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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人。出生于清光绪年间（1888年），赴美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于1985年逝世于纽约，享年97岁，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历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无论是袁世凯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抑或是国民政府，无论近代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幻，无论哪一股势力占据权力顶峰，顾维钧始终是中国外交第一人，始终能在权力核心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上个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顾维钧在列强环伺中折冲樽俎，以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抒写“弱国外交”的传奇。 “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就如同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 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陈词，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顾维钧的一生，官运与桃花运并行。
他曾有过四段婚姻：主命，与张润娥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主贵，与唐宝钥联姻，藉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惠兰完婚，可以多财善舞；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以期白头到老。
张润娥：有名无实
张润娥的父亲张衡山与顾维钧的父亲是同僚，两家在顾维钧12岁那年定了亲。张润娥是旧式女子，三寸金莲性格内向。顾维钧留了洋，又是个极有野心的男人，认为张润娥无法融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对自己的事业毫无进益，内心很不情愿这桩婚事。1909年，顾维钧提出协议离婚，并起草了一份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说为制止外界的非议和双方父母的不快，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和各持一份。张润娥顺从的照办。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之后张润娥回国，落发出家，青灯古佛相伴，张父也抑郁而终。1933年，已经在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顾维钧得知张润娥在上海生活清苦，特意写了一封书信并附上5万元支票以示忏悔，张润娥将信和支票原封退还。顾维钧晚年时，写回忆录提到张润娥，颇有愧疚之意，称她为“一个淳朴、善良、宽容、忍耐的好女人”。
唐宝钥：官运亨通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返国前夕，顺便邀请40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顾维钧被推举为代表在欢迎宴会上发言，顾维钧一表人材受到唐绍仪赏识，并有意招其为乘龙快婿。1912年，经唐绍仪举荐，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顾维钧回国出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唐宝钥端庄大方，精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非常仰慕留学生。顾维钧与唐宝钥彼此相识后，郎才女貌，互生好感，加上唐绍仪的有意撮合，两人感情渐浓，决定步入婚姻殿堂，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地位更稳固了。两人婚后琴瑟和谐，岳父有知遇之恩，妻子也十分合自己的心意，不仅为自己诞下一双儿女，更是不遗余力的为自己周旋在各个社交场合。不幸的是在顾维钧出任美国大使期间，唐宝钥在一次外交活动中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年仅29岁便香消玉殒了。
黄蕙兰：多财善舞
黄蕙兰是东南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家资雄厚，富可敌国。 黄蕙兰精通六国语言，音乐舞蹈马术无一不晓，活跃于欧洲的社交场合，被《Vogue》杂志评为最会着装的中国女性，被称为“远东最美珍珠“。
顾维钧相中了黄蕙兰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攻势，每天都差人送玫瑰花，一天几次登门造访，嘘寒问暖，让本有些看不上他的黄蕙兰有些感动。某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婚礼十分隆重，娘家的陪嫁奢华阔绰，但是黄蕙兰的新婚之夜确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因为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必须要在出席笠日位于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爱情，他们的联合是沉着理性盘算后得出的公道搭配。旁人从此要称黄慧兰为'高尚的夫人'，顾维钧则能够用她的钱发展自己的事业。黄蕙兰成为了出色的外交官夫人，与西方人觥筹交错应答如流，并且在中国使馆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为顾维钧的外交应酬埋单。波特兰广场破旧的中国使馆，黄惠兰觉得很丢中国人面子，便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一次, 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做出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顾维钧组阁前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之后，顾维钧果然成功组阁。
但是生活中的两人有着南辕北辙的差异。 黄蕙兰在自己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写道：“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黄惠兰希望能得到丈夫的关心与赞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他娶妻子把她当做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和气愤了。”因为种种矛盾，顾维钧的第三段婚姻终究逃脱不了貌合神离，黯然收场的结局。
严幼韵：白头到老
严幼韵是有名的上海滩大小姐，复旦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十分时髦，自己开着汽车去上学，因为车牌号是“84”，所以被仰慕者称为“爱的花（车牌号谐音）”。
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也在外交领域工作，在出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期间，被日军杀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前往纽约，在联合国任礼宾官。 与顾维钧结婚后，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上：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她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
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前半生，他把自己奉献给了国家，少年得志，一身荣耀。
后半生，他功成名就，他已经不是年轻气盛醉心于名利场的那个外交奇才，国家也不再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得到了第四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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