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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鲍盛华
一 当公元2015年秋被称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吉珲线路开通之后，每天数列火车呼啸而来，穿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这个东北亚的金三角地带，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充满朝鲜族风情的舞蹈、歌唱、冷面、狗肉、榻榻米，或者是金达莱花漫山开遍、迎风招展，又或者是由于刚刚听到此地在古代开发初年，因地势原因，烟雾笼罩，久久不散，故称为烟集岗，后转音而为延吉的典故，便想象其地烟气冈冈的样子。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接近一百年前的1921年，正是东北初春时节，冬雪尚未完全化尽，还零星地覆盖着山背面的某段道路，一个拔高并厚重了新中国建立后吉林文化起点的人诞生于此。
宋振庭，一个有着文人风骨、士人情怀的高级官员，一个被大师名宿惊为“东北竟有此等人物”的博览群书式的人杰，一个深邃多思、表达灵动的思想大将，一个颇有个性、激情澎湃的关东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令人神交久矣的师长、朋友。
如果没有他，你可能欣赏不到有着乡土乡音，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很强，创作了诸多经典曲目的剧种，吉剧；如果没有他，众多国宝珍奇可能还在流浪、漂泊，或者跟随了别的主人，突显不出吉林省博物馆如今因馆藏之丰，在全国所处前列的地位，因缺少远见卓识使地域文化的高度受到损伤；如果没有他，吉林省图书馆就不会那么快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并开馆，如今也不会有四十多万册（件）古籍在这里安家，历史的诉说会更多地与东北的这一文化边地擦肩而过；如果没有他，全国知名大型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的创办就会受到影响，就不一定会因其中许多文章以其改革的新观念引发广泛关注；如果没有他，被称为“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将彻底改变人生后二十多年的经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能否还依然从容、淡定，从事他喜爱的事业，实属未知……
这一切，从1921年开始。
皮匠出身的父亲崇尚读书的传统，完全靠自学达到看书读报的能力。识文断字，让那个年代的人打开的是另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刚好，他们正逢白话文运动，文字从原来的古文中跳跃着、奔跑着，来到每一个普通人的面前，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贵族们专属的文化世界。中国人因为白话文的普及，接受着最广泛的启蒙。童年的宋振庭被父亲送去读书，读书时稚嫩的童声是他留给自己的最长久的老家的记忆。然而，日本人的侵略打破了一个孩子平静的读书生活。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父亲为抗联募捐鞋子，被当作反动分子抓起来，欲杀头示众。老百姓为平时其父为人为事所感，到日本军营请愿，才免于一死。从此，全家被驱出延吉，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然而，无论走到哪里，宋振庭都没有忘记读书。1936年夏，他随其兄流亡到了北平。读书不辍的念头让他到处寻访，终于就读于六部口北方中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振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宋振庭与同学结伴，朝着他心目中向往的圣地延安进发，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转年夏天，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研究员，从此，他由学生转变为学人。
1939年，被派到抗日前线，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员、教育科长、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成为他人生的思想主题。18岁就当了一所大学的教育科长，从学人变成了长官，没有深厚的学识底蕴是不可想象的。这次人生转折，与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有关，成校长听说了一个叫宋振庭的人，知识渊博，颇有思路、主张，经过一番考察，点名让他来到联大。到联大后，宋振庭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春桥住在一个房间，此时的张春桥也是联大的一任科长。
1942年冬，宋振庭到晋察冀边区曲阳县委任干事。一年后又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审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青春正盛的宋振庭不安分起来，像当年南宋的陆游一般，做学问的同时被舞刀弄剑所吸引，誓要到前线杀敌报国。22岁的他，腰上别一支盒子枪，参加抗战，打游击。他摸过炮楼，打过偷袭战，也被追击，打过突围战。一次突围时跳崖，奇迹般活了下来，在一个山洞里困守多日，组织以为他牺牲了，还给他开过追悼会。
由于文字和文化方面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回东北，任《东北日报》社编辑、第一版主编。恰在此时，一个保护《四库全书》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清王朝藏于热河的《四库全书》被国民党接收委员会主任张家趝劫至长春。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退出长春，急令《东北日报》找一个懂得古书的人抢运这部《四库全书》，任务最终交给了宋振庭。他带人把书搬上火车，运延吉市保存。任务圆满完成，作为“护书使者”的宋振庭则被留在了家乡，并出任中共延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后来任中共延边地委常委等职。解放后，这部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正式交有关部门。
1951年8月，宋振庭被调往省城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文化处长。从这之后，宋振庭真正成了一位文化官员，直至1985年去逝。这期间，从1952年末至1966年8月，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长、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1977年10月被任命为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3月后调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校委常委。1983年10月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二 新中国建立后，宋振庭开启的不是官员大佬的日子，而是“迈步从头越”，又开始了读书学习的工作和生活。新时期“一代文官”的情境与情怀不断呈现出来。
“凡是人类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马克思对自己的女儿所说的这一句话，也与宋振庭的性格完全契合。把这句话作为人生的信条也是宋振庭与马克思的隔空对话。用“拼命”二字形容宋振庭的读书状态一点儿也不为过。除上班处理公务以外，他晚上读，周末读，身边永远是用书垒砌的书墙。在开一些与己无关的会议时，笔记本下也是一本书。他记忆力好，读书的速度也快，一本书，几个小时就能读完。他涉猎之广，让人叹为观止，经济、社会、政治、文学、历史、哲学、音乐、曲艺、书画、宗教、考古、中医、围棋……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而对特别偏好的书，则是一遍遍反复翻阅，一本《红楼梦》读过三四十遍。他对自己的兴趣做如下评述：“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不感兴趣的。土壤、肥料、沙漠、海洋，祖国各地，世界纪游，我哪一个都爱听。”“打猎、射击、骑马、射箭、划船，我都要学一下。”
他不视己高，不以官居，低头向于省吾、罗继祖、张松如、杨公骥等当时在吉林省工作的著名学者求教，并彼此引为知己。
他可以讲瓷。1978年夏天，他在济南大明湖参观一次瓷器展览。在展柜前，他给随行人员充当讲解员，从白瓷讲到青瓷、彩瓷，从硬瓷讲到软瓷，从商代讲到清代，还详细讲解了宋代的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馆内讲解员闻声过来讨教。
他能说鱼。1981年夏天，宋振庭在青岛疗养，妻子买回一条鱼，他从鱼的做法说起，一直谈到某些传统饭店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八大菜系，清朝的“满汉全席”。
他会谈佛。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宋振庭因健康原因在北京住院，正好赵朴初也在同一个医院治疗。闲暇无事，宋振庭与赵赴初聊天，谈到了佛学，结果滔滔不绝。过后赵朴初与朋友说，真想不到，在老干部中还有对佛学如此深通的人。一位宋振庭身边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描述：长春护国般若寺里的澍培，是近代佛学界辈分最高的法师，法华宗（又称天台宗）的大家，此人在佛学界甚有地位。他对宋振庭，从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彼此对坐几个小时喝了几壶茶而不说一句话，到相互交流、探讨、争论、敞开心扉，直至这位法师把传衣钵的度牒拿出来要送给宋振庭。1979年，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行前去向他告别，离情别绪，场面依依。
他懂曲艺。一次，北方昆曲剧院彩排《牡丹亭》，请宋振庭观摩，结果与演员们交流的时候，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杜丽娘的唱词，令在场人员十分惊叹。
他喜欢绘画。1961年夏天，傅抱石和关山月借东北凉爽来吉林写生。此时的宋振庭正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他对两位艺术家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对于书画艺术的交流和长谈，让傅抱石对宋振庭惊为天人。宋振庭对对两位艺术家画作的评价，让傅抱石长衣作揖，说，你把我最近的苦恼的问题点出来了，你是我的老师。据说，傅抱石事后对关山月说，想不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人，地方官里还有这样懂艺术的人！
三 筹建省博物馆是宋振庭接手的吉林省文化事业第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
虽然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溥仪的宫中确实也珍宝满屋，但绝大部分文物都随着这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成为囚徒，被运至苏联，又返回辽宁，吉林并未沾光。溥仪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以及之前伪皇宫中被偷盗出的，也基本都已经流散民间，下落不明。对于手中没“货”的吉林省来说，建设博物馆意味着从头开始。
宋振庭先从资金入手，没有钱，没有真金白银，做不了博物馆。他协调财政每年必须拨出足够的专款用于文物收藏。很多文物界的人士一听说是从吉林来的人，都高看一眼，他们知道，这个省重视，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要拿出好东西。
为了快速收集到有价值的文物，宋振庭没有坐在办公室批公文、发指示、听汇报，而是无数次带着省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去北京琉璃厂及全国各地鉴选文物。当时，国内文物市场对张大千、溥心畬、王一亭等画家的作品并不太认，所以这几个画家的作品价格相当低廉，少有问津。而且，当时张大千人在台湾，由于政治的原因，其作品更是没有人敢于过问。宋振庭却对身边的人分析说，张大千的艺术在将来会有让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价钱。他坚信这些作品将来一定升值，让博物馆抓住时机，大批购进。目的是买断他们的作品，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研究张大千、溥心畬、扇画艺术、书札，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到吉林省博物馆来。结果，大量的张大千、溥心畬作品和历代名人书画成扇、书札册页来到长春，被收藏、厚待。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畬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是大陆藏张大千、溥心畬绘画最多的收藏单位，扇面成扇作品达一千多件，名列全国博物馆收藏扇画作品前列。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1957年正式向广大观众开放。其刚刚亮相，就引起国内同行的侧目。
这正是践行了宋振庭给博物馆确定的书画征集、收藏理念：“兼容并蓄、各家备格、成龙配套、自成体系”。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更多地珍贵文物迎风踏浪，向省博物馆奔涌而来。一批流落民间的宫廷收藏被征集回来了。1962年征集到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1963年征到董其昌的青绿山水《昼锦堂图并书记》。此外，还陆续征集到元朝张渥的《临李龙眠九歌图》，特别是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卷，清朝丁观鹏摹《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许多书画名迹。短短几年，在宋振庭的主持下，省博物馆竟然积累了万余件书画精品，它们光彩照人，艳丽无方，支撑起吉林文化的崭新高度。
如今，在吉林省博物馆有一件金末元初著名画家何澄所作的《归庄图》卷，是何澄传世作品的孤本，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极为罕见的故宫流散书画中的珍品，价值连城。这件画作其实是宋振庭当年与妻子变卖手表等家用在北京买来自己收藏的。北京有关单位听说了，曾以两件宋画为代价，希望换得此画。但为了丰富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宋振庭毫不犹豫地拿出来，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全国的会议上对来自东北的干部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你们东北是工业基地，钢铁、电力、煤炭等都居全国前列，还有大豆高粱，但你们的文化艺术太差了。”
总理的批评使宋振庭触动很大。他向省委请缨想要开创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省委同意后，宋振庭找来编剧、唱腔设计、导演等一大帮人，并把自己的家完全开放，每天晚上在这里吹拉弹唱。在闹醒了六七十个夜晚之后，他们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披着浓重的乡音、带着浓厚的乡情，走上浓彩的舞台。《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经典曲目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创作出来。当剧目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和曹禺等戏剧名家的赞誉后，宋振庭露出了笑容。
周总理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吉剧《桃李梅》，是宋振庭连续多日反复琢磨后，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突发灵感得来的创意。即，用桃花、李花、梅花三种花隐喻三种不同性格的女性的命运，从而编排出的戏。后来，全国竟有十几个剧种，根据其原有的故事情节，创排过这个剧目。如今，在吉林省，《桃李梅》还在被不停地复排，其主角也经过了代际的传递。吉林省戏曲剧院的大剧场如今就叫作“桃李梅剧场”。
1985年2月，吉林省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发布了一篇悼念宋振庭去世的文章，题目是《沉痛悼念本刊顾问宋振庭教授》，文中说，“五十年代，省馆在长春筹建之初，宋老即对我馆的古籍收藏作过许多指示，‘文革’后，在赴京之前一直敦促我馆加速整理线装书、旧日文书和积压报刊。多次要求我们尽快搬掉这‘三座大山’以期早日与读者见面。”“本刊草创之初，曾得到宋老的大力支持，他在接受邀请，担任本刊顾问，并就本刊的办刊思想，编辑方针等问题写信给编辑部，使本刊获益非浅。”
像对待省博物馆一样，作为一个爱书如命的书生，宋振庭对省图的建设关爱有加，图书馆图书收藏经费充裕。老一辈的图书馆人一提起当年，马上腰身一耸，脸上现出自信和自豪。他们说，那时候到外地去收集古书，一听说是吉林省图书馆的，马上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因为人家知道，吉林图书馆有钱，腰杆直溜。让图书馆人腰杆直溜的宋振庭使吉林省图书馆的藏书在馆藏是零的前提下，迅速蹿升到全国的前列，如今其古籍图书已经多达四十万册（件）左右。也正是因为经费有保障，南宋刻本《昭明文选》六十卷六十四册（全）在上世纪收入馆藏，已经成为镇馆之宝。
1978年5月，宋振庭觉得应该有一本刊物承载思想解放之花，吉林应该在文化的更高层面上有所作为，从而不疏于时代，甚至能够引领时代，深刻的思想是给这个时代最好的礼物。最终，与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佟冬共同创刊《社会科学战线》。刊物一经问世，就鲜明地打出“创新”与“学术”的旗帜，集聚国内学术界众多精英人物，以厚重的篇幅、开放的视野、鲜明的特色，在国内期刊界迅速崛起，成为引导和推动中国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代表性刊物。
想想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想想那个甚至还在刀耕火种的岁月，不禁令人感慨，吉林有幸遇见宋振庭，让其文化的起点和品格有了高层次、大气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飞冲天的理想，有了脚踏实地的情怀。
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头上被戴了一顶崭新的帽子：右派。当这个最初仅是无形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称呼真正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美满家庭、我们的尚有着无限憧憬的未来，就马上受到巨大的影响，仓皇起来，迷惑起来，暗淡起来。就算精神上有着强大的支撑点，能够不俗、不恶、不卑，也一样不能逃脱明天无望、暂无归途的穷魄。而那个年代可能最珍贵的是，内心中还能不离不弃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甚至还能带着这一方精神家园，远游天际。张伯驹正是心怀这一方精神家园，呼应着宋振庭的召唤。
召唤源于陈毅征求宋振庭的意见。已经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张伯驹不宜在北京更多逗留，把心情交给天涯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宋振庭给予了最热烈的回应，迅速主动赴京面陈意见，希望张伯驹能够携家眷速来。张伯驹感受到了这个昔日苦寒之地传递出来的温暖，遂乘火车出山海关，直入东北腹地长春。让张伯驹更感意外的是，这位吉林的文化大员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执弟子礼，以师视之。不仅如此，宋振庭还安排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并安排其夫人潘素到吉林艺术学院入职。
如此安排，这里面有宋振庭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像张伯驹这样的鉴藏大家在文化人的眼里，是一等一的宝贝；有宋振庭的浓厚感情和胆识，安排这样的位置给一个右派，一定暗藏着某种政治的风险；有宋振庭对吉林文化建设的期许和愿望，让张伯驹就任一个省级博物馆的副馆长，其实对于张伯驹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然而对吉林文化的未来却可能发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宋振庭直言不讳：张伯驹要留下，我们底子太薄，文风不盛，和经济建设不相称，要有文风，就要有人才，生活上要多照顾，可以给个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工薪不要太低。
带着精神家园来到东北的张伯驹当然会给吉林的文化带来让人难以想象的绚丽。到省博物馆工作后，张伯驹很快组织了一个类似周末沙龙的聚会，来的人都是全国收藏鉴赏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让长春的天空一时间飘浮起文化的五彩祥云，围绕着文物收藏和文化建设，大家各抒己见，品头论足。宋振庭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与此同时，宋振庭不失时机地邀请吉林大学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等教授以及长春应化所的阮鸿仪等先生，就省博物馆的书画征集、陈列展览等项工作建言献策。
与宋振庭的多次交流、交心，也让张伯驹从内心深处完完全全地认可了这个新中国并不多见的文官，认可了这个懂自己、懂文化的人。人生得遇知己，难也；人生得遇如此知己，运也！张伯驹很快热爱上了这里的人，这里的天空，这里的文化事业。在宋振庭印刷好的白纸居多的文化书页里，张伯驹毫不吝啬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他慷慨地无偿捐献了数十件家藏珍品，较有代表性的有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等。甚至，他把离京时虽经邓拓挽留却无法舍得的《百花图》也捐献了出来。《百花图》是宋代杨婕妤的作品，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之作，价值已经不是金钱所能衡量。及至今天，吉林省博物馆的专家仍然自信满满，《百花图》仍是吉林藏画中最有分量的宋画。不仅自己捐，张伯驹还动员周末聚会的朋友们捐。据载，仅1963年到1964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省博物馆就征集到书画精品二十多件。
不止对张伯驹，对其他的艺术家，对年轻人，宋振庭都有着春风般的温暖。吉林省著名画家许占志回忆说，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个画展，宋振庭看到了他的画作，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后向有关部门点名，要看许占志当场作画。几天后，许占志当着宋振庭的面，泼洒乾坤，宋振庭则看得津津有味。正是宋振庭的慧眼识珠，许占志很快从年轻人中脱颖而出。
原吉林省吉剧团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为了创排吉剧，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长春工作。宋振庭竟然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然后还把他们领到家里吃饭。
人，其实是文化的全部。宋振庭就像痴迷他的书籍一样，也对这些文化的建设者们给予了他人生中最多的尊重和热爱。
五 其实最早他并不叫宋振庭这个名字。他的原名是宋诗达，他还用过星公、史星生、林青等笔名。有这么多的笔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一生笔耕不辍。
他被封为“著名的杂文家”，其杂文被评价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纵横挥洒，脍炙人口”。且看他给《文史知识》写的一篇发刊词中的几个段落：
记得列宁有一次在波兰的火车上，和一个波兰的知识分子对面坐着谈话，他问那个波兰人关于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事。但让列宁吃惊的是，那个波兰人竟然不知道显克微支是谁。正象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中国人不知道鲁迅是谁一样。列宁对这件事非常吃惊。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下过这样的断语：“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里，绝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他在共青团的任务等文章中多次说，如果不了解整个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侈谈什么共产主义文化，那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大意）。
人们也许马上问我：目前的中国不就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么？据各处农村的统计，农村大部地区文盲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我们不一样在搞社会主义么？那么列宁这个话是否是普遍真理呢？
我说，正因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吃了偌大的苦头，才更证明列宁的这句话是真说对了。
你不信么？你认为一个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文育国家能搞社会主义么？那么我问你以下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竟然有那么好多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天天在报刊、广播、讲话、开会中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就是“私有财产”，知识愈多愈“可恶”，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愈无知识愈好，交白卷的是大英雄，烧书的，打砸抢的，搞流氓活动的是“革命行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再比如：为什么上几亿人口一下子变成了狂热的宗教徒：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喊“最！最！最！”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整个民族一下子就象疯狂了一般沉浸在造神运动中？
文章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语言简捷有力，铿锵传神。多年来，他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手中变成握笔的力量，共出版《新哲学讲话》《什么是辩证法》《怎样自修哲学》《星公杂文集》《宋振庭杂文集》等多部作品。
文革中，宋振庭被下放到农村，别人下放可能成了遭罪，他却用来进行艺术的追求。由于有了时间，他拿起画笔，描绘心中的自然情景、思想万物，其用笔往往豪放大胆，张力四现，用墨更是淋漓酣畅，笔意昂然。后出版《宋振庭画集》。
宋振庭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属于文化的，从一开始就热烈地燃烧。这种燃烧加重了“烟集岗”的浓度，让他的老家为他取得的成就骄傲自豪。当小小少年流亡到北京街头的时候，他的文化属性与抵御外辱迅速结合，救国图存成为他人生的主题。然而战火没有挡住他思想的光亮，被慧眼识珠者选送到延安的大学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在短暂的战场锋火之后，文字的魅力再一次把他唤回到新闻纸前。继而回到他的故乡，当了一段父母官。最终，新中国建设中文化的力量促使他进入地方官员的高级别层面，并把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彻底点燃，然后尽情地在文化的大地上放起大火。这种力量，只属于宋振庭。
像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树，他往往最早听懂春风的心思，而暗暗释放出绿意，随风的摇摆其实是向周围的万事万物挥手示意。他的树干非常粗壮、坚硬、挺拔，他的丝绦却柔和、体贴、敏锐。他要告诉你态度，他能听懂你话语。
他是千年士人藏侠气，他是一代文官宋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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