十七岁的慈禧在恭亲王奕的配合下，经过缜密地准备，以闪电的方式，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宫廷政变，攫取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权力。这次政变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行动之周密、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世人拍案叫绝，扼腕叹服。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慈禧的性格特点:机敏、睿智、巧诈、冷静、决断。 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不发一矢一枪，以极小的代价尘埃落定，朝野波澜不惊，浑若无事。 该杀头的杀头，该做王的做王。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演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论断。毫无疑问，慈禧在这次政变中不仅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还是绝对的领衔主演。她的表现极为精彩，令这些男人世界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她会激流勇退吗？不会!她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不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耀眼流星，而是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主宰。铲除政敌，仅仅开启了慈禧政治人生的精彩序幕，她没有丝毫谢幕的打算，她要继续在她的人生中书写属于她的政治篇章——君临天下。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高层人事大变动，借口之恰当、行动之迅速、更换之彻底、安排之巧妙、反响之微弱，确实出人意料。 慈禧正以她对权力极度的贪婪欲望，分分秒秒地挑战光绪帝渴望亲政的耐心。 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旬生日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是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的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前者，是品德高尚、懂得利害轻重的人；后者则是民族的罪人，应大加挞伐。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 “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这是慈禧的信条，也是慈禧的做事原则。 慈禧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徒增后人对她残忍的行为更多的想象。 光绪帝在悲苦与孤独中离开了这个对他似乎十分偏爱却实质十分冷漠和残忍的世界，他的灵魂奔向了他渴望到达的天堂，或许那里不再有“皇爸爸”的严厉呵斥与非人性惩罚，或许在那里他可以实现与自己深深眷恋着的珍妃自由相爱的梦想。光绪帝生前在慈禧淫威下无法实现对自己的救赎，但愿他死后真的能获得灵魂上的解脱。 这一切依然是今天中国人心中的隐痛。人们有理由痛恨她、指责她。然而，义愤无法代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汲取；谩骂也无法取代我们的理性分析和批判。她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有太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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