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文/图
印象里，地主乡绅的形象基本可以和“恶霸”划上等号。但有一位乡绅却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他就是人称“山大王”的万春圃。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到达大炉村,万春圃慷慨资助部队急需，次年，以归属“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个营为基础,组建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被任命为支队长。1943年5月,边联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编为鲁南军区直属五团,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历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任济南市革命烈士陵园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日前，《枣庄晚报》纪念抗战胜利专题采访小组记者专程来到万春圃的老家临沂市苍山县大炉村，实地探寻了“万家大院”。
大炉村里的“山大王”
万春圃，1882年生于苍山县大炉村一户地主家庭。当时他家占有200多亩“伸勺子挖饭吃”的“接山淤”地，500亩遍植黄草、松柏、柞栎的山场，30多间大瓦房。虽然称不上豪门，但在抱犊崮山区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
万春圃自幼不爱读书，喜欢骑马玩枪，为人耿直，颇有侠客之风，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正义感。他交友广泛、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很受乡里人尊重，被人尊称为“万三爷”。
通过好友陈玉山的介绍，他相继结识了向城的刘子才，城后的赵剑南，兰陵的李子赢，万村的王洪辰等一些士绅名流，并和他们结拜为兄弟，经常在一起议事谈心。有一次，万春圃正在陈玉山家的客厅里喝酒，忽然家中来人报告，双亲被土匪绑走了。万春圃听了顿时火冒三尺，发誓要与土匪拼命，陈玉山劝他说: “土匪绑票，无非是想钱。现在不能玩硬的，要设法把二位老人先救出来。”万春圃听后花钱救出了两位老人。后来，万春圃在仁兄弟的帮助下，组织起护家民团。开始只限于守围子，后来不断和土匪战斗，慢慢地，民团壮大起来，万春圃又当上了地主武装联庄会的会长，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从此他就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了。
1934年冬，在枣庄矿区工作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开辟抱犊崮山区的工作，派李韶九、郭致远以行医为掩护来这一带活动。当时，鲁南地区官僚地主横行乡里，劳苦大众饥寒交迫，镇压苍山暴动的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着大地。要在这里落脚生根，没有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作掩护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李韶九同志去抱犊崮山区之前，特委书记郭子化再三交待，要想开辟这一带山区的工作，就一定要争取万春圃的支持。
毁家纾难心仍不悔
1937年冬，日寇铁蹄越过黄河，于1938年1、2月间，先后占领了临沂、枣庄。这时，万春圃根据党的指示，公开打出了守土抗战，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旗帜。他把自己家的粮食、枪支和猪羊献出来，开了齐心会，喝了齐心酒，坚定地表示: “抗日救国不怕牺牲，打鬼子决不充孬种。”从此，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在第五战区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筹备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四县边联办事处。
1938年秋天， 张里元把万春圃的部队编为其直辖第四团，任命万春圃担任团长，万国华和刘清如分别担任了第一、二营的营长。1939年2月，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在矿坑召开鲁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时，逢日寇汉奸万余人分五路“扫荡”山区。特委立即带领参加会议的人员避开敌人的主力，迂回进山，回到大炉村。不料第二天，敌人兵分两路包围过来。在危急的情况下，万春圃主动承担阻击任务，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执行任务中，他年仅19岁的次子万国英中弹牺牲，战士们都为之悲痛。在这关键时刻，万春圃赶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 “国英是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死的，他死的光荣，有什么可悲呢?要打鬼子就得做好牺牲准备，在这点上，国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钢铁一般的语言，句句震动人心，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把万般仇恨集中在枪口上，胜利地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的任务。此后，党对万春圃更加信任，加上大炉村党群工作基础好，决定把特委机关设在万春圃的家中。
1939年8月初，罗荣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115师挺进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向罗荣桓汇报了鲁南的工作和万春圃的情况。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住在万春圃家中，罗政委有时也来万家住。万春圃待人热情忠厚，直爽大方，真心拥护党和党的抗战主张，深得罗荣桓同志的赏识。115师代师长陈光还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他，这更使万春圃感到党的温暖和对他的信任。为了支援部队，解决供给困难，万春圃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自己的粮仓，砍伐了南山的松林，动员了自己的结拜兄弟陈玉山、盛清沂、刘子才、王拱辰等人，捐粮献款支援部队。仅陈玉山一次就献出几万斤小麦，300元大洋。
八路军115师进入鲁南后，接连消灭了峨山口、阎王鼻子山的日寇，先后打掉了经常捕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的孔庄顽固头子杜若堂和白彦的孙鹤龄等，打开了鲁南局面。1939年冬，四县边联的群众武装的一个农民抗日自卫团，在115师支持下，伏击消灭鲁南土匪王学礼，讨伐费县杀害抗日人民的罪犯、费县县长李长胜。在大好形势下，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众人以农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于1940年春建立了边联支队，万春圃任支队长。从此，这支部队成为抱犊崮山区抗日斗争的一支基干武装。
为抗战愿献出生命
1941年春，鲁南发生严重春荒，鲁南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被迫移地就食。国民党反动派乘我后方空虚之机，突然袭击鲁南抗日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五”事变，占领了鲁南根据地的中心边联县和鲁南领导机关的驻地大炉村。他们不仅杀了我方干部、战士、家属70余人，而且把万春圃的两个年仅十余岁的孩子万国荣、万国平俘去。
国民党五十一军曾写信给万春圃进行过威胁利诱，说什么“只要你能过来，最小也放你个团长，要不赶快过来，就抓你的全家，烧你的房屋，扒你的祖坟。”万春圃接信后，哈哈大笑。他在回信中说：“我跟共产党走， 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日。我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当官。我和我的孩子抗日无罪，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反动派抓走万春圃的两个孩子，其用心是险恶的。因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的抗日领袖，如果把他拉过去，让他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所以他们妄图以两个孩子作人质，逼迫万春圃投降。
在反动派的威胁利诱面前，“硬骨头”万春圃坚定不移，不屑一顾。他痛恨反动派在日寇烧杀抢掠、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际，丧心病狂地破坏团结抗日的卑劣行为。但他也挂念孩子，他一天天消瘦了，变得沉默了。
不久，声势浩大的讨逆开始了。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二旅和鲁南地方武装共同组织了讨逆大军，曾国华任司令，赵傅任政委。讨逆大军从左右两翼包围了占据边联县的反动派，一鼓作气，攻下了埠阳、车辋、东庄、大炉等重要据点，两天内就收复了全部失地。在讨逆过程中，万春圃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收复大炉的第二天，他回到了土生土长的家乡。两个孩子虽然由于内线的保护安全无恙，可是故乡面貌全非了，宅基上筑起了碉堡，自家和村里的100多间房屋变成了瓦砾，祖林里的300多棵松树也被砍伐一空。面对这浩劫之后的凄凉景象， 万春圃感慨地说:“事实最有说服力，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谁救人民，谁害人民，这不就更清楚了吗？为了抗战我连生命都可以献上，还怕什么毁家灭祖!”
坚持战斗直到最后
1942年，鲁南地区抗日斗争进人了极度艰苦的阶段，抗日军民陷入了敌、伪、顽三面夹击的境地，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边联县变成了“东白山，西白山，东西白山一线牵；南北十余里，一枪能打透”的困难局面。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战斗渡过难关，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万春圃60寿辰的日子为他举行祝寿，表彰他为抗战毁家纾难，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号召人民以他为榜样，将抗战进行到底。
1943年，鲁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有了好转，局部地区已开始战略反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万春圃领导的边联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编为鲁南军区直属五团，调往军区，万春圃被任命为军区副司令。当时他曾借口年老，要求选派年富力强有经验的同志担此重任。为此，地区领导多次和他谈心，告诉他:“你首先考虑的不应是这个副司令当不当，而应是党给你的光荣任务愿不愿意接受。任命你担任副司令是众望所归，你当上了共产党的副司令，对那些不相信党政策的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育!”听了这些话后，万春圃接受了任务，和张光中司令员一起指挥部队，夺取一系列的胜利。
党的教育，人民的信赖，促使万春圃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并且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入党申请。鲁南区党委对此非常重视，及时报告了山东分局。当时主持分局工作的罗荣桓和分局统战部都认为万春圃久经考验，具备了入党条件。罗荣桓兴奋地说:“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人，坚决站到了革命和人民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委托专人找万春圃谈话，并表示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1945年底，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了万春圃的入党申请，这位63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滚滚，千言万语凝成了两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至于我万春圃，请同志们往后看吧。”这就是万春圃向党表示的最朴素而又最真挚的誓言。从此之后，他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战斗到最后一刻。
1972年，万春圃因病逝世，享年91岁。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仪式，只有几位在鲁南共事过的老战友为其简单办理了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