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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顶峰——顾维钧:想有的都有了,晚年幸福,无疾而终

 兰州家长 2023-04-03 发布于甘肃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外交家,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界的领袖人物。顾维钧一生结过四次婚,每次婚姻都值得研究,因为在他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似乎有某种隐秘的关联。

岳父资助留学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其祖父是江苏嘉定县(今为嘉定区)的首富,后在太平天国中丧生。顾家自此衰落。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字晴川),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其失业之后举家生活均无着落。可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溶受聘于官办招商局任帮账,顾家的经济状况立见好转。

因此,顾维钧被看作为顾家的“福星”。

顾维钧自幼就聪颖过人,4岁入私塾读书,11岁时随姐夫进入英华书院,接受新式教育。

光绪末年,顾溶入上海道尹(=上海市市长)袁观澜幕府。

同在袁幕府供职的张衡山,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他说顾维钧将来定会一帆风顺、富贵双全。

当时,张家境况比起顾家来要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如此高攀,顾家岂有不乐意之理!

这样,12岁的顾维钧便跟张衡山10岁的女儿张润娥由双方家长做主订了婚。

顾维钧在英华书院毕业后,父亲顾溶曾打算让他学习商业,并已经跟一家钱庄讲妥。

然而,未婚岳父张衡山却极力反对。他认为顾维钧必可造就,便毫不犹豫地资助顾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贵族学校,学费昂贵,张衡山也在所不惜。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衡山这一步,走错了!

顾维钧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他赴美留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渡重洋,到达美国。先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外交学。四年后,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顾维钧接父亲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尽管认为张家有恩于他,但总觉得父母替他包办的这桩婚姻极不理想,尤其未婚妻是一个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旧式女子,让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但父命难违,在压力下只好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谁知一回到家,双方父母软硬兼施,父亲顾溶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顾维钧没办法了,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

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却失踪了,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母亲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

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房中,但不肯上床。

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

这大家闺秀通情达理得有点糊涂。

顾维钧返回美国时,迫于父命只好携妻同行。他把妻子当作亲妹妹,通过朋友把她寄托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让妻子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自己则回纽约继续上学去了。

1908年冬,清政府特使唐绍仪访美,返国前夕,特邀40位留美学生代表聚会。当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被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宴会上,顾维钧代表留美学生团体致感谢词。他精彩而简短的发言,受到唐绍仪和著名外交家伍廷芳、颜惠庆的一致赞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革命果实不久却被北洋军阀所窃取,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唐绍仪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立即去电邀请顾维钧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内阁英文秘书。

当时顾维钧正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提前进行了论文答辩并获得通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4月启程回国赴任。

24岁的顾维钧回国后即被委任为民国政府的总理秘书,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的一切来往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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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唐宝玥

总理女儿倾心

顾维钧既任总理秘书,免不了常登总理官邸,这样一来二去便认识了唐绍仪的三女儿唐宝玥。唐宝玥没有留过学,但她对留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不仅才华横溢、年青有为,而且相貌英俊、风度翩翩。顾维钧的相貌风度与谈吐打动了唐宝玥的芳心,而唐宝玥的美貌大方、温柔娴淑,以及高贵的气质,尤其是会英语、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令顾维钧怦然心动。很快二人便坠入爱河,双方皆有意结为连理。

唐宝玥跟父亲说,你去让你的秘书顾维钧和他的原配张润娥离婚。
唐绍仪闻之大怒,大骂女儿一顿后,命令顾维钧立刻滚出北京。
唐宝玥听到消息,一跺脚,说:”你若让顾维钧走了,我马上去当尼姑。”

唐宝玥说完,跑到城郊的一座寺庙,住下不回家了。

过了几天,唐宝玥得知父亲不为所动,又跑到八大胡同,然后给父亲捎话,说马上就要选择良辰吉日接客,挂出去的名头是”国务总理小姐玫瑰。'
事已至此,唐绍仪彻底向宝贝女儿投降。

要结婚得先离婚。

唐绍仪叫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负责顾维钧离婚一事。

何丰林领兵包围了张宅,逼张云骧写退婚书。

张云骧气坏了:“顾维钧真不是东西,离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

此时,外面的何丰林直嚷拼命,否则无法向唐总理交差。

由顾维钧得知,大惊失色,连忙制止了何丰林的进一步行动。他写信给张润娥,提出协议离婚。

顾维钧表示,离婚后张润娥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

张润娥此时已在美国读书4年,思想已不像原先那么守旧,她也知道自己与顾维钧虽有婚约,但在根本上却无缘分,强扭的瓜不甜,于是在接信后便回国跟顾维钧晤谈。

顾维钧向她坦言,长此以往下去对双方都是弊多利少。

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一般只听不说。

当她看完顾维钧草拟好的离婚协议,见散局已定,便说,如果你非要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便签。

顾维钧是个法律专家,为证明不是他逼她所为,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亲,各持一份。

张润娥一切照办,反倒令顾维钧多了几分内疚。

张润娥离婚后万念俱灰,随即落发出家,长斋念佛。

其父张衡山痛悔万分,本以为是给唯一的女儿选中了乘龙快婿,没想到却害了女儿。

他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就抑郁而死。

二十年后的1933年,贵为国民政府要人的顾维钧在上海得知张润娥在陆家嘴观音堂为尼,生活清苦,便特地写了一封信并附送5万元巨款以“赎罪”,被张润娥连信带款一起退回,毕竟她已修行了20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

晚年的顾维钧在回忆这桩婚姻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淳朴。
在这,想起南开女中校长张伯苓对第一届女毕业生的临别赠言,他的忠告是:

“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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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夫人短命

顾维钧与张润娥离婚后,便决定与唐宝玥到上海结婚。他把喜日定在1913年6月2日。当顾府正在紧张筹备喜事的时候,岳父唐绍仪却突然通知他们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因对袁世凯种种行为不满,愤而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寓居上海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唐绍仪自正室妻子亡故后,一直未续弦。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正巧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

父女两人同日举办婚礼,必然会令社会各界哗然。顾维钧欣然从命,另择佳期。

有趣的是,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字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充满何等的感激之情!

顾唐联姻后,由于岳父树大根深,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便更趋稳固。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委任为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最年轻的全权正使。

顾维钧与唐宝玥婚后感情笃深,很快便有了一儿一女。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常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1918年10月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让夫人选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疼爱丈夫,主动要求去路途遥远的费城。当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病——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返回途中不幸染病,回到华盛顿后已感到体力不支便病倒了。由于当时医学尚不发达,两天后唐宝玥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对稚男童女。

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令顾维钧整个身心如坠深渊。此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顾维钧必须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才能从容赴会,不辱使命。

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江苏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年至1925年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在军阀混战中,棺材被散兵撬开,棺内珠宝被劫一空。顾维钧决定将其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自带着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

在1949年之前,顾维钧每从海外归来,总要到唐氏墓前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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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玥、顾德昌(长子)、顾维钧

参加巴黎和会

1918年12月4日,顾维钧以驻美国公使身份抵达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在飞往巴黎之前,他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遭遇到第一个打击便是席位问题。

会议将与会国家划分为三等,一等的5个强国分别是英、美、法、意、日,各国分别有5个席位;其他一些国家3个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个席位。中国虽是参战国,并且是战胜国的成员,但因是弱国,便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中国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这样,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会议。

中国准备向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十人”包括美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妄图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获得会议通过。对此,与日本在利益上相冲突的美国代表没有顺应日本代表的意图,而是表示应该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山东省命运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陆徵祥亲自参加。但陆徵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十人会”的与会代表又只懂英语,所以若由陆徵祥出席“十人会”那显然是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更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而中国政府所任命的其他几位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意参加辩论。

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挺身而出,担负起这副重担。

1919年1月28日,和会举行五大强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

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国原在山东的一系列侵华权益应无条件地让与日本。

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咄咄逼人的无理要求,慷慨陈词,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他强调

:“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失。约章既如是而消失,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

接着,他又从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说:“西方出了个圣人,名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不卑不亢,引经据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

发言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主权所作的成功演说,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顾维钧也因此在国内外一举成名。因顾维钧的雄辩,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然而,最终另外4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的要求。

这一事件点燃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竟离开巴黎,团长陆徵祥住进了医院。在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国家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无论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均一再被否决。而国内的北洋政府这时也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陆徵祥签字。陆徵祥对此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

但此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国内外团体纷纷要求拒签。

6月27日晚,顾维钧去医院看望陆徵祥。当时在医院的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留学生,有一个叫郑毓秀的女留学生,冲进病房,以袖中玫瑰为枪,顶住陆徵祥的头说:“你要签字就杀了你!”当人们看清在座的有顾维钧时,气氛才缓和下来。顾维钧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中国当然不会签字!”经顾维钧一番安慰和保证,愤怒的学生这才离开病房。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竟然空无一人。中国代表团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顾维钧与代表团商议拒绝签字,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

次拒签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以往“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之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顾维钧本人因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被誉为“青年外交家”,这一年他31岁。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委员会上当选为“小国”五代表之一,巴黎和会之后,参与拟定国联公约。

第三任夫人“一镑缘”

1921年10月,顾维钧以施肇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结束后,1922年5月,顾维钧携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回国述职。

黄蕙兰(1893—1993)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母皆为华侨。其父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时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富可敌国,黄蕙兰是黄仲涵的独生女儿。

顾维钧跟黄蕙兰的确是一对好姻缘。黄蕙兰晚年,在其写的那篇题为《那年,我嫁给了顾维钧》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顾维钧造访大学同窗,一眼瞥见钢琴上摆着的我的照片,他一见钟情,于是妈妈安排我到巴黎和他会面。我嫁他是顺从妈妈的愿望,而他娶我是因为他看到一张漂亮的面庞。”但当年的知情者却认为不是那么回事。黄蕙兰相貌一般,但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高贵性感。其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于婚后不久逝世。巴黎和会结束后,正值盛年的顾维钧作为国联的中国代表常赴欧洲出席会议,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与黄蕙兰相识。

尽管黄蕙兰对他十分满意,但他却不满意黄蕙兰的容貌。黄蕙兰便老练而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当时,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些犹豫,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占卜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显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同意跟黄蕙兰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

黄父、黄母对顾维钧和黄蕙兰的婚事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黄父持反对意见,理由是顾维钧不但穷,而且结过两次婚,还带着两个孩子。因此,黄父没去参加女儿的婚礼。

黄母举双手赞成,原因是顾维钧为有名气的大官,嫁给他可以光耀门楣,而且,属猪的顾和属虎的女儿属相很合适,二人以后一定会琴瑟和谐、白头偕老。

1920年10月21日,32岁的顾维钧与27岁的黄蕙兰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婚礼。黄仲涵对女儿的陪嫁,据说仅36件套的金质餐具便花了1万英镑。

婚礼办得气派豪华而又热烈,高朋满座,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黄蕙兰又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可是,当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时却傻眼了:正在办公的顾维钧连头都没有抬,正在向身边四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要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

黄蕙兰做梦也没曾想到,她的新婚之夜竟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显然,这些都是顾维钧带给她的,让她倍感荣耀。

顾维钧则对黄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

回国后,黄蕙兰用父亲赞助的25万元巨资,买下了北京铁狮子胡同内一所华丽大宅。此宅为当年吴三桂为宠妾陈圆圆所置的寓所(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就是以此宅为行辕的)。夫妻住进大宅,家佣20余名。

后来,顾维钧出任法国大使时,黄蕙兰私人斥巨资,把中国驻巴黎的破旧大使馆修葺一新(中国传统“官不修衙门客不修栈”)。

顾维钧从1922年到1928年,在北洋政府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居然还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政内阁总理。

1928年6月,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逼近北京,顾维钧跟随张作霖乘坐专列退回东北,但到天津时顾维钧下了车,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炸毁,张作霖重伤身亡,顾维钧幸免于难。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以顾维钧为军阀服务为由,下令通缉“反动政客”顾维钧。顾维钧只得携家眷逃往法国、加拿大避难。

1929年顾维钧回国,至沈阳为已易帜的张学良协政。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方本仁向他传话,说关于他的被通缉,“是当时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张学良劝解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发还他的财产,南京政府遂对顾维钧“既往不咎”。

顾维钧对日本素有警惕,辅佐张学良时,劝他对日要强硬,但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也为了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一枪未发,使得日本关东军轻易地占领了整个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民众舆论轰下了台,蒋介石同张学良商量,要顾维钧前往南京任职,并派飞机前去迎接顾维钧就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

之后,直到1949年,顾维钧都在驻法、驻英、驻美和驻国联、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任上。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顾维钧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尴尬、最无奈的时期。194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一批战犯名单,顾维钧榜上有名。

1956年,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返台议事的电报。蒋介石委任顾维钧为“总统府”资政。就这样,69岁的顾维钧告别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10年驻美使命,也告别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

1957年年初,顾维钧参加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竞选,凭借其以往的国际威望,经过多轮投票,终于以多数票顺利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连任9年。退休后,顾维钧定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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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法官长袍的顾维钧

黄金铺就婚姻

顾维钧一生有过四段婚姻,在这四段婚姻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便是他与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的婚姻。

黄蕙兰受过系统而又良好的教育,精通六国语言,音乐、舞蹈、书法面面俱到,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在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倩影长伴夫君频频活跃于国际政坛,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

民国资深外交官袁道丰曾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宋美龄也曾说过,黄蕙兰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

更值得称道的是,黄蕙兰还热心地投入到华人的慈善事业中。“二战”期间,她曾在伦敦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到遭敌机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天工作8小时,坚持了4个月之久。

但顾维钧与黄蕙兰毕竟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黄蕙兰父亲的富有使她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对此,顾维钧多有苛词。但黄蕙兰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黄蕙兰尤其喜欢养狗,竟一口气养了40多只。

顾维钧对黄蕙兰在经济上给予他事业上的支持深怀感激,但顾维钧是位敬业的强人,由于工作繁忙,他对黄蕙兰的关心自然便少了一分。黄蕙兰毕竟不是贤妻良母型女性,这使她有了颇多的怨言和不满:“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无奈,顾维钧与黄蕙兰虽珠联而最终未能璧合。1956年顾维钧从台湾“驻美大使”岗位上卸任后,63岁的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了离婚,两人平静地分手。

他们共同生活了36年,其年数恰与当年黄家陪嫁的36件套金质餐具等同。

多年后,黄蕙兰说:

“我并不主张离婚,除非做妻子的自己要求离婚。我相信一个中国男人不能离弃他的合法妻子,除非她犯了'七出’之罪,即盗窃、不孝公婆、当众出丑、通奸等。在我和维钧分开这件事情上,我有我的过错,但都不属于这'七出’之罪。”

跟顾维钧脱离夫妻关系之后的黄蕙兰,还一直以做过顾维钧的夫人而自豪,劳燕分飞20年,她仍自认是顾维钧夫人,还很怀念那些和顾维钧在一起的时光,仍旧难忘那年她嫁给他的情景。

黄蕙兰跟顾维钧离婚后又活了37年。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追述她的一生以及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1993年12月她病逝于百岁寿辰当日,按中国传统计岁,黄蕙兰应为一百零一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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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黄蕙兰与顾维钧

年逾古稀遇淑

1959年,年逾古稀的顾维钧第四次结婚,妻子严幼韵比他小20岁,是他外交界朋友的遗孀,两人已相识20多年。

严幼韵祖籍浙江宁波,出身于上海富商家庭,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是位时尚新女性。当时拥有私家车的少之又少,而严幼韵在大学时代便学会开汽车,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于是,她的汽车牌号“爱的花”也就成了她的绰号,由此可见其时髦程度。

严幼韵也是国际社交场上的名媛,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冠笙(杨光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间只不过比顾维钧晚10年。杨冠笙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后进入外交界,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冠笙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冠笙以身殉职。

丈夫去世后,严幼韵和3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出任联合国礼宾官,这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了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点滴差错。她干得异常出色,成为一名杰出的女外交官。

那时的顾维钧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副庭长兼法官,两人便开始交往,相互心仪。

顾维钧这次与严幼韵结合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

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起航了。

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后,两人共同语言颇多,相亲相爱。严幼韵百分之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她无微不至地照顾顾维钧,每天凌晨丈夫醒来后,她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

她每天为顾维钧准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然后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娱乐。往往一打完牌,顾维钧倒在床上便进入梦境。

在严幼韵的精心照顾下,顾维钧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顾维钧之所以能在96岁高龄时,完成11000页的口授回忆录(历时17年),这是与严幼韵呵护有加、精心照顾息息相关的。

顾维钧的长子顾德昌曾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20年。”

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经验:“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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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正在用他的著名早餐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与儿孙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第二任夫人唐宝玥生,次子顾裕昌和三子顾福昌是第三任夫人黄蕙兰所生。严幼韵与杨冠笙生有三个女儿,顾维钧视她们如己出,三个女儿对顾维钧也如同亲生父亲一般。

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却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祖国大陆。越到晚年,他越是思念故国家园。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主席委托前往拜见顾维钧。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顾维钧的故交,见到来自祖国家乡的老友的女儿,顾维钧异常兴奋,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热情邀请,他既高兴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回国后,女儿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然而遗憾的是,顾维钧终究没能等到重返祖国大陆的那一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11时,顾维钧在家里淋浴方毕,正想披衣上床,突然昏厥倒地,无疾而终,享年97岁。

两人一起生活了26年。

顾维钧逝世后,蒋经国、宋美龄都送了花圈,顾维钧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设追悼会,并设立“顾维钧奖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国内外交界人士也致电表示哀悼。

顾维钧的遗体被安葬在纽约芬克里夫墓园。

严幼韵特意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

严幼韵将顾维钧150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2006年9月22日,北京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了严氏的专访。她与姐姐严彩韵、严莲韵被合称为“严氏三姐妹”。

2015年9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纽约看望严幼韵女士。 李保东转达了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对严幼韵110岁生日的祝贺,介绍了国内发展和外交工作情况。

李保东说,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一个重要年份。顾维钧先生作为中国代表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严幼韵女士也是最早一批联合国中国籍职员,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们对此不会忘记。

严幼韵感谢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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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看望严幼韵女士

2017年5月25日上午,严幼韵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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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严幼韵:《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参考资料:

(1)赵衡文:《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

(2)顾严幼韵:《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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