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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盘 唐（约7世纪后半-8世纪前半） 口径25.3公分，足径11.3公分，高3.8公分
盘直口微敞，浅壁，平底，矮圈足，盘底心与圈足呈同心圆内凹。盘面外圈至盘体施白、绿、黄三色釉。以白釉为底，于盘面外圈及器外壁处饰以黄绿釉相间的长条纹。本展品通体施白色化妆土，露胎处可见赤红色胎，盘面中心无釉。在巩义市第二纸厂2号墓[1]与黄冶窑遗址中均有发现相似出土物，是七到八世纪间常见的器形，推测可能是放置小盅的子母套盘。从盘体露胎部分可清楚看到成形时所留下的（土旋）纹，可知本展品为拉坯轮制而成，但是从胎质及釉色观察，可发现此盘并未经过高温素烧，与巩县窑部分三彩器特色－先经由约1100度高温素烧，施釉后再以800度低温烧成不甚相符。
唐三彩的制作，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拉坯或模具制成胎入窑烧制。由于巩县窑窑址曾出土为数不少的素烧坯器皿，所以一般认为这种三彩器皿的烧制多采用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高岭土制成，在窑内经过 1000-1100度的素烧，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常见的有以氧化铁表现褐色、氧化铜表现绿色与氧化钴表现蓝色三种。从目前订年在七世纪中晚期的巩义市芝田二电厂66号墓（650-675）出土的三彩盘口壶的施釉特色来看[2]，本展品的制作年代应不会晚于七世纪末，从盘身所施黄绿釉互不交融的情形来看，这是否是属所谓的初唐三彩，尚待日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1] 朝日新闻社、大広编，《唐三彩展－洛阳の梦》（大阪：大広，2004），页99? [2] 朝日新闻社、大広编，《唐三彩展－洛阳の梦》，页100?
绿釉褐彩厚缘罐 唐（7世纪末-8世纪初） 口径9.5公分，足径7.5公分，高8.7公分
罐敛口，厚圆唇，口缘下方饰一道深刻弦纹，溜肩弧腹，下腹内收，圈足外撇，厚足壁，足墙着地处削棱。器底外部有一尖刺状突起，内部有三叉支烧痕迹。通器施半截釉，自口缘至腹径最大处施绿釉，并于肩处以褐釉点出六组六瓣联珠纹。釉色透明温润，惟施釉不均，器身可见浓淡不一的釉痕。施挂白色化妆土至器腹下部，其下至足部露胎，胎质坚硬，胎色粉红。罐内自口缘起三分之一处挂白色化妆土，以下施满釉，罐底有多处细开片及剥釉痕迹。从其胎与施釉的状况推测，本展品应为二次烧成：素坯先以约1100度高温素烧，施釉后再以800度左右低温烧成，而这种二次烧造的技法见于河南巩县窑（今中国河南省巩义市）三彩器。另外厚沿罐也为巩县窑中常见之器形，根据巩县黄冶窑出土报告判断，[1]此种器形多出现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该窑在器身上施半釉的特点也与本件展品相符，因此推测本展品为巩县窑或其邻近窑场所产。 巩县窑规模大，产品种类繁、产量多，唐、五代时烧制白瓷，在开元年间（713-741）曾进贡供宫廷使用。巩县窑兼烧三彩陶和蓝、绿、黄等单色釉与绞胎作品，也有造型与三彩作品酷似的彩绘马、镇墓兽和男女俑等。巩县窑陶瓷器中常见的装饰技法，有釉上再加贴花、印花，有器身不加花而在器物肩部留数瓣珠纹等作法。三彩陶器胎呈灰白色，釉色有黄、绿、红、蓝、白、褐等多种，也有单色釉器及纹胎装饰釉器。工艺特征是器物多为平底、玉璧底、浅圈足等。三彩器是先烧素坯，再挂彩釉烧成。器物装烧垫具有三叉支具，长方形垫具和圆形托珠，器物内或足底一般留有几个垫具痕。巩县窑生产的三彩器不仅流传于中国北方，在中国南部如扬州以及海外日本也有出土。 [1] 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黄冶唐三彩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34
黄冶窑三叉支烧 唐（618-907） 支钉尖端间距3.9公分，高1.3公分 中国河南省巩义市黄冶窑窑址采集
平底，支端上折成钉状。模制成形，黄冶窑的三叉支烧窑具有手制或者模制两种，窑址发现有制作三叉支烧的模具，本件作品底部造型规整，应为模制，器表留有明显的指印，应是制作者模制时以手指压实的痕迹。白胎，素烧而成。支钉尖端残留有铅釉陶器物在烧造时铅釉流淌沾黏的痕迹。 唐三彩是一种多彩铅釉陶器，始烧年代约在唐高宗（650-683）中期或稍早，而盛烧于八世纪初至中叶，八世纪中叶以后虽仍有烧造，但作风已与色彩艳丽的盛唐三彩器不同。产地集中于陕西、河南、河北，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黄冶窑即为烧造唐三彩的重要窑场。
支烧窑具的功用是将器物生坯放置其上入窑烧造，可避免上釉的陶瓷器沾黏窑炉或匣钵。另外，多件器物迭烧以节省窑内空间时，使用支烧窑具也可避免器物彼此黏连。支烧窑具通常使用与烧造的陶瓷器物本身相同的坯泥，两者遇热的收缩率一致，烧造时器物才不易变形。[1]除了三叉支烧外，黄冶窑尚有如柱形三叉支烧、垫圈、垫饼、筒形支烧、柱形支烧、垫板等其他支烧窑具。[2]
[1] 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着，《黄冶唐三彩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6。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着，《黄冶窑考古新发现》（郑州市：大象，2005），页174-180。
白瓷双系罐 唐（7世纪末到8世纪中） 口径 11.5 公分 ，底径 12 公分，高 23.5 公分
圆唇，短颈，圆肩，上腹圆鼓，下腹内收，平底，肩上横列两环形系，腹宽于肩。底径略大于外口径。破裂后修复。胎体施透明白釉，釉色白微泛乳黄，上半部釉质光润，细腻，腹部以下出现脏污、磨损，底部露胎。胎体厚重，胎色灰白，胎质细致，胎体无加饰，仅留有不明显的辘轳拉坯的痕迹。此作品在施釉前先于胎体表面覆一层化妆土，这是当时常见的作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白瓷自北朝（386-581）晚期出现[1]，但是此说法并无根据。依照现存遗址及可参考数据显示[2]白瓷最早应出现于隋代，到了唐代，技术工艺已臻成熟，形成了一般称为「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目前已知的唐代白釉瓷器当中，较难找到与此器相似附有双系及平底无足之作品，仅能以胎体造型及表釉的特色各别比较。此类造型在唐三彩作品中屡见不鲜，由Museum of Decorative Art, Copenhagen 收藏出产于盛唐的三彩鱼纹万年壶 （图1） [3]可明显看出其相似性。外形及釉两方面最为类似的作品长谷部乐尔于《世界陶磁全集》中介绍的盛唐白瓷壶（图2）[4]。
目前唐代白瓷窑遗址发现不多，在已出土的器物之中，有部分还无法确定其窑口[5]，且难以找到相似作品，仅可依部分特征猜测，此器应为北方白瓷，可能出产于盛唐。 [1] 参见冯先铭等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1997），页202。 [2] 小林仁和森达也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发表了这个看法，参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另外参见：龟井明德，〈关于北朝隋时期的初创期白釉白瓷碗的追迹〉，《亚洲古陶瓷》，2004 第1期，页39-55。 [3] 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磁全集》（东京：小学馆，1976），第11卷：隋唐，页71。 [4] 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磁全集》，第11卷：隋唐，页208。 [5] 冯先铭等编，《中国陶瓷史》，页207。 05 白瓷双龙柄壶 唐（约8世纪前半） 口径6.5公分，底径9公分，高36公分 盘口壶为基本器形，外折厚唇，盘口上宽下敛，下置喇叭式颈，颈肩有一道阴刻弦纹。器身呈倒卵型，下半身内缩，足部外撇，有缺损，平底。 口缘两侧至肩部的弧形把，以双股泥条平行拼合，只表现龙首衔咬盘口状及其躯体上半部，两把手的脊背处各间隔贴饰三个乳丁状圆点饰，其中一把手连接器身处有裂痕。整体白胎施罩高温透明釉至器身中央偏下部，表釉偏青色，器身分布细小淡褐斑，亦有破损与沾黏痕迹。 此类双龙柄壶流行时期为七世纪的初唐至八世纪前半的盛唐，并于安史之乱（755-763）后迅速消失，本展件器形装饰与中国河南省伊川墓（约8世纪前半）出土的白釉双龙柄壶有着相近特征，应属盛唐时期流行的作品（图1）。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这种壶集中出现于中国陕西省、河南省，是特定区域之间流行的器物。
a 双龙柄壶 北齐至隋 芝加哥市立美术馆藏 b 双龙柄壶 隋 中国陕西省李静训墓出土 c 双龙柄壶 唐 中国河南省伊川墓出土
龙柄壶口径狭窄，龙首内探几乎填满整个口部，实用性不高，较可能为明器。在目前出土纪录中，双龙柄壶经常是两两成双陪葬，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其发展脉络经历了北齐至隋代的连底双身双柄壶、隋代后期的分底双身双柄壶，之后便分开为独立而成对的双龙柄壶陪葬品（图2）[1] 。 [1]龟井明德，〈隋唐龙耳瓶的型式与年代〉，《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6期（1999），页43-61；谢明良，〈关于唐代双龙柄壶〉，《故宫文物月刊》，第278期（2006.5），页30-47。
白瓷五花式口盘 唐-五代 （9-10世纪） 口径20.4公分，底径9.3公分，高4.1公分
五瓣花式口，口缘微向外翻，浅弧腹，矮圈足外直内斜、底边削棱一周，通体素面无纹。白胎，薄施白釉至足，内外壁有垂釉痕迹，口缘一圈剥釉成芒口，内盘底亦有几处剥釉，器底露胎，留有修坯转旋刀痕。釉色白里微微泛青，应是以木柴为原料，在还原焰中烧制[1]。从釉的流动方向推定为仰烧而成。类似作品曾见于1965年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该遗址出土晚唐及五代两件白瓷盘[2]，形制皆为五花式口盘、釉色白中透青、底露胎，与本展品相近，因此推定本展品应属晚唐至五代早期定窑系作品。 定窑为中国北方著名窑场，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唐代以来曲阳县隶属定州，曲阳县境内的窑场便称为「定窑」。定窑烧瓷始于唐，盛于宋，衰于元，历时七百余年[3]。唐、五代的定窑，以还原焰烧制白中泛青的白瓷，采用匣钵仰烧。入宋后白瓷以煤为原料，于氧化焰中烧造，形成白中泛黄的釉色，并使用印花装饰，北宋中后期采支圈组合式覆烧技法，提高产量。金代以后大体延续宋朝烧窑技术，但质量渐渐不如以往[4]。
[1] 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页71-72。 [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页394-412。 [3] 谢明良，〈定窑白瓷概说〉，《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7)，页3-5。 [4] 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页70-77。
白瓷五花式口盘 五代（10世纪） 口径13公分，底径7.1公分，高2.3公分
五花瓣式侈口，斜弧腹，腹身上部留下数圈拉坯时产生的弦纹，圈足内壁斜削成楔形足。胎色白，除器底外通施白釉，胎釉结合紧密，器表施釉均匀，釉表光洁，釉色白中泛青。圈足着地处粘结窑砂，应是仰烧而成。相似作品见于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安徽合肥姜氏墓[1]，以及1996年发掘安徽泾县窑址[2]，国外亦有收藏，从胎釉推定本展品可能为安徽泾县窑烧造。 泾县窑位于安徽省泾县晏公镇境内，又称晏公窑。泾县窑始烧期在唐代，盛于五代，降于北宋。此窑白瓷胎釉洁白，釉质坚挺，底部多干涩无釉。圈足较高，足内墙常见45度斜壁[3]。泾县自唐是宣州辖地，五代南唐先定都宣州，后迁至建业。明人王世贞有「泻向宣州雪白瓷」诗句，清龚鉽《景德镇陶歌》：「嫩荷涵露透琉璃，缥色何如秘色瓷，昨夜月圆新试碾，宣州雪白凤州诗」，皆吟咏宣州白瓷风采。 五花式口为晚唐、五代造形特征，类似造形见于吴太和五年（933）江苏连云港市王夫人墓、南唐保大四年（946）安徽合肥市汤氏县君墓、南唐建隆二年（961）江苏南京市李璟墓等地出土的白瓷五花形碗[4]。 [1] 葛介屏，〈安徽合肥发现南唐墓〉，《考古通讯》，1958年7期，页56-57；王丹丹、袁南征，〈安徽省博物馆藏出土五代北宋白瓷器探讨〉，《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页383。 [2] 张勇、李广宁，〈宣州窑白瓷的发现与探索〉，《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页205-209。 [3] 杜劲甫，〈晚唐、五代南方白瓷研究初步报告〉，《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60。 [4] 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轮花の流形〉，《MUSEUM》，第300卷（1976.3），页29。
青瓷唾壶 南朝（420-589） 口径5.3公分，足径4.5公分，高6.7公分
盘口，口缘略向外翻，束颈，溜肩，扁圆腹，下接饼型实足。口部占器身比例约三分之一，口缘宽幅仅略小于器身最大径。拉坯成型，但器身不规整，口缘以及腹部皆有歪斜。胎质疏松，为灰白色，内外均施半透明青黄釉，施釉不及足，釉呈浅橘黄色，积釉处泛草绿。釉层表面凹凸不平并有细小釉泡，开片状态细密，有多处剥釉。中国江西与福建两省南朝墓葬出土的陶瓷都有此类釉色青黄的青瓷作品，通常胎、釉结合较差且容易剥釉，两省作品有时难以明确区分。[1] 唾壶为盛唾秽物或漱口剩水的日常用器，能替高位者执唾壶被视为一种荣宠，例如唐代徐坚所撰类书《初学记》记载：「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2]此则记载显示孔安国因为儒者的身分，得以为皇帝掌唾壶，引起其他臣子的羡慕。唾壶也是常见的陪葬器物，墓室壁画亦时而可见手捧唾壶的侍从。以唾壶陪葬是六朝以来常见的现象，又以东晋时期最为流行。[3]原本西晋时期的唾壶较大具有实用性，但从东晋开始以迄南朝，形体逐渐偏矮小，成为陪葬器。[4]本件唾壶的尺寸较小，应属明器。福建省多处墓葬皆曾出土与本件器形相似的唾壶，如：南安丰州华侨中学九号南朝墓、[5]福清音西苍霞唐墓，[6]可见此类器形的年代跨度不限于南朝，而延续至唐代。
[1] 谢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故宫学术季刊》，1989年3期，页39-74。 [2] 徐坚撰，《初学记》，（台北：新兴出版社，1972）。据明嘉靖辛卯年（1531）刻本影印。 [3] 谢明良，〈唾壶杂记〉，《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台北：石头出版，2008)，页 17-31。 [4] 林中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墓初论〉，《福建文博》，1987年2期。 [5] 谢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页39-74。 [6] 福建博物院，〈福清音西苍霞唐墓〉，《福建文博》，2007年4期，页1-7。
青瓷双系罐 南朝-唐（480-918） 口径5.5公分，底径4.5公分，高8公分 台北故宫唐代瓷器特展
敞口，丰肩，肩以下斜直内收成直腹罐。肩置两个环形横系，双系为圆条捏制，但造型并不统一，双系皆有修复痕迹，附着的杂质呈砖红色。平底，底部有切离辘轳留下的线切痕，露胎呈浅赭色，胎土内含大量的黑色杂质清晰可见，器身亦遍布零星黑斑。覆以黄中泛草绿的青釉，全件剥釉情形严重，并有细密开片。 此类双系青瓷罐，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音西苍霞唐墓有出土类似的器型。[1]1982年于福建省福州市西郊发现的怀安窑，[2]该窑至迟始烧于南朝并沿续至唐代。[3]怀安窑南朝堆积层出土了与本件造形相似但体积较大的双系罐，此外，怀安窑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见黑色杂质，釉色青黄，器足加工不甚规整。[4]本件双系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因此怀安窑为其可能产地之一。 （台大艺术史研究所?赖奂瑜）
[1] 福建博物院，〈福清音西苍霞唐墓〉，《福建文博》，2007年4期，页1-7。 [2] 原报告为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7期，页3-34。另可参阅：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州市：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页149-151。 [3] 由于该窑出土刻有梁武帝年号「大同三年（537）□月廿日长男刘满新造」以及唐德宗年号「贞元」的两件纪年铭窑具，为判断该窑年代之上限与下限提供了确切依据。 [4] 栗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馆，1993），页175-180。 注明：原图片丢失，故用相同器形的南朝四系罐代替
青瓷双耳罐 南朝 （420-589） 口径6公分，底径3.3公分，高5.5公分
全件经过修复。器形为敛口，圆肩，肩上对称安置两个环形横系，曲腹，器身弧线至器底微向外撇。双系为捏制并以锐利的道具修整之后再打洞。本器拉坯成形，器身下半部有许多草率的旋削痕。平底，底部有切离辘轳留下的线切痕，露胎呈浅灰胎，胎中含大量黑色杂质，施以青白釉，外部施釉不及底。内部积釉形成等距螺旋分布。有开片及剥釉情形，积釉处开片明显并有深绿色斑点，釉胎交界处泛红。 中国福建省闽侯县荆溪关口桥头山二号南朝墓曾出土造形相同的双耳罐。[1]福建省境内南朝窑址有晋江市磁灶窑、福州市洪塘怀安窑、连江县敖江已古窑、磁灶窑。其中怀安窑南朝青瓷的胎中常见黑色杂质，釉色青黄，器足加工不甚规整，施釉多不及底。[2]本件双耳罐的胎、釉都符合上述特色。此外，笔者比对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藏怀安窑破片（图1），[3]本件作品与该破片的胎质极为相似，两者皆呈浅灰色，含有许多气孔、砂眼与黑色杂质，整体质地虽然细密，但是胎质并不精良，因此可以推断怀安窑为本作品的可能产地之一。
1966年清理的福建省永春县金峰山唐永徽二年(651)纪年墓，[4]曾出土施釉方式与本品相近的青瓷小罐，同样具有挂半截青白釉的特征。综合造形与施釉特征的比对，本品年代应属南朝，但类似作风的作品有延续至唐初(618-680)的现象。 [1] 黄汉杰，〈福建闽侯关口桥头山发现古墓〉，《考古》，1965年8期，页425-427。 [2] 栗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馆，1993），页175-180。另可参考福建省博物馆、日本国博德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2期，页32-33。 [3] 此类粗制青瓷过去被归类为越窑粗制品，但在近年被学界重新确认为福建省怀安窑所产。相关研究史以及标本之鉴定请参阅谢明良，〈台湾海域发现的越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5)，页283-285。 [4] 永春县博物馆，〈永春清理两座南朝墓葬〉，《福建文博》，2007年2期，页11-15。更清晰的图版请参阅《东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ドの拠点福建》（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2008），页38-41。
青瓷鐎斗 南朝（420-589） 口径7.3公分，底径4公分，高8公分
敞口圆腹，平底，底部衔接三个尖形足，足略外撇。器身为拉坯成型，尖形足与执柄为捏制，执柄的顶端有断裂露胎。与柄相对的另一侧器身有贴饰物断落的残迹。胎为铁灰色并含黑色杂质，质地致密，挂灰白色化妆土再施半透明青釉。施釉不及底，内部满釉，开片为蜻蜓翅纹理，胎、釉结合不佳，全件有剥釉情形。从底足尖端沾有化妆土以及釉料流向可知烧造方式为正烧。 陶瓷鐎斗的祖形来自青铜器。唐代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记载「鐎，温器也，三足有柄」。[1]由于鐎斗出土时多搁置于陶制三足盆中，三足盆呈圜底，器壁较厚，应是与鐎斗成套作火盆使用。 福建省六朝墓葬出土的鐎斗底足可分为蹄形足与尖形足两式。本件鐎斗尺寸极小，不符实用需求，是依照日用器造形制作的明器。福建地区出土的鐎斗时代最早仅至南朝，而江苏、浙江、江西等省的鐎斗则较集中于吴至西晋墓葬，东晋以后数量渐少，[2]显示各地区流行器形的不同进程。
[1] 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清代海山仙馆丛书本，中国基本古籍库），卷十五。 [2] 谢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故宫学术季刊》，1989年3期，页39-74。
青瓷三系罐 隋（7世纪初） 口径6.8 公分，底径 5.8公分，高10.9 公分
短直口，圆唇，肩上分列三双股泥条半环形纵系, 腹与肩同宽，器身中部有一周凸棱，下腹渐收敛，饼形实足微外撇。胎体外观粗糙，表釉已遭严重侵蚀，无法详观其原貌及原色。依现况推断，此器应为灰白胎,未施化妆土，上半部施青釉，中下腹及底部露胎。 隋代青瓷是以南北朝时代的陶瓷生产技术演变而来，胎体一般来说较为厚重，且因工艺水平提升。整体较为细致，胎色因产地及成份不同而异，但以灰白色居多，青瓷多半是在馒头窑中烧成的，虽然在隋代装窑技术进步，但依然无法解决窑炉结构及还原焰掌握不易的问题[1]，产生表釉常有流珠，施釉不均等现象。现存隋代的作品大多不施全釉，可能与上述烧瓷技术问题关系较小，尤其是以凸棱造型配合施半截釉，应是技工依当代习惯及流行刻意所为。
图1 青瓷四系罐 隋 中国河南省安阳卜仁墓出土
图2 青瓷四系罐 隋 中国河南省安阳卜仁墓出土 类似本作品之器物曾于陕西省西安市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2]及河南安阳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卜仁墓[3]（图1、2）出土，根据现有资料可估计此类器物产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依卜仁墓及其他遗址中器物来看，可知隋代青瓷罐以肩附四系为主流，且有带盖，一般称「四系罐」（但可见附二、三、六、八系且无带盖者，因此无法确定本对象是否为无盖，还是其盖已遗失或遭损毁）。最初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之后又在河南其他地方及陕西、河北出土，但在南方的隋墓中较为少见。比较已知隋代北方各瓷窑产物之特征，此三系罐可能出产于河南安阳相州窑[4]。
[1] He Li.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London: Thames and Hudsen, 1996), p. 51。 [2] 唐金裕，〈西安西郊随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页471-473；另外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成效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 参见李济，《安阳发掘报告》（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另外参见：石璋如，《小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 [4] 冯先铭等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184。
青瓷印花四系罐 隋（581﹣617） 口径6公分，足径5公分，高13.9公分
小浅盘状口，短颈，斜肩，圆鼓腹，下置一略外撇、底边削棱的饼形足。对照同时代安徽合肥所出土的四系罐（图1）， 本展品肩部的四对圆形残痕，原应塑贴四个方形横系。胎色灰白；口缘至腹部挂上以氧化铁为原料的青釉，以高温烧成，釉色黄褐光润，施釉从口缘至腹中部，釉面有小开片纹，且因胎与釉的结合不紧密，以致釉面有剥落现象；下腹至底部露胎。肩与腹部饰以弦纹；肩下戳印四朵团花，花间装饰四株草叶，其做法是用印模在胎上压印，施釉后，因青釉积聚而使花纹上的釉色显得更加深沉。 在安徽合肥与湖南长沙隋墓皆曾出土与此展品器形、釉色与装饰手法相似的陶瓷。 这些出土陶器釉色多青绿和酱色，施釉均匀；印花的装饰方法的使用也极为普遍，以花瓣、团花、草叶等纹饰为主；器物多只施釉到腹部中间，腹下及器足露胎。此种装饰工艺，具强烈的时代特征，是隋代常见的技法。 安徽合肥：大兴镇宋伏龙村窑广北侧2003年出土，图版出自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卷8：安徽，页54。 安徽合肥隋墓，参见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卷8：安徽，页54。湖南长沙隋墓，墓中出土开皇元年（581年）始铸的「五铢白钱」。为较确定的年代，与展品相似之隋代陶瓷，详见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图13：3，页96，及图版12：3。
青瓷五管瓶 隋（581-617） 口径6.5公分，底径7.5公分，高10.2公分
青瓷五管瓶，口部微外撇，与腹部相连处有一圈接痕，应为分开制作。器腹扁圆，外壁有辘轳痕迹。口缘四周贴有四个中间鼓起的小管，小管为实底，不与器身相通，为分别制作。饼形实足底部有五个支烧痕，为正烧。除内壁和足底部外均施青釉，釉色青绿，透明呈玻璃质，可看到细小的开片。由露胎处可看到灰白的胎体，结合釉色和饼形实足上的支烧痕迹可判断其为中国浙江省越窑作品。
本展品器形是否源自汉代的五联罐，目前不明。五联罐用途至今不明，但其应和丧俗有关，即作为明器使用。 本作品和中国江西省南昌县富山乡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七管瓶（图1）造型有类似之处，故年代上可推断为隋代。 谢明良，＜六朝谷仓罐综述＞，收入《六朝陶瓷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6），页257-276。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江西，页38。
青瓷印花钵 隋-初唐 （6世纪末-7世纪初期） 口径12.9公分，底径4公分，高4.9公分
直口微敛，口缘处稍残，器壁圆弧状内收，小平底，器内底心微微凸起。碗内底心压印数圈同心圆纹，而后再于同心圆纹外压印五团草叶纹。砖红色胎，器内外施白色化妆土，外壁仅施挂至近半处。器内满釉，器外施半截釉，器外壁露胎处有明显辘轳拉坯痕迹。釉色青黄，釉质透明多开片，胎釉结合不甚紧密，多处剥釉。 此种直口平底印花钵，在江西省境内几座纪年隋墓出有同式器物，如清江县上阳水库开皇十六年（596）墓、同县树槐镇大业七年（611）墓、同县黄金坑大业十一年（615）墓等， 另外，河南省洛阳市郑 开明二年（620）墓也出有同式钵， 可知其盛行年代约为六世纪末至七世纪第一个四半期。 台北故宫唐代瓷器特展
由此类作品釉色青黄，釉质透明多开片，胎釉结合不甚紧密等胎质与釉色的特征推知，很可能为江西地区窑场所生产，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罗湖村寺前山窑址，也发现过同类印花青瓷钵完整器（图1）。 而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江西丰城地区的窑址群，即为陆羽《茶经》中所指，唐代六大名窑之一洪州窑的前身。 即范凤妹、吴志红着文中的Ⅰ式碗，见范凤妹、吴志红，〈江西出土的隋代青瓷〉，《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1期，页38、40、45。 隋末王世充（?-621）建立之政权。 余家栋，〈试析洪州窑〉，《中国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96；发掘报告见曾亿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考古》，1978年3期，页215-21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2期，页14图2之10。 1977年发现与1979年开始发掘丰城市曲江镇罗湖村窑址群以后（调查报告参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73-93），陈柏泉、余家栋各着文指明罗湖村窑址群即为洪州窑窑址。1995年发表的丰城市遗址调查报告则指出，由地理分布与出土遗物之间的关系可知，丰城市辖区内的29座窑址可以看成以赣江为纽带连成的一个整体，均为洪州窑窑场，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页28。
青瓷印花碟 唐（7世纪） 口径10.2公分，底径3.3公分，高2.4公分
口缘内折，浅腹，器壁弧度内收至近半处斜削至底，小平底，内底心微微隆起。器内压印三组同心圆纹，盘心的第一组同心圆纹至第二组间压印一周纵式水波纹。灰胎，白色化妆土外壁仅挂至近半处，器内满釉，器外施半截釉，器外壁未施釉处有辘轳拉坯痕。釉色青褐，釉质透明晶亮布满开片，然胎釉结合不甚紧密，多处有剥釉现象。从积釉处与釉的流向可知为正烧。 本作品类似器形曾于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罗湖村窑址出土（图1），窑址发掘报告将其同期器物归于唐高祖至睿宗时期（618-712）。[1]而本作品的纵式水波纹印花，亦见于罗湖村窑址出土、流行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的直口平底印花青瓷钵（图2）。[2]由此可知应为江西瓷窑所生产，年代或可定为七世纪前半。
江西瓷窑烧造历史悠久，最迟自三世纪中叶即已开始烧造。[3]虽然产品质量比不上浙江省北部的越窑，但除了唐代陆羽《茶经》列洪州窑（今江西丰城窑群）为六大名窑之一外，《旧唐书?韦坚传》亦载天宝二年（743）玄宗诏群臣于苑东望春楼，同观韦坚所建新潭，潭侧数百艘船中陈列各郡珍货，当中「豫章郡船」包括「名瓷」、酒器、与茶器。由此事可知，江西窑场生产的瓷器质量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声名，可以输出到江西以外的地区，甚至贡入朝廷。[4]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文物》，1995年2期，页8、17图5之10。 [2]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1984），页85图7之11、页87图10之1与2。 [3] 〈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依据A型罐与A型盘口壶所饰的麻布纹、斜方格纹、水波纹等纹饰可见于江西宜春东汉晚期墓，试图将窑址烧造年代提早到东汉晚期（2世纪后半），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丰城洪州窑遗址调查报告〉，页25，然而这种仅依据纹饰作为始烧年代下限证据的做法并不可靠，因为上举纹饰在东汉晚期以后依然被使用。不过报告中同期的B型Ⅰ式钵确实与南昌东吴永安六年（263）墓出土青瓷钵相同，因此笔者认为烧造年代确可早至东吴时期（222-280）。 [4] 关于江西省瓷窑作品的输出，可参考谢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故宫学术季刊》，6卷3期（1989），与同氏〈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综合探讨〉，《故宫学术季刊》，7卷3期（1990），皆收于氏着《六朝陶瓷论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页112-189。
青瓷划花钵 唐（618-907） 口径11.5公分，底径7.0公分，高4.2公分
本件青瓷划花钵，敛口，平底，器壁厚。胎色灰白，略松，施半截透明青釉，积釉处为青绿色，釉质透明，具细小玻璃质开片，开片处由于经年侵蚀土咬而呈现红色，器表有剥釉现象。器底先印压两圈弦纹，再以划花于钵中心画出五道放射状的刻纹。这样的纹饰在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上极为少见。不过敛口平底的器形（图1）多见于唐代，就器形而言应可断定其为唐代无误。[1]
依照釉质看来，可能为中国江西省所烧制作品，但目前仍无法确定特定的生产窑址。 [1] 参见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磁全集》（东京：小学馆，1977），卷11：隋唐；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收入《广东唐宋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1985），页32-4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3期，页207-215。
寿州窑四系罐 唐（7-8世纪） 口径11公分，底径12公分，高28公分
直口、厚唇，直颈，溜肩，圆腹，最大器径在腹上部二分之一处，腹下直收，平底。口缘为接合而成，在颈腹交接处置有双股纵式环耳四个。先在腹上部二分之一处上一层白色化妆土，采用浸釉方法在器身施半截青黄色釉，有釉色厚薄不均的情形，在器腹下部，又因为釉汁流动，出现泪痕。灰胎，胎质粗糙，夹杂有黑白砂粒。由口缘一圈无釉，底部有迭烧痕迹看来，可知本作品应是樏迭烧造而成。
陆羽《茶经》云：「寿州瓷黄茶色紫」，记述唐代寿州地区烧造黄釉瓷。寿州窑址分布于安徽省淮南市的上窑镇、李嘴子、三座窑、徐家圩、余家沟等地，烧瓷的时间始于隋，唐代是其繁盛时期，以烧造青釉、青黄釉瓷器为著称。[1]与本展品类似的作品有安徽亳县博物馆寿州窑藏品以及在余家沟窑址采集到一件腹部残缺的四系罐[2]，因而推测本展品为寿州窑制品。此外，在安徽寿县唐代墓葬亦出土了一件与本展品在器形及釉色相近，但肩部只贴塑三系的作品，经学者比对可知这类作品的相对时代可能为唐代（7-8世纪）[3]。 [1] 中国硅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页209。 [2] 胡悦谦，〈谈寿州瓷窑〉，《考古》，1988年8期，页738-750。 [3] 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发现汉、唐遗物〉，《考古》，1989年8期，页761-762、页755。
青瓷注壶 唐（9世纪） 口径9公分，底径10.3公分，高18公分
侈口、短颈，器形圆弧，底部置假圈足。器肩设有多棱形短注口、对侧设把，两者之间安半环形纵系。系与把皆由双股式泥条贴塑而成，下端有压印泥条黏附于器身的痕迹。两侧纵系下方壶身处，皆有一圆形突起痕迹分布，可能系因烧造时与相邻器物紧邻而留下之黏附残迹。釉色成粉状剥落，釉不及底。依据壶口内侧与积釉处判断应为青釉。注口右下方留有因损伤磨釉而造成的褐色斑纹，左下方亦有釉色向下流动的渐层釉色痕迹。口缘略有损伤，露出青灰色胎质，却与底部与壶内略带红色不同。这可能与胎质本身或保存环境含铁所形成之氧化变色有关，原胎质应为青灰色。壶腹内外均有辘轳拉坯痕迹，腹身下方与足部交接处嵌有黑色杂质。 依据多棱注口与尺寸大小等特征，本件青瓷注壶与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调查报告之甲II型注壶 与同省衡阳市唐代水井出土之注壶 相近。类似造型的注壶曾出土于纪年为元和五年（810）之浙江省绍兴县王淑文夫人墓 与记年为太和八年（834）之江苏镇江陈夫人墓 中。相似器形亦可见于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与日本大宰府鸿胪馆遗迹中，可知应属晚唐以后流行之外销陶瓷器形。然而本件作品之釉色与胎质结合不佳 ，不同于长沙窑、越窑同时期之现存器物，目前尚无法确认其详细出处。 参见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期，页76暨图版壹7。 周世荣，〈湖南衡阳南朝至元明水井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80年1期，页66-67。 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瓷全集》（东京：河出书房，1963），卷9：隋唐，页106。 原考古报告之描述如下：「这座墓并出土了黄釉施彩罐和酱釉双系罐各一。黄釉施彩罐高14.5、口径9.5厘米。短颈,口稍侈,两系呈叶形状附加在肩部,在二侧黄釉下各施斑点深赭色釉,并在其内圈施斑点…」，参见〈扬州发现两座唐墓〉，《文物》，1973年5期，页70-72。 此特征符合何翠媚，〈唐代末期に広东省の窑业および陶磁贸易について〉一文指出广东省境内大量生产的粗制青釉陶瓷具有釉料容易剥落的说法。何翠媚，〈唐代末期に広东省の窑业および陶磁贸易について〉，《贸易陶磁研究》，1992年12期，页159-184。
青瓷褐斑双系罐 唐（9世纪） 口径8.8 公分，底径9.5 公分，高17.3 公分
口缘较厚，略似唇口，短颈，圆肩，最大径在腹中间，弧度从腹下渐往内收，饼形假圈足，器底中间稍微内凹。肩部至腹下对称压印的四道垂直线，器身做出四瓣瓜棱形。在对应的两瓣上端分别黏有两系，系的作法简单，可见制作草率的圆条接痕，还可见陶工压贴圆圈形系的压痕。胎为灰白色，没有上化妆土，施青釉至腹下，颈部与肩连结处积釉，施釉处有细小不规则开片。露胎处可明显看出辘轳痕迹。 褐斑装饰是以含铁较多的釉料，于器物表面略有规则地施斑点，或画出条形斑纹，入窑之后点彩处呈酱褐色。青瓷的褐斑装饰最早出现在东吴时期，流行于东晋，南朝时候持续生产，唐代的褐斑装饰仍继承这一传统烧造，以长沙窑为代表。[1] 本件上褐彩时，以旋转方式沾取釉彩，导致其褐斑往水平方向流淌。然而本展品的胎比长沙窑制品细密，在系、施釉与装饰的制作技巧上却比长沙窑制品粗糙，且没有上化妆土，推测可能是浙江地区的作品。 [1] 谢明良，〈综述六朝青瓷褐班装饰—兼谈唐代长沙窑褐斑及北齐铅釉二彩器彩饰来源问题〉，《艺术学》，4期（1990），页107-164。 台北故宫唐代瓷器特展
青瓷多角罐 唐（618-907） 口径6.3公分，底径9.3公分，高22.5公分
直口，深腹，下部微敛，平底。器身作三层葫芦形，每层腹部贴塑四个等距菱角状尖角，尖角为下垂状，上下之间平行排列，形成四纵向尖角列，每行由上至下渐次增大。胎色暗红，胎质略粗。通体施青黄釉，施釉未及底，釉上均匀布满细开片。罐身拼接而成，每一束腰间可见接痕；尖角以堆塑技法装饰于器身，堆塑为塑出立体状纹饰贴于坯体上的一种装饰手法，亦称「堆贴」或「塑贴」。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此类多角器多见于浙江、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份的唐宋墓葬，其功能用途目前仍众说纷纭，但应可确认为丧葬用明器。[1]此件器形、釉色与1974年浙江省上虞市章镇洛头村出土的青釉多角罐（图1）近似，[2]应亦为浙江越窑所烧制。越窑历史可追溯至汉晋，为中国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唐、五代的越窑中心位于慈溪上林湖（浙江省宁绍地区）。
根据出土多角器之器形演变，唐代多角器多呈葫芦形，器腹层数较少；宋代则多为宝塔形，器身拉长而层数较多。前者如上述的浙江上虞章镇出土多角罐（图1），[3]后者有1959年湖南长沙北宋墓出土的多角陶罐（图2）。[4]唐代越窑多角器多见于中晚唐时期之墓葬，加之多角器不见于南方中唐以前墓葬，[5]此件展品推测应为中晚唐的越窑制品。 [1] 朱伯谦，〈造形と装饰技术〉，《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1981），卷4：越窑，页180。 [2]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慈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卷9：浙江，页134。 [3] 中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陶瓷全集》，卷4：越窑，页127；与之同出的一件蟠龙罂，腹刻「元和拾肆年（819）四月一日造此罂」，从而可推测唐代多角器的年代与器形。 [4] 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3期，页62。 [5] 黄义军，〈南方宋墓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4期，页92-104。
青瓷瓜形小罐 唐 （9世纪） 口径3公分，底径4公分，高5.3公分
本件青瓷小罐，短直口，平底。器身为球状，略扁，上以四道压印将器身均分为四瓣，整体造形呈瓜形。 作品通体施罩青釉，底部有支烧痕，应为正烧。釉色温润，釉上略带出土土沁的痕迹；从口缘剥釉露胎处可看到灰白色胎，质地颇为坚硬，为中国浙江省越窑作品。同样器形的作品如中国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越窑上林湖窑址亦有类似标本出土（图1）。[1]
晚唐五代的越窑作品不太使用繁复的纹样装饰，此时期的越窑讲究的细节在于以简单的装饰衬托釉色之美；并常见花口、瓜形等造型。[2] [1] 慈溪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页234。 [2] 朱伯谦着，谢明良译，＜越窑＞，《雄狮美术》，第164期，（1984.10），页128-139；原作为日文，收入《中国陶瓷全集》（京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十美乃美，1981），卷4：越窑。 版权申明：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可以在朋友圈分享此文！ 也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号：shgudong 阅读更多精彩的文章。 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官窑青瓷大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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