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 | 古籍目录著录体例 （上）

经典古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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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倪其心，北京大学教授。曾参与编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及《续修四库全书》，撰有《校勘学大纲》、《汉代诗歌新论》、《古典文学自学指南》等著作，为《全宋诗》、《全明诗》主编之一。

传统目录学主要是古籍目录学，其中研究的书目绝大部分属于过去时代，其书目所著录的书籍绝大部分也属于过去时代。例如《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编录西汉皇宫藏书的目录，其中许多书籍是汉朝当代的著述，但是今天看来，连《汉书·艺文志》都是年代久远的古籍。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乾隆五十五年代（1790年）刊成的，其提要是当时学者撰写的，其中也收有清初学者的著述，而今天也是连目带书全属古籍。 

“古籍目录著录”是指一种古籍的著录项目。“著录”不是“叙录”，不是提要，但是具有叙录的作用，实则是把叙录的若干内容要求条例化，就像一张图书卡片一样，格式清楚，一应俱全，一目了然。因而一书的著录项目多少，决定它具有叙录作用的大小。但是一种书目的著录项目取决于编目人的主观要求，除书名一项必不可少之外，其他项目多少并无统一的体例。最简单的书目仅录书名。而完备者则从书名到叙录一应俱全，等于一书之目录。这里讲的著录项目是就完备的书目要求而言，并非说古籍书目都这样。 

 

一、 书名

书目是依据书名为纲目而编制的，不录书名就没有书目。但是每种书籍并非单纯具有一个书名，同一个书名并非就是同一种书籍。古籍的书名情况是相当复杂而有趣的。 

远古文字发明的初期，大概是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古代经典所谓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可能是形容那时用固体物质作载体的书籍如甲骨、简牍等，捆绑堆积，如山似坟，其实不是“典籍”的书名。先秦典籍大抵用一篇的首二字作为篇名，以其人其体作为书名。例如《诗三百》、《诗经》是以“诗”体为书名，《关雎》则是以首句“关关雎鸠”的二字篇名；《尚书》的“尚”通“上”，是上古的意思，“书”是书写文字。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史官所记，并无书名。至于《老子》、《墨子》、《孟子》等等，都是以人即著者为书名。根据内容制定书名，大概是汉代开始的。例如《淮南子》书名原为《淮南鸿烈》，《白虎通》原为《白虎通德论》，王充的书称为《论衡》等等。 

同书异名，同一种书具有不同的书名，在古籍目录中是常见的现象。最普遍的是作家文集的名称，因作家的名号而不同。例如东晋陶潜，字渊明，谥号靖节，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宋代《崇文总目》作“陶潜集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作“陶渊明集八卷”。又如三国曹魏曹植，字子建，封陈思王，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宋代《郡斋读书志》作“曹植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陈思王集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作“曹子建集十卷”。有的先秦人物的封号是后世追加的，其书也出现不同名称。例如老子在北魏尊为道教始祖，到唐代封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把《老子》分为道、德二经，于是出现《道德经》、《道德真经》等异名。又如庄子在唐代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在《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老子》、《庄子》，上述异名都已出现。 

同书异名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同一种书，用全称或用简称，也是较常见的。例如《淮南鸿烈》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淮南子》，《宋史·艺文志》称《淮南子鸿烈解》，而现代学者刘文典撰集解却用原称为《淮南鸿烈集解》。历代对帝王名字尊号的避讳，也是造成同书异名的一个原因。例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史·艺文志》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改“匡”为“刊”，书名改为《刊谬正俗》，后又重录改为《纠谬正俗》。其实三个书名是同一种书。 

与同书异名相反，同名异书，同一种书名却是不同的书，在古籍中也不少见。首先是对不同作者同名同姓造成的文集名称相同，例如汉代作家王褒与北周作家王褒，文集都叫《王褒集》。这类事例较为罕见，较多的情况是书名相同而作者姓名不同，内容不同。例如： 

《广陵集》： 

1.北宋诗人王令文集 

2.明作家袁宏道的一个文集，

是《袁中郎集》中的文集之一。 

《河东先生集》： 

1.唐作家柳宗元文集。 

2.北宋作家柳开文集 

《宫词》： 

1.唐代王建 

2.后晋和凝 

3.后蜀费氏（花蕊夫人） 

4.北宋宋白 

5.北宋王珪 

6.北宋张公庠 

7.北宋宋徽宗 

8.南宋王仲修 

9.南宋周质彦 

10.南宋吴伟 

11.明代朱权 

12.明代王叔承 

13.清代徐昂发 

如果忽视作者而只查书名，则可能找错了书。 

总之，著录书名看来简单，却是必须认真的事项。有时书目整理中的失误，也会造成疑惑。例如《郡斋读书志》今存衢州本与袁州本两种，其著录隋代王通《中说》，一作《阮逸注中说》十卷，一作《文中子中说》十卷，似为有注与无注的两种本子，而其叙录相同，实为同一本书，且为伪书。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书异名，也不论相同数量多少，编制书目固然应认定这一种的这一版本，在查检古籍书目时同样必须认定这一书名，认真查核其作者及版本等等。 

 

二、 篇卷

篇卷是古代计算以简牍或绢帛为载体的书籍单位，用简牍者称“篇”，用绢帛者称“卷”，大抵等于今天用纸张装订成册的“册”、“本”、“部”等单位名称。 

篇卷本来都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一篇或一卷，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同时也是简牍或绢帛记录一个题目的数量。也就是说，起初的“一卷”、“一篇”，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一篇”、“一章”、“一节”。后来因为绢帛或纸张的“一卷”的容量往往大于一篇文章的内容，所以把“卷”和“篇”分别为两类计算单位。“卷”是计算载体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而“篇”是计算文章即内容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今天的“册”、“本”、“部”等，容量大于“篇卷”，所以也有“册”、“部”中再分卷的。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注“为五十七篇”，可见一卷不止一篇。 

随着载体的改进，“卷”的容量增加，历代流传中的写本卷数归并减少，而篇数依旧。例如《荀子》，刘向《叙录》说明为三十二篇，《汉书·艺方志》误为三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十二卷，已将三十二篇归并为十二卷。唐代杨倞注《荀子》将三十二篇加注改为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已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此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都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明、清及近代刊本均为二十卷本。仅清代郝懿行补注有单注有二卷，现代刘师培补释有排印本不分卷。 

书名之后著录篇卷，标明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分篇分卷情况，同时表明这一版本在篇卷上与其他版本的异同，成为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标志之一。根据这一种书的版本流传与今存的情况，这个标明篇卷的版本相对说明它的年代与特点，可供了解它是否完本、善本作参考。 

一种书籍，尤其是经典古籍，往往被整理、注释、翻刻重印许多次，版本复杂，各类版本的篇卷数目不一。一种古籍著录的篇卷数目，只限于这一版本，所以往往也用作这种古籍的一种版本代称，例如可以说《荀子》十二卷本、二十卷本等。根据不同篇卷的版本，可以发现问题，了解流传及整理、翻刻的情况。例如宋代王应麟即根据刘向《孙卿子叙录》考证《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子》为三十三篇的错误，而依据唐、宋目录，大体可知隋唐写本已归并为十二卷，在杨倞注《荀子》时改编为二十卷。这就是说，在先唐写本时期，《荀子》篇数都是三十二篇，卷数曾并为十二卷，杨倞作注，增加字数，于是重编为二十卷。由于这些写本原本都散失，因而无从确定它们的异同、特点与价值。如果再整理《荀子》，实际上只能以杨倞注二十卷宋刊本为依据，搜集其他资料及宋后的刊本作为参校数据。

 

一种古籍在历代书目中的不同篇卷著录，有助于了解该书在流传中的变异情况。例如刘向《新序》，其自撰叙录已佚，篇数不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录一卷，则三十卷似为刘向著定篇数。但是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著录为二十卷，录一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为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引《崇文总目》云“其二十卷今亡”。宋曾巩《新序叙略》说，“刘向所集次新书三十篇，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十篇而已”。今存即为十卷本。 

刊本兴起之后，先唐写本被刊印所传不同版本，其篇卷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篇”为内容单位，“卷”为载体数量单位，篇数依旧而卷数变动。例如《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篇，《叙录》著定为《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一》、《外二》八篇，但在隋唐至宋的书目著录中出现变化。《隋书》、新旧《唐书》三志都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录作《晏子春秋》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说，“《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据此，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晏子》八篇，或以为与《老子》、《孟子》之类同为书名所标作者的撰著，而唐宋传书的十二卷《晏子春秋》是另一著作，为后人托晏子所著的伪书。因此隋唐至宋的书目所著《晏子春秋》或有两种，七卷本或为《晏子》传本，把《汉志》八篇编为七卷，可能是把《外一》、《外二》二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杂篇六卷，共七卷；而十二卷本则为后人伪托之书。今存《晏子春秋》刊本以元刊本为最早：有八卷本即八篇各为一卷；有七卷本即外篇合为一卷；有六卷本即把《杂上》、《杂下》合为一卷，外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四卷，共六卷；有四卷本即把《谏》、《问》、《杂》《外》各二篇都合为一卷。其实元刊本后的不同版本，都属于隋唐所志的七卷本，是后世整理者的编辑，并无实质性差异。 

同一种书在不同书目中著录篇卷不同，并不一定是两种版本。有的是著录者的差错。例如韦昭注《国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二卷，《唐书·经籍志》为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十一卷。考两宋书目都著录为二十一卷，所以《四库提要》说，《隋志》误“一”为“二”，《唐志》“十”下脱“一”字，实质都是二十一卷，由于文字脱误，并非不同写本。有趣的是，有的书目把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分入两类，似乎是两种书。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宋代已有两个版本，一是衢州知州游钧在淳祐九年(1249年)刊印的“衢州本”，为二十卷；另一是袁州知州黎安朝在淳祐十年(1250年)刊印的袁州本，为四卷。《宋史·艺文志》把衢州本二十卷列入“传记类”，而把袁州本四卷列入“目录类”。书名都著录为“晁公武《读书志》”，而篇卷不同，又在两类，令人生疑。也有同一书目在不同版本中著录同一种书的篇卷不同，却是两种刊本。例如《鶡冠子》在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八卷，而在袁本作三卷，据两本叙录可知是《鶡鹗冠子》的两个版本。 

上述诸例都表明，篇卷只是一种书籍版本的一个标志，可以从中发现问题、了解情况，并不能根据篇卷来确定完缺及优劣，但可参考。在具体整理工作中，要在查到书籍后，翻书比较核实。 

（全文见载于岳麓书社《古籍整理出版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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