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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而是熟铜般的颜色。  一中国最早的鼎，出现在夏代。 李泽厚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1] 关于大禹，人们都知道他治水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大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创始人、九鼎的铸造者。[2] 正是因为有了那九只大青铜鼎，华夏文明的眉目才清晰起来。 夏朝建立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后。 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也大约从那时算起的。 治水成功，他就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是：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那应该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行政版图。  禹贡九州图之后，大禹就主持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青铜鼎[3]，把各地方国的动物图像都绘制在上面，各地方国的金属也包含其中。精美绝伦、形体巨大的青铜九鼎，使抽象的权力第一次通过具象的物质形式得以确认。 二九鼎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大禹“晒”权力的最主要的工具。权力是需要展示的，没有九鼎，大禹这位肌肉男的扩胸运动就只能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中国的青铜器，一出场就成了“国家艺术”，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这不仅因为青铜器象征着财富，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科学家用摄谱仪对二里头青铜爵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中92%是红铜，7%是锡。这两样金属，在当时无疑是贵金属。夏商时代，数以千计、万计的奴隶，分散在深山荒野，寻找着铜锡矿藏。甚至有学者分析，“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4] 在那个时代，一座都城可以没有壮阔的宫殿，却不能没有华丽的鼎，因为它，已经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有人用“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指明了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另一方面，它通过青铜的坚硬质感，克服权力的易碎性，使它得以永垂不朽。 但是，商朝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这个王朝在这座最后的都城度过了最后273年之后，在第30代商王帝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的淫乱中，土崩瓦解了。[5]纣王宠爱妲己，让一个名叫涓的乐师专门为她制造淫乱之声，然后他们一起，沉浸在“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中。当然他最重要的发明，是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然后“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6] 在纣王的充满快感的叫声中，周武王率领着他的军队从西北高原上俯冲下来，沿着黄河一路高歌，杀进了殷都。直到这时，纣王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于是仓皇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纵身跳进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到达后，手起刀落，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竿上，任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在风中摇来荡去。 纷乱的大火中，华美的殷都碎成一堆闪烁不定的光，又变成一股黑色的渣滓，升到在天空中，就不见了踪影，剩下一堆黑糊糊的焦碳，夹杂着变色的青铜器，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尘沙所掩盖，仿佛一只巨大的沉船，河岸边的淤泥里越陷越深，成为一座地下废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手攥洛阳铲一点一点把它挖出来，后来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于是有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殷墟。  三我的朋友、专攻故宫史的日本学者野岛刚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因为它沉闷、阴森，甚至有些狰狞。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 他或许并不知道，放回到几千年前，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 而是熟铜般的颜色。 在黄河与黄土之上，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 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的，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 因此，古人将青铜称作“金”，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通称“金文”。 只是因为是岁月中沉积得太久了，它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青绿色。 那不是那些器皿的本色，而是岁月的颜色。岁月，也是有颜色的。岁月的颜色，就是青苔的颜色。因此，它们表面的铜绿斑驳，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 我们可以想象九鼎新鲜出炉时的样子——粗重敦实的形体上，布满了精细的花纹。它们被一字排开，分列在庙堂之上，阳光穿过廊柱，有如今天舞台上的追光，从侧面打上去，凸显出它们的花纹，幽幽地反射着金灿灿的光。 我注意到一件事，在自然界中，并没有金色。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黄色、橙色，却没有金色。我们说金色的秋天、金色的阳光，都不过是一种比喻，那不是真正的金色。中国传统的“五色”（青、黄、赤、白、黑），也没有金色。真正的金色是人造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颜色中的任何一种，却能够压倒所有的颜色，在各种颜色中独占鳌头。就像一个人，原本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他成了王，就不再是人，或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人与王，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夏王大禹，人们始终不愿意拿他当人看，而是把他当作了神——能够战胜洪水的，一定是神。他因治水而伤了脚，走路一瘸一拐，这样的“禹步”，被一代一代的巫师所效仿，成为他们最具职业标志的步态[7]。 应当承认，金色是一种迷人的颜色，也是最能烘托出权力的富贵和威严的颜色。它令人肃然起敬，又目眩神迷。因此，金色是一种充满魅惑的颜色，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颜色诱发的。 四商朝灭亡后，从夏朝流传而来的九鼎，就像漂流瓶一样，漂流到了周朝，由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搬运到周朝崭新的都城——洛邑，安顿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用以震慑天下。 张光直说：“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8] 因此，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漂移路线，同时也是九鼎的搬运路线。 四百年后，公元前606年，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挥师挺进到东周都城洛邑附近，这让周朝皇帝心中感到彻骨的冰凉。此时的周朝，早已天下大乱，皇权出现功能性萎缩，周王已成傀儡，再也无力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那些不忠不孝的诸侯们，就像惦记父亲的存折一样惦记起九鼎。有一天，兵临洛阳郊区的楚王，向周王派来的那个名叫王孙满的使臣打听鼎的下落，问道：九鼎到底是大是小，是轻是重？王孙满的回答给了楚王一个大窝脖儿：再怎么论，你也与九鼎攀不上关系。 王孙满当时的回答，后来被史料一遍遍地书写过。他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9] 王孙满告诉楚王，鼎身上铸出的那些动物纹样，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祗的灵物。它们张嘴的地方，风就从那里产生，巫师升天，也全靠它。因此，九鼎并不仅仅是用来显示政治权威的礼器，更是一种神器。只有在有德的君主面前，它才灵验。夏朝不灵了，它就来到了商朝；商朝气数尽了，它又来到周朝。如果君王德行兼备，那么鼎即使再小，它的份量也是重的；反之，鼎再大，它也是轻飘飘的。此刻，周王就把九鼎放在郏鄏，占卜已经预言，这只鼎可以传30代，享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意志，是“天命”。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弱了，但是天命谁也篡改不了。所以，这九鼎，您还是别惦记了。 《左传》里的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九鼎的外貌，更让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观念中，万物之灵，都附着在鼎上，使这些鼎拥有了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创建夏朝，不仅依赖政治上的强势，更是“天命”所归。天的旨意，成为指导人间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后来的帝王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示，无不把自己描绘成“天命”的代表者。唯有如此，他的权力才会变得无可争议。而九鼎，无疑就成了对“天命”的证明。于是，它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结局而出现的，而是成了这件事件的先决条件。公元前606年，楚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鼎”，把得九鼎与得天下完全划了等号。九鼎的意义，从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倒置，成为天下诸侯得到王权的一个先验性的条件。 公元前290年，秦相张仪向秦惠王的建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主张攻打新城、宜阳，以威震周室，周皇室惊慌之下，必然会将九鼎出让给秦国，以求自保。拥有了九鼎，依照版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就没有敢不听从的，秦王的霸业，可大功告成。[10] 周朝灭亡后，九鼎下落不明。公元前219年，扫灭六国的秦始皇在东巡归来途中，在彭城[11]听说九鼎又在大河中神奇地出现了，立刻乐开了花，派数千人脱了裤子下河寻找。就在他们用绳子即将把九鼎拉上来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条苍龙，一口咬断了绳子，九鼎又重重地摔入水中，溅起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很久以后，它们荡起的巨大波纹才慢慢平复。 《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秦始皇东巡归来，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12] 因治水成功而铸造的九鼎，自夏至周、在人间存在了两千多年之后，又回归了江河，再未进入世人的视线。 五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多达一万五千多件，先秦时代的，就差不多一万件。 在这些青铜器中，商代前期的兽面纹鼎有两件，一件立耳、圆腹（图1），另一件小耳，深腹（图2）；有商代后期的兽面纹鼎，高颈、鬲形腹（图3）；还有商代后期的尹鼎、父乙鼎（图4）、正鼎（图5）、小臣□（编辑注：此字形似“舌”，似在“舌”字左上加一撇）方鼎（图6）；西周的颂鼎（图7）、小克鼎（图8）……  图1：兽面纹鼎，商代前期，故宫博物院藏 图2：兽面纹鼎，商代前期，故宫博物院藏 图3：兽面纹鼎，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图4：父乙鼎，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图5：正鼎，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图6：小臣舌（左上加一撇）方鼎，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 图6青铜器名字正确写法 图7：颂鼎，西周后期，故宫博物院藏图8：小克鼎，西周后期，故宫博物院藏从这些古老的青铜鼎中，我们仍可推测九鼎的雄浑、缛丽、炫目。 但它们不是九鼎。 真实的九鼎，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暗夜里。 四千多年过去了，或许，它们仍藏身在我们脚下，在我们无法确知的深度。 仿佛埋藏得最深的种子。 而后来所有被称作历史的事件，不过是地面上结出的花朵与果实而已。 【文章注解】 [1]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2]《墨子》说，“九鼎”不是夏禹所造，而是夏禹的儿子、夏朝第二代王夏后启命蜚廉采金（铜）于山川，在昆吾（今河南濮阳）地方铸成了“九鼎”。但无论怎样，诸多文献都证实了“九鼎”的存在，而且其年代也在夏代前期，即公元前21世纪。“二里头文化”考古，已出土了大量夏代青铜器，证明青铜器铸造在夏代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技术和艺术，从而证明了夏代完全具备铸造“九鼎”的条件，文献中的“九鼎”，应当并非出自古人的凭空杜撰。 [3] 有关夏禹铸鼎的传说，见《左传·宣公三年》《史记·楚世家》《战国策·周策》《论衡·儒增篇》《拾遗记》《太平御览》《蜀中名胜记》等文献。 [4] [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98—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转引自[美]张光直：《商文明》，第69页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6][西汉]司马迁：《史记》，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参见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原载《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8][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9][先秦]左丘明：《左传》，第17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0][西汉]刘向：《战国策》，上册，第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11]今江苏省徐州市。 [1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第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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