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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VOGUE》杂志曾经评选过一位1920-1940年代的中国“最佳着装”女性，你猜是谁？ 宋美龄、宋庆龄、林徽因、胡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都不是。能把政界、学界、影视界几位“颜值担当”碾压得屈居其后的，正是下面这个你也许从未听过的名字——黄蕙兰。  黄蕙兰 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并不出众，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的时代，凭什么把她当做中国女人穿衣打扮的“时尚标杆”？她又是如何把欧美时髦风潮带到国内，同时在国际社交场合大肆刮起一股“中国风”的呢？ 这些问题待我一个一个解开。 宋庆龄因为她才开始穿旗袍 据说宋庆龄跟着孙中山北上前，一直穿着上衣+裙装的两件式袍褂。这种打扮经典慈祥有余，时髦俏丽不足。来到大都市北平之后，暂住黄蕙兰家中的宋庆龄担心自己太土气，便偷偷取经——偷看了一番黄蕙兰的衣橱，并受到她的时尚指点，才就此开启“旗袍Style”时髦模式，成为集优雅、美丽、端庄为一体的“庆龄国母“。 不仅是国母，好打扮的上海女人也把她当做民国时期的“街拍偶像”，竭力模仿她的穿衣打扮。你能想象，她们对黄蕙兰的“盲目崇拜”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吗？ 她曾在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中，提到自己引领的“光腿穿旗袍”风潮：她写到自己当时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但并未告诉别人原因。结果第二天，上海的女人们接二连三的在大冷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只为追捧这一“冷天光腿”的新时髦。后来黄蕙兰皮肤病好了，又开始穿上丝袜，大概这群追随者们也蒙了圈，这故事让人啼笑皆非。  当时流行以进口法国衣料做旗袍，图案多以素净雅致的花卉为主。但迷恋华丽贵气的黄蕙兰却不以为然，在她眼里，泛着潋滟光泽的中国丝绸才是制衣的“极品”。  之前流行宽松H型的旗袍，花色也素雅简单 “我开始选用老式绣花和精致的丝绦，精美的中国绸缎，有些是古色古香的。我选用这些衣料，择取中国传统式样的特色制作我的服装。她们不懂得本国丝绸之美的价值，不明白那种地道的中国手艺是如何精彩绝伦”。 于是，黄蕙兰带领上海女人们进入了时尚的新境界：龙飞凤舞、飞檐斗拱等中国传统元素的精美刺绣开始出现在旗袍上，明媚艳丽的湖蓝、桃红取代了清心寡欲的色彩，旗袍开衩也从小腿、膝盖甚至一路高到大腿……这种铺锦列绣“壕”气十足的旗袍，顿时成为上流社会女性人手一件的“爆款”。 黄蕙兰正是这样不盲目崇拜洋货，却又能够灵活地“西学东用”，难怪衣品能碾压那么多沪上的贵气名媛。 去年，以“中国：镜花水月”为主题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及展览中，就有一件她1976年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非常“黄蕙兰”风格的旗袍，精致程度叹为观止。   “镜花水月”主题展览中展出的“黄蕙兰“旗袍 那个年代的她不仅引领着国内时尚风潮，在国际上同样大出风头。闪耀程度足以令无数如今中国时尚达人汗颜。 喜欢繁复精美设计的她，早年在香港时，一口气买了N件当地人放在钢琴上挡灰的便宜古董绣花裙子，带到巴黎在晚宴上穿。引起轰动不说，居然导致这种裙子的价格哄抬了好几倍。 而白天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时，她则最喜欢“中西混搭风”：在旗袍外加件Chanel或者Schiaparrelli的外套，或是贵气十足的貂皮大衣、精巧神秘的刺绣单衫。锦绣华服加上与生俱来的傲然气质，即便站在英国伊丽莎白王后（此处指的并非“超长待机”那位，而是英王乔治六世的王后）身旁，气场也未减低半分。  黄蕙兰的皮草加条纹裙，一看就是如今时髦精的标配。 难怪，被她迷得团团转的外国使节公臣，称呼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敏锐独特的衣着品味，成为了她在世人眼中最为骄傲的一张“王牌”。如果当时有时尚公众号，或“带着名媛去看秀”的栏目，估计她的搭配阅读量篇篇都得过十万。 打入欧美上流社会的大使夫人 有人又会问，作为“民国第一时尚KOL”就能和王后并肩而站吗？如今的时尚达人们顶多也就看看秀上上杂志内页，为什么她可以在国际社交场合频频刷脸，和有头有脸的政界人物共进晚宴、打桥牌聊八卦？  别不服气，人家还有另外一个重量级身份：中国驻美大使夫人。她的丈夫正是那个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在辱国条约上签字，创造“弱国也有外交”奇迹，曾任驻英、驻法、驻美大使的顾维钧。  黄蕙兰和顾维钧（左二和左四） 作为Olivia Palermo（奥利维亚·帕勒莫）级别的“名媛”，精通英、法、荷等六国语言，自小生活在巴黎、伦敦、纽约的黄蕙兰，缺的只是一个为家族锦上添花的贵族称呼而已。“大使夫人”这个头衔再合适不过。 据说19世纪中期时，她的父亲黄仲涵就继承了爷爷留下的700万美元，而她浑身上下充满“赚钱细胞”的父亲，更将家族一手打造为印尼首富。当她3岁时，脖子上就挂着一条母亲赠送的镶着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重得把她胸口的皮肤都硌伤了...... 1920年，她在布鲁塞尔公使馆结婚时，除了嫁妆丰厚到令人瞠目结舌，还从伦敦摄政街定制了纯金刀叉，订做的床单、床罩的扣子是以纯金做成的玫瑰花，每颗扣子上还镶嵌着一粒钻石……  黄蕙兰与顾维钧的孩子 有着阔绰殷实的家底，更使她以“中国的橱窗”自我定位：她不仅斥巨资修葺了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还自掏腰包从国内花大价钱购买家具、器物运到国外，使大使馆装潢得极富中国特色，以求“外国人也能通过‘橱窗’看到中国的星星和月亮’”，不丢大国颜面。战争期间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在外应酬交际的费用，多由她的家族出手赞助。 可以说，在那个中国在世界上充当“受气包”的年代，是黄蕙兰不惜大掏自家腰包，来维护中国的对外形象。最重要的是，让她这位来自中国的“时尚名媛”，不仅刷了脸，还有了一定话语权。  黄蕙兰陪同顾维钧出入各大场合，见证了诸多重要历史 就这样，靠着积金累玉的财富和漂亮骄傲的面孔，深谙西方社交之道的“顾夫人”随着丈夫一起打入了西方上流社会：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及国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如果她活在当下，大概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每日头条收割机”。 现在你明白了，为何“民国佳丽三千，挑剔的上海时髦女人们，却独宠她一人”？黄慧兰不仅有品位，还有身份。更重要的是，人家有足够的银子“买买买”。 被渲染成神话的“豌豆公主” 自传里提起曾经风光无限的生活，她的语气里尽是公主般的骄傲炫耀。当然，坊间关于黄蕙兰的传闻也是不绝于耳。 她曾提起，有位从未见过她甚至未踏足过华盛顿大使馆的中国女人“造谣”：黄蕙兰有两位中国女孩在后面拖举着长裙、大摇大摆地走入社交场所的习惯。 “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作风。我不知道能从哪里去弄来这样的中国女孩；即使有，我也会笑得前仰后合，使这个办法行不通。我憎恨虚假，我恨今天年轻人所称的‘做作’”。 虽然自小养尊处优，但黄蕙兰并非矫揉造作的女人。她甚至对当时国内盲目的”崇洋媚外“之风呲之以鼻。她不喜欢在国内做运输生意的英国人和白俄人，说他们“装作上等人，瞧不起任何真正代表中国美丽智慧的东西—瓷器、玉石、古玩”，同时又鄙视上海处处模仿老外的粗野暴发户“屋里摆满西式家具。满嘴英语，而发音很糟，使我难于理解。”黄蕙兰在私下常常吐槽他们：“请您讲中国话吧！” 另外，她也并非像外界传闻那般娇弱不堪一击。伦敦大轰炸期间，她领着家人躲进防空洞，自己却在使馆楼上正襟危坐，坚持“不愿意使馆被炸时活埋在防空洞，要死也要体面地死在楼上”。 从小便好强爱国的她，一生都以自己的国家，席丰履厚的财富以及“大使夫人”的头衔引以为傲。晚年时，黄蕙兰长居纽约曼哈顿的高档公寓，靠着父亲留下的50万美金遗产生活，屋内仍陈设着大量中国古玩字画，墙上也贴满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 只不过，那时她只是位孤身一人的老太太，子女、佣人都不在身边，去邮局寄信、买菜下厨等从未做过的“苦差事”，都要亲力亲为，但她却以此为乐。身边有一只小狗陪伴着她，遭遇强盗入室抢劫，掳走大量现金珠宝首饰时，她对强盗唯一的要求都是“不要伤害我的小狗”。 对晚年的她而言，曾经风光旖旎的好时光最终成为真实而又飘忽的记忆，战火弥漫的硝烟、双亲过世的打击、不幸婚姻的结束……都让她清醒意识到了生命中必须承受这样或那样的痛苦： “或许外人看来，这种好生活令人向往，求之不得。可是，我体验到的不幸太多了。在我年事已高、阅历丰富的今天，我足以意识到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世上无人不遭受折磨，或是这方面，或是那方面，正因如此，才使我们相识、相怜。” 1993年12月，黄蕙兰在自己百岁寿辰当天离开了人世。回望她一个世纪的生命，年轻时代的富贵、热闹、喧哗，与晚年隐居于纽约的寂寞和荒凉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享受到了作为时尚偶像的万人追捧，也体验到了时局更迭后倏然一无所有的寂寞。 2015年，意大利版《VOGUE》以“Once upon a time”为标题，再次将她和宋美龄这两位传奇女人搬上了“国际舞台”。当外国人都还记得“Oei-Hui Lan”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中国女人时，我们又有多少人熟悉她的故事呢？ 2015年意大利版《VOGUE》内页 她美丽又寂寞的生命里，曾经落英缤纷香气馥郁，她迷恋绚烂华美的一切：绮丽无比的丝绸、浮翠流丹的玉石以及玉叶金柯的身份……然而当她最终失去这一切时，也难得地保持着体面气度，不哀伤，不抱怨，笔尖少有诉至不尽的悲苦之情激荡。 人生如同上山下山。曾经站在风景如画的山巅，又肯像她这样卸下包袱从容下山的人，又有几个呢？懂得放下，懂得舍弃，不和过去较劲，人生才会少些添堵。 一个风华绝代的开明时代过去了，而这世上，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黄蕙兰”出现了。而她，将永远和“Once upon a time”（很久以前）这几个字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如烟往事里黯然褪去的美丽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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