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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剑呼啸话东胡
东胡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进入科尔沁草原的民族，东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卷七《王会篇》，曰：“东胡黄罴”；《山海经》亦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这反映出有一个以黄熊或棕熊，（即；以黄罴）为“图腾”的游牧民族，她们活动和生存在“大泽”以东的地域，这个部族被中原人称之为东胡人。东是汉语，而“胡”则是这个民族的自称，有“天之娇子”的意思。东胡部族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燕山以北和松辽平原上的最大部落联合体。《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就是说战国前期，燕北的东胡和山戎，分散的居住在不同的地域，各自有其各自的首领，不相统属，只有盟会时，部落首领才能聚会到一起，大约有一百多个部落，但当时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体。
可见当时东胡仅为晋、燕两国北部众多的诸“戎”之一，而且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但是到了战国后期，情况就不同了，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动荡，中原地区发生了巨烈的变化，北方少数民族则迅速发展壮大，大漠南北的许多互不相统的部落，逐渐的趋于聚集，主要形成了两类较大的部落联盟。他们族系不同，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另一个是居住在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二者相互敌对，而且东胡还强于匈奴。
大概在战国后期，东胡已逐渐强大，并与燕、赵二国频频发生接触和交往，这时“东胡”统治中心，一般认为在饶乐水（西拉木伦河）和狼河（乌力吉木仁河）之间，即在开鲁北部、扎旗西南部和阿鲁科尔沁旗东部，广大草原之上，当时东胡人以游牧为主，不做固定城郭，以车仗、驼、马、围（聚）之为城。现开鲁以北、扎旗西南查布嘎图大黑山上的岩画，阿鲁科尔沁旗北部的山脉中，都存有大量东胡人的岩画，这足以证明早期东胡人的游牧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掠抢燕、赵等国，在与东胡人交战过程中“赵国以车战为主，经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交战中车战显得非常落后，为了减少战争损失，赵武灵王决定实行改革，他们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用骑战取代了车战，这也是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最先传入中原的例证。到了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赵国经过多年的准备后“曾攻取东胡欧代地”《史记，赵世家》 载“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蒙古高原中部，并还在向南、向西继续发展。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一度服属于赵，后来强大，故又叛赵，并占领了赵国辖境的代郡地方（大同一带），这一时期赵国的良将李牧多年在赵的北境与东胡等部族作战。
除了赵国之外，燕国则是与东胡交往最多的国家之一，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人击败，燕国无奈之下把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长期生活在东胡，并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也参与了东胡人的很多重大活动，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了燕国，重新组织军队袭击东胡。这次东胡人被打败，向东北退却了一千多里，回到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开质胡”。燕国在北边修筑了燕长城，由秦开主持，起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燕长城在我市奈曼境内，有250华里，沿着燕长城一线，燕国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沈阳当时是辽东郡所辖，现今沈阳城筑有“秦开建城”的巨型铜像。当时的辽西郡和右北平郡的辖地，已包含我市库伦、奈曼南部的广大区域。
这五郡的建立西汉时一直沿用，西汉时期在此基础之上又修筑了汉长城，我市奈曼南部土城子、南湾子一线发现的战国、秦汉长城遗址，有许多古城址，烽遂、关隘、等遗物。西汉箸名将领飞将军李广，曾任辽西郡和右北平郡太守，李广长期居住边地与“匈奴人”作战。（当时东胡人已被凶奴人击败，并沦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这部分“奴隶人”就是原东胡人），公元前135年的一个秋夜，时任右北平郡守（治所在朝阳市东北）的李广巡边之时，误认巨石为虎，引弓射之，次日再看，羽箭已经没入石棱之中，故唐代诗人卢纶，有诗赞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设在石棱中”，由此飞将军李广射虎的故事，世代流传，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市奈曼旗南部青龙山、土城子、下洼一带。
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东胡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已是一个极为强盛的部族了。
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的事件。史载其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遣使者至匈奴。向冒顿索取头曼生前所有的一匹千里马。冒顿召开氏族部落首长会议商议，各氏族部落首长都说：“千里马是匈奴部落的宝马，不能给予”。冒顿却以为，“奈何与之邻国而爱惜一马”，逐将千里马送予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怕他，不久又遣使向冒顿索取单于的阏氏，（匈奴语，妻、妾、之义，音烟支）。冒顿复召开会议商讨，各氏族部落首长都很生气，请求发兵进击东胡，而冒顿仍以“奈何与人邻国而爱惜一女子”为理由，竟把所爱之阏氏送去，东胡王因此愈益骄傲起来。本来在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块长约一千余里的地方作为两族之间缓冲的地带，匈奴人称之为“弃地”，匈奴语称之为“欧脱”平时双方均不越界驻牧。两次得逞后，东胡王竟越过“欧脱”向西侵入“弃地”。并遣使向冒顿说：“匈奴所与我界欧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再次召开会议，有的氏族部落首长认为“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听后大发雷霆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因而把主张给予的人统统斩首，然后号令全国兵马立即出动，进攻东胡，东胡王轻视冒顿，毫无防备。及匈奴兵至，大败，东胡王庭被袭破，部族被击散，人民、牲畜及财产被掳掠。东胡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现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西罕山），和鲜卑山、（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北蒙格罕山），此后这两伙人各自以所居之山为部族之名。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至此，东胡人彻底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继续活动在科尔沁草原之上。
东胡的文化和文明。
东胡是个部落联合体，成份较为复杂，其中有东北部的以鱼猎为主的民族，有中部的游牧、狩猎兼备的民族，有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互渗的民族。因此，东胡文化丰富多彩。
早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从出土文物看，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较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修剑过颐”的长剑，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比较，有着极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此外东胡人的铜饰品种类也较多，最典型的是双虺（音费）纠结形铜具、龙形铜饰件、双兽铜饰牌等也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东胡人是由游牧、狩猎、鱼猎等多个民族的混合体形成的部落联盟，因此民风雄强，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并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这在战国前后的史书中已屡见不鲜，《战国策》上载的齐国民谣中有这样两句，形容东胡人的形象，“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就是说，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这种帽子很像现在羽绒服上的帽子，但不和衣服联体，下面很长、散开，覆在后肩、背部，后帽顶角上，饰以雉尾，帽子外缘饰以皮毛，整体看就像一个簸箕扣在头上，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即可遮风，又可避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骏马，来如电、去如风，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中原人用的是长弓）配以铜镞，雕翎利箭，经常袭击，掠抢燕、赵、齐、等国。并通过战争掠抢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科尔沁草原上创造了骑战和骑兵，并通过战争的胜利，把骑战和骑兵传入了中原，从而逐步取代了中原各国的车战。这为中国的战争历史写下重要的一页。东胡人精骑善射，“而且利用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出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的角弓，他们还用雕翎，红柳杆，青铜镞、制成羽箭，配以角弓，即轻便又灵活，而且非常适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战争中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唐人有“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箸”的诗句。
东胡人的语言是属于通古斯语，后来沦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后，匈奴人使用的阿尔泰语，才逐步渗入到东胡语中，直到契丹人出现时，阿尔泰语，才在东部草原逐步通行。
东胡人没有文字，当时以刻木和结绳记事，但是东胡人在游牧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岩画，现存于扎旗查布嘎图镇大黑山的岩画就反映了这些内容。
东胡人在游牧生活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他们用圆杨木敦掏空，蒙上蟒蛇之皮，制成二胡的琴箱，用兽筋做弦，用柳木杆做杆，用柳枝、马尾做弓弦，滴以松脂，在草原上创制出了弦乐的祖先，“二胡”，当时及以后很长时期内二胡都被人们称作“胡琴”，“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马头琴等许多弦乐。据认为，以“二胡”为代表的“弦乐”发源于“东胡人”居住的东北地区。更准确的说“二胡”等一些“弦乐”最早的诞生地是科尔沁草原。
东胡人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日常生活中多以兽皮制成宽襟左衽长统，窄袖，紧领的袍服为主，穿着时，内穿紧身，中衽紧领，紧袖内衣，下穿窄腿，紧裆长裤，外罩上述袍服，并将腰部用长宽布带束紧，布带上饰以多种形态的兽面形制的铜带勾，等等。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树、木、及自然万物。祭祀时，多以拜日，拜火、拜山川草木为主。多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信奉祖先和神灵。东胡人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也是东胡人的一大创举。
东胡人还善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的前身就是由东胡人善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东胡人在战国后期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著名的“胡麻”就是东胡人培育出的农业品种，此外东胡人还用剩余的粮食酿制白酒，史书上曾说：“东胡人善制白酒。”
从商周到战国后期，科尔沁草原博大的胸怀中，养育了一个精骑善射，民风古朴而剽悍的东胡民族，她在这里孕育、出生、发展壮大。并且创造出了一系列让后人敬仰的民族文化，谱写了“胡服骑射”秦开质胡，李广射虎，屡辱匈奴等许多精彩的故事，也创造了冶炼、青铜铸造、制酒等灿烂文化。东胡人还在通古斯语系的基础之上创立了相对独立的东胡语，并在宗教、文化、音乐、舞蹈、饮食、农业等多方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
东胡人在近800多年的过程中始终生存在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虽然他们经常通过战争兼并形式与中原各国发生磨擦，但是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冲突当中，双方更加深了解，同时也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过程，民族互补性和地域互补性充分得到了体现，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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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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