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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古书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书异名”，即明明是同一种书却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名称。最早注意到同书异名现象的是汉代文学家刘向，在整理图书时，他发现古籍《战国策》竟然有6个不同的书名，他在《战国策书录》中有这样的记述：“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笑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战国策》之名是刘向最后审定的。事实上，同书异名的现象在古籍中大量存在，如《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经》，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又名《吕览》等。
上世纪80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同书异名通检》，书中共著录同书异名的古籍13500多条，其中有的图书异名达9个之多。即便如此，这本书依旧没有把古代同书异名的图书全部收入其中。
同书异名现象为读者检索、查找图书带来了不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第一是社会原因，比如古人为了回避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号，一些书籍被迫改易书名。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人为避讳简文帝生母郑太后的讳“阿春”，在说到史书《春秋》时便改为《阳秋》；隋代，为了回避隋文帝杨广之名，《广雅》易名《博雅》；唐代，为了回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齐民要术》易名《齐人要术》等，导致这些图书拥有了两个名字。
第二是和古书的命名方法有关。例如，先秦图书多无作者自定的书名，后人称呼时多有不同。另外，古时一种书有多种不同的命名方式，这就造成了大量同书异名的书籍出现。如某人的文集，可以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官职、地点等多种方式命名，故《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文天祥的《文山集》，因为他当过丞相又名《文丞相集》等。为了简易, 过去的人们还常常用简短的书名代替较长的书名，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四库总目》，西汉扬雄的《輶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世简称为《方言》，这样，一本书就有了两个名字。
第三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曾使用过几个不同的书名，《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雪芹在创作时曾用过5个书名——《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石头记》《红楼梦》和《情僧录》。
最后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就是书商为了挣钱，故意标新立异，以招徕顾客购买图书。在中国图书史上，章回小说、医书等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同一种书不同的书坊争相摹刻，书名屡有改易。如刘肃的《大唐新语》，明冯梦祯刊本改为《唐世说新语》；清代一本名为《引痘论》的书，又名《引痘略》《引种牛痘方书》《引种新法全书》《引痘新法》《引痘略合编》《引种牛痘纪要》《引痘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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