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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昏侯墓特展在首博开幕，展示该考古项目的发掘成果，其中已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海昏侯墓的发掘也将人们关注的视野重新拉回到汉墓考古上。事实上，除海昏侯墓以外，此前发掘的不少汉墓也以极高的规格和众多的随葬品备受瞩目，而这些以豪华奢侈著称的汉墓与汉朝盛行的“厚葬”之风息息相关。 在中国古代的墓葬史上，汉代的“厚葬”颇为突出。从帝王贵族到下层平民普遍实行“厚葬”，“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这种风气从秦朝继承而来，且愈演愈烈，达到“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的程度。 造成汉代“厚葬”风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思想方面，主要源于汉时“事死如事生”与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流行黄老思想和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谶纬思想，这对汉代的墓葬制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其次，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孝道观念对厚葬风俗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厚葬”成为时人彰显孝道和扬身立名的一种手段；另外，汉代除了几次短期动乱外，大部分时间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持续发展，铁质农具、牛耕、手工业进步等都为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 迄今已发掘的汉墓约在万座以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墓，其中属于诸侯王一级的有20多座，列侯一级的约80座，包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北京大葆台汉墓、江苏徐州龟山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山东临沂铜雀山汉墓、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等。从这些发掘出土的汉墓形制、葬具、随葬品等方面我们可以一窥汉代“厚葬”之风。 汉代的“厚葬”首先体现在陵园的体量和规模上。汉代流行在墓上加垒坟丘，除崖墓以外，各类墓上均有坟丘。帝王、贵族官僚墓上的坟丘更是十分高大，以帝王陵墓为例，西汉时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外，其余各个帝陵的地面都筑有覆斗形夯土坟丘，其中汉武帝茂陵的规模最大，底部边长达231-234米，高46.5米。另外，坟丘的高低大小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有关，汉律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汉时四丈约合今9.2米，不过而贵族、官僚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坟丘务崇其高”，如长沙马王堆轪侯墓，现存封土底径约40米，高约16米，已经远超律法的规定。 汉代的贵族墓往往还建筑规模巨大的陵园，即以坟丘为中心，周围建寝殿、便殿、祠堂等配套建筑，陵前普遍设置了神道和石刻群，包括石柱、石阙、石碑、石刻人物、动物像等。这种陵园基本是按照死者生前的居住模式进行规划，是当时建筑园林模式的另一种变体。  ▲1914年3月6日，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地。霍去病墓的神道是目前被发现最早的神道。神道两侧置放石人石兽，象征墓主人生前的仪卫 汉代墓室构造日趋复杂，种类增多，有崖墓、土坑木椁墓、石室墓、壁画墓、画像石墓、砖室墓、画像砖墓等。西汉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属于依山而建的崖墓；海昏侯墓、长沙马王堆则是土坑木椁墓的典型代表。到了东汉，砖室墓普及全国各地，画像石墓、画像砖墓成为主流。  汉代的墓室内多模仿生前的宅第，分墓道、耳室、中室、后室等，各区域的结构和功能都很清晰。这也是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一个表现，即希望墓主在另一个世界同样能享受与生前一样便利豪华的居住环境。以满城汉墓为例，墓室内划分为各个功能区域，南耳室为车马放，放置车辆马匹；北耳室为仓库，贮存大量盛有食物的陶器；中室是宽大的厅堂，陈列帷帐和各种随葬品；后室是内室，置放棺材。墓室南侧还有象征浴室的小屋，墓内有排水设施，完全模仿地面上的居住建筑。  汉代贵族墓葬中的葬具同样体现了汉代的“厚葬”风气。其中“黄肠题凑”是等级最高的一种葬具。“黄肠题凑”是在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专指柏木黄心，因其色淡黄而得名；“题凑”就是以黄肠的短木枋向内类垒成墓壁，四周的柏木枋皆与最近的棺壁垂直。“黄肠题凑”兴盛于西汉，东汉末年因大型砖室墓的兴起而趋于消弭。目前考古发掘的此类制度的墓葬仅十余处，皆发现于竖穴木椁墓中，主要代表有北京大葆台汉墓、江苏大云山刘非墓、山东定陶王刘康墓等。   ▲北京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大葆台汉墓一号墓的黄肠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由大约一万五千根黄肠木堆垒而成。黄肠木长90、宽厚都为10厘米，木头都内指 汉代的主要葬具为棺椁，从已发掘的墓葬来看，诸侯王和列侯的一般使用3-5层棺椁。西汉中后期砖石墓广泛流行，此后的多重棺椁逐渐衰退，多为一棺。统治阶层对棺的制造特别重视，从木材的选用到棺具的装饰都十分讲究。木材多为江南产的檽梓，如马王堆一号墓有四层棺椁，用梓墓制成；二层棺黑地彩绘，上饰云起纹和许多神兽图案；三层棺朱地彩绘，有四神等祥瑞图案，再束以多层帛绢，极尽铺张。  ▲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棺具 汉代葬具中还有珍贵的“玉衣”，也称“玉匣”、“珠襦”，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古人认为玉石能使尸体千年不朽，以玉衣为葬服的主要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玉衣”由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组成，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穿缀而成，即“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西汉南越王墓还出土的了一件丝缕玉衣，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以丝穿缀的玉衣。汉代“玉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在河北定县出土的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最新发掘的海昏侯墓是标准的按照汉制埋葬的列侯墓，没有发现金缕玉衣，这可能说明，西汉“侯”一级的贵族不能享受“玉衣”。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金丝重1100克  ▲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全长1.82米，总计用玉片1203块，金丝约2580克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全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 汉代的“厚葬”之风最直观地体现在精美奢华的随葬品上。李如森在《汉代丧葬制度》一书中将汉墓随葬品分为：衣物、食物、钱币、器皿、用具、武器、饰品、模型明器、印章、封泥、遣策、赗方、告地策、书籍、文簿、纸张、买地券、镇墓券、镇墓瓶、镇墓兽。从已发掘大墓中的随葬品来看，几乎包括了墓主人生前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品和器具。 许多诸侯王墓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如河北满城汉墓共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4000多件，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杯”皆出土于此；广州南越王赵眜墓中共出土随葬物一千余件（套），以玉器和青铜器最为重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随葬器物有数千件之多，主要是衣服、食品、药材、梳妆品等日常用品，供装食物与物品的竹筒、漆器和陶器类盛器及漆木器具、竹木器具与“遣策” 竹简等；最新挖掘的海昏侯墓已经出土文物近2万件，其中包括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成套编钟、竹简、木牍、马蹄金、麟趾金和10余吨近200万枚五铢钱等。这些诸侯王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代表汉代最高规格的墓葬制度和最高等级的手工业水平。   ▲海昏侯墓出土10余吨近200万枚五铢钱 ▲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 汉代漆器出土非常多，比较集中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出土了大量成套的餐具，有漆碗、漆盘、耳杯等，共约500件。这些餐具上都写着“君幸食”、“君幸酒”的字样，其中写着“君幸酒”的耳杯就占了全部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其使用的范围之大。 ▲南越王墓出土玉璧 ▲南越王墓出土双区镂雕龙凤纹璧 ▲海昏侯墓出土龙凤纹韘形佩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 汉代厚葬之风除盛行于上层贵族外，下层百姓也纷纷效仿，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崇饰丧纪以言孝”却忽略对父母长辈生前的供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和其他因素一起酝酿了无法控制的社会危机。现今考古发掘所呈现的成果使人们得以一窥汉代繁荣兴盛的景象，而对于这种风气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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