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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戎狄 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500 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也就是说，华夏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游牧化二者相生相成。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人群分化，造成两千余年来帝制中国社会上层人群根深蒂固的定居文明偏见…… 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认为，欧亚草原东部“蛮族”迁移及入侵中国，与草原西部塞人的大迁徙有关，而两者都肇因于约公元前 1000 年欧亚草原上一个新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那便是基于畜养大量驯养动物——特别是马——的游牧。而根本原因，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直截了当认为是气候干冷化变迁。 具体到中国，王明珂指出，西周至春秋时的“戎狄”并非纯游牧人群，而是农、牧、狩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人群。随着气候干冷化，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便是华夏认同的萌芽。 豪华礼仪用车 “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都指的是一个多元联合体。秦人在周室东迁后“驱戎”，黄河中游、下游诸国的华夏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并相互奥援以对抗戎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 在驱戎之后，强大的华夏北方诸国更往北扩土，并建长城以维护之。此种种发展都意味着，华夏为一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无论是实质的长城，或是作为华夏族群边界的“非我族类”概念，皆将“戎狄”排除于华夏之外。 由此可见，秦人的“驱戎”，对于“华夏”帝国意识的形成与强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历史环节。 考古学上有一支叫作“寺洼文化”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境内，并扩及陕西千水、泾水流域，年代约为公元前 14- 前 11 世纪，通常就被认为是氐羌系西戎的遗存。 从这次展出的发掘成果看，西汉水上游有着丰富的寺洼文化遗存，年代与早期秦文化相当。但是曾经遍布陇山东西两侧、延续数百年的寺洼文化，到了春秋中期呈现急剧衰落的局面。对照《史记·秦本纪》可知，正是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大国的秦对西戎发动了多次征讨。 秦武公十年（公元前 688 年），秦伐戎、冀戎，改其地为县（今甘肃天水）和冀县（今甘肃甘谷） 。此次展览中有大批从渭水上游甘谷毛家坪遗址出土的文物，该遗址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以上，已钻探出 800 多座墓葬，是渭水流域目前所见最大的秦文化遗址，年代则从西周中期偏晚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被专家认为很可能便是秦武公所设的冀县。 冀县是秦国“第一县”，开了华夏帝国绵延 2000 年的郡县制的先河，而这第一县正是在被征服的西戎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极具象征意义。 更具毁灭性的一战，则是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 623 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败亡的西戎余部一部分南迁至川西北，形成了我们今日还能见到的悬棺葬文化； 一部分被秦穆公和晋惠公做了笔人口买卖，东迁至晋南（今河南嵩山一带），帮助晋国开荒，被称为“姜戎”与“阴戎”；而滞留原地的戎人都臣服于秦，实际上从军备（马匹与战车）和兵员战斗力上，都大大加强了秦的军事实力，为后来一统华夏打下了基础。 铜敦与铜壶 源自于马的迁徙与扩张 回过头来，秦人的故事，几乎一开始就与马、与游牧部族密切相关。 关于秦的起源，一向有“东来说”与“西来说”的争论，此次展览以较多考古证据，支持“东来说”。史籍记载，秦人嬴姓，远祖作为东夷的一支，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从展览上可以看到，位于今甘肃清水县的李崖遗址，钻探出了 60 余座早期秦文化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早中之际，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秦文化遗存。 李崖秦墓有浓厚的商文化遗风，如随葬陶器中的方唇分档鬲、带三角纹的商式簋，以及直肢葬、腰坑殉狗葬俗等，为秦人东来提供了重要证据。 西周“以东夷之利兵克犬戎，以犬戎之良马胜淮夷”，在这一东西南北同时施展拳脚的“大战略”中，秦的使命便是从东方迁至西北，为周天子牧马。 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系年》，记载了周公东征迁秦人于“朱圉山”，“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这个“圉”字，便是养马的意思。 从考古上看，李崖的秦文化遗存至西周中期偏晚突然消失，南迁至西汉水上游，即今礼县、西和县一带。《史记·秦本纪》说：“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犬丘即西汉水上游，非子之父大骆将其传给嫡子成，而非子则因“好马及畜”的名声，被周孝王派去更北面、更接近西戎地域的渭水支流水（今陕甘交界的千水）一带牧马，这个非子，就是秦人的直系祖先。 墓葬中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传统来自西方 可见秦这个封邑，从一开始就是为周王朝的“军备”而建立起来的，为的是夺取西戎的良马，与后来汉武帝为了提高军事实力发兵攻打大宛夺取汗血马如出一辙。其实不管东来还是西来。 总之秦要么是被周室派来的，要么是戎人中的一支归化于周室，而主动采取了华夏的视角与身份。随着秦为周天子的高效服务而来的，自然是他们与当地戎人愈演愈烈的冲突。 文献记载，早在西周中晚期，秦与西戎之间就发生多次战争，周厉王时西戎甚至一度灭了居于犬丘的大骆之族，但在得到周宣王的援军之后，秦收复失地，并逐渐占据了上风，直至前述春秋时代武公、穆公的大规模驱戎，以及战国时代厉共公、惠王、昭王先后伐大荔、义渠之戎，最后彻底攻灭之。 从华夏帝国的视角看，军事力量的强大自然可以更好地“保家卫国”，并进一步扩张“生存空间”；而在边境滋扰、劫掠并不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游牧部族，则最好能藉此一劳永逸地将其驱逐到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地方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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