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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冬梅（1968-），博士，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曲式与作品分析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音乐作品分析应用教程》（合著）。发表论文数篇。完成北京市人文课题《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中的传统元素》，正在进行北京市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研究》；参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民族旋律学》、北京市人文课题《西方现代音乐研读》。曾获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集体奖）等奖项和表彰。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 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 【内容摘要】论文在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诸多元素中选择“音高元素”为切入点，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这方面的探索及成功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着重从构成音乐的最小细胞——单个音、横向线条中的传统旋律及其构成要素和纵向多声织体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进行研究。 多年来，由于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我们不但对自己传统音乐里无处不在的单个音的“腔化”视而不见，而且还盲目地用西方音乐中单纯的直音和十二平均律去对其进行“规范”，使中国音乐原有的特色被忽视、淡化，以致被抹杀。通过对构成中国音乐的单个音及其表现意义的重新认识，使我们发现了中、西音乐的差别从构成音乐的最基本的细胞上就存在着“不同的不同”。中国现代作曲家富有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音乐中单个音所特有的韵味和鲜明的个性以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全新面貌展现在现代音乐创作中。他们从对中国传统音乐单个音形态的单纯继承到对单个音观念的进一步拓展，对单个音丰富的音高、音色变化进行了充分挖掘，并将其从单一的横向线条拓展到纵向的立体空间。 和单个音中内在的中国韵味相比，由单个音构成的中国传统音乐旋律及其构成要素则显得更为直观，更具整体性和表现意义，它作为音乐创作的“母语”为作曲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中国现代作曲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旋律及其构成要素的不同引用方式，使其表现出中国风格和神韵，既可以是简单的形似，也可以超越形似而达到神似的境界。传统音乐的旋律素材经作曲家的加工创造之后演变成了富有现代气息的音乐语言，在似曾相识中更增加了几分亲切感。它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既是作曲家个人思想和内心情感的深切表达，又易于与听众产生共鸣。 纵向多声写法是专业音乐创作中重要的作曲技术。由于中国音乐在二十世纪初期与西方音乐的第一次交汇之前没有真正进入到复音体制，也没有发现和深入研究民间音乐中的多声现象，中国现代作曲家不能从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中获取系统的专业化的纵向多声写法的技术参照，因此，在吸收外来的现代音乐观念和作曲技术的同时，怎样才能使它与中国固有的传统音高元素在纵向写法上相互适应并有机融合，就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全新课题。中国现代作曲家一方面从中国传统音乐中重新发现了民间多声，另一方面在延续对西方古典作曲技术的本土化改造的同时，从西方现代作曲技术中寻找与中国音乐风格相适应的多声语言，使以往仅限于借鉴西方古典大小调体系和声时难以协调的音乐纵横关系问题产生了质的飞跃。 论文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深入探求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与现代音乐观念和作曲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不仅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传统音乐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梳理和归纳，还特别对其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被重新发现和在作品中的表现意义进行了重点剖析。论文涉及的作品来自老、中、青几代中国作曲家，所选作品的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不同时期。 序（李西安） 中国作曲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诞生的“新潮音乐”开始，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在如何将中国传统元素有机地与现代作曲技术相结合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并把近现代中国音乐创作与传统的关系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赵冬梅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以“音高关系”为切入点，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近三十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并深入剖析了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之间的血脉连系，在音乐形态上的传承、变异与重构，进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作曲家群体的艺术特质，以及他们能够被世界所瞩目的根本原因。 无疑，该文的主要内容是作曲技术理论分析，但在形态与技术分析的背后，却蕴含着作者对当前音乐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的思考，因为，这正是该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音乐传统。 文化的传承不外乎“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两种方式。而对于现代作曲家来说，他们对传统继承与创造的的使命恰恰是后者。相对于只采用传统的音阶、调式，或是仅限于对传统旋律的完整引用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诞生的现代音乐创作，则在并不排除对旋律的整体引用（虽说对此慎之又慎）之外，更深入到以前几乎从未触及的传统音乐的各种构成元素，将其视为传统构成的最小基因，进行各种变化无穷的重新组合。这些传统的基因对于我们，可以说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换句话说，当你发现了它并捕捉到它的时候，它似乎早就在你身边；而当你对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时候，它对你根本就不曾存在。以单个音当中的无音核自由音为例，这种在传统音乐中几乎无处不在的现象，在1980年代之前的新音乐创作中却从未见过它的踪影，因为人们认为它不是乐音，而在林乐培、瞿小松、郭文景和陈其钢这些人的作品里，这些过去被认为不是乐音的音，却被用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产生了通常的旋律所不可能达到的震撼效果。这个例子和文中其他大量的例子说明，现代音乐创作把对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推进到一个比前辈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反过来又赋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以新的生机。 其次，放在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现代音乐的文化定位。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面对这一总体格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又该取何种对策呢？我曾经发表过“趋同”与“求异”共存的观点（李西安、瞿小松、谭盾《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一方面，我们必需看到各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会给各自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和新的动力；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随着全球文化的“趋同”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减弱以至消失的危险后果。为此，在拓宽国际视野、充分发展作曲家个性的同时，也要保存和发展不同民族、地域和国家的文化个性。只有这样，才是世界文化真正的共同繁荣。 因此，中国现代作曲家在走出国门、融入国际潮流的同时，必需向世界回答：“我是谁？”而他们在这30年来所做的，正如本文所分析的，是用他们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证明了他们的文化归属。说明他们虽然行走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的根却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不仅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所希望的。 另外，积极填补当前作曲教学的空白。 作曲系的学生们发现，现在学作曲越来越难了。一百年前，至少几十年前，只要学好西方古典作曲技法就可以畅行无阻，而现在却必需要全面掌握西方古典、西方现代、中国传统和中国现代等各个领域，否则寸步难行。其中，西方古典音乐和西方现代音乐早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先后被介绍到国内，成为作曲教学的主体；中国传统音乐不管是“概论”也好，“四大件”也好，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进行系统总结，从全国范围来看还缺少这类课程；而同样薄弱的是介绍和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课程，除了极个别有条件的院校将当代音乐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延伸纳入其中外，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现代音乐及其技法的课程在全国几近空白。与西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相比，这两部分又恰恰是离我们的学生最近，是他们最迫切需要补充的知识和技能。 本文在这方面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尽管研究的范畴还仅限于其中的一个局部，一个专题，但希望能够以此引起大家的兴趣与关注，共同努力来填补当前作曲教学里的这些急需填补的空白。 作者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这篇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可喜，可贺！但比这更重要的，或许是，通过对过去自己并不熟悉的这两大领域的刻苦钻研，用心去聆听，用心去体味，在分析戏曲、说唱，分析谭盾、陈其钢们的同时，她自己也重新发现了传统，发现了植根于传统的中国现代音乐的魅力，并决定今后以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李 西 安 2013年4月5日 北京东方太阳城 序（高为杰） 赵冬梅博士的这部著作《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理论总结以及对现代创作实践的指导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是从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借鉴而开始的。一百多年来，“作曲”作为一种相当专门化的艺术创作门类在我国已经具备坚实的基础和可观的作曲家群体，同时也已积累了大量优秀的创作成果。诚然，我国几代作曲家大多是学西方音乐出身，是以接受西方作曲技术理论训练作为创作起步的，但他（她）们的创作一开始就意识到与自己的文化血脉不可割断的关系，一开始就注意到要追求与自己文化身份相符的民族风格。西洋技法与民族风格之间，尤其的现代技法与民族风格之间的扞格自是难免，但经过几代作曲家的努力，中国现代音乐的民族风格逐渐走向自觉与成熟。赵冬梅的著作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以音高元素的运用为研究的切入点，对音高元素在音乐作品中涉及的横向旋律与纵向多声的诸多方面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与归纳总结。其中对旋律中单个音的音腔化的分析尤为出色，为中国风格旋律学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赵冬梅本科学作曲，硕士阶段主攻西洋曲式与现代音乐分析，博士阶段则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再学习而将研究方向转到中国现代音乐。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为她打下了博学根基，因此这本著作的成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希望她百尺竿头再上层楼，为音乐学术付出新的奉献！ 高为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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