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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耕织图诗墨墨盒 耕织图始于南宋初年，高宗虽出入军机，却勤于政事，栉风沐雨，关心民生。民生之本，以衣食为天。历代圣主无不以服田力稼，勤以农桑为务先。故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率民耕织，几为历世圣王楷模。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而必先下务农之诏，以绍开中兴大业。楼璹, 字寿玉，浙江奉化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扬州知府兼淮东安抚使。后累官至朝议大夫。据其侄楼錀《跋扬州伯父“耕织图”》称：“楼璹为杭州钱塘令时便深领帝旨”笃意民事，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绘制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色，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一图，并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赋之。农桑之务，曲尽情形，虽南北各方习俗有所不同，其大致不外乎于此。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乾隆三年（1738）万作霖为秦观《农书》所作识语中谓：“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江南人士出其藏书进献者甚多。内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于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皆宋物。”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恰逢士人进献于潜公耕织图诗。康熙观之，感慨万分，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思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至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并为其作了序。在序首钤盖了“佩文斋”朱印，在序后钤盖了“康熙宸翰”阳文大印和“稽古右文之章”朱方大印。时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这便是康熙时内务府绘制《耕织图诗》的缘起。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受命绘制《耕织图诗》的是内廷供奉焦秉贞。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弟子。通天文推步。擅长画人物，并以画皇帝御容称旨而供奉内廷，官钦天监五官正。亦工花卉山水及楼台观宇。且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相背，分别明暗、远近。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园。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焦秉贞弟子胶州人冷枚，亦参与其中。道光《胶州志》卷三十冷枚传说：“焦秉贞敕绘《耕织图》，枚复助之”可证。 中国版画，历来讲究书画家与刻工协同配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书画家与雕刻家的配合至关重要。画家作画时，既考虑自己绘画的特点，同时也要兼顾刻家操刀镌刻时刀锋易难走向，从而有意识调整画法和线条走向。反之很多刻家既懂画也会绘画，在实际的操刀中既强调刀法特色，又尽量按照画家的艺术风格刻，保持其原画作的风貌。康熙时内务府绘刻的《耕织图诗》，便是康熙的书法，焦秉贞的绘画与刻家朱圭紧密合作的精品。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朱圭，字上如，江苏吴县人。工雕善画。以刻刘源所绘《凌烟阁功臣图》和金史所绘《无双谱》而出名。后被选入养心殿供事，凡大内字画，俱出其手。又以效力得官，授鸿胪寺序班。 以上是木刻彩绘的由来，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恰逢康熙六十大寿，内务府造办处在此前的木刻彩绘的《耕织图诗》的基础上，摹刻了这套《耕织图诗》墨模。由于字数较多，在序首去掉了“佩文斋”印，并在耕与织前各加一序文，组成“耕”二十四笏、“织”二十四笏，纳入一金漆提梁，正面与顶部绘有五爪双龙，左、右、背面绘有正面五爪龙，提手处绘有缠枝花。内装四屉，每屉十二笏，共四十八笏，每笏墨的侧款俱有“皇清康熙甲午年”、顶款“顶烟”二字，俱楷书阳识。墨的尺寸为8.5cm×2.65cm×0.9cm，重量为33.4g。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康熙甲午五十三年（1714），至今已近三百年，除提梁提手处有些磨损之外，其余保存完好，实属非常罕见。故宫博物院有汪希古《耕织图诗》墨全份，见《故宫周刊》有载。此外见著名蓄墨家周绍良先生的《清墨谈丛》一书中谈及汪希古与江希古都有《耕织图诗》墨存世。但是从边款视之，贡品、御用墨从不刻制者之名，历代如此。疑似汪希古也好江希古也罢，俱是仿制此套内务府所制的《耕织图诗》墨，故有“恭摹”二字出现，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品。2008 年嘉德拍卖公司有一套二合《耕织图诗》墨，共47 笏墨，称谓康熙代，其实已经是乾隆年间的或是雍正年间的。 御制康“耕织图诗”墨 一直有一个想法，康熙早中期是曹素功的天下，汪近圣原是曹氏的一个配料墨工，康熙朝的御墨大部分出自曹氏，作为配料技术员一定参与制作过很多贡墨、御墨，到了康熙晚期，汪氏已是自立门户，名声鹊起，故有乾隆六年应诏在宫廷教习制墨，因年事已高委儿子前去。“法必宗于古，式必从其新”，所制皆称旨。乾隆年间宫廷御墨，绝大部分都出之汪氏之手。康熙晚期应是汪近圣替代曹素功之时。按照乾隆六年汪近圣年事已高委派儿子进宫教习，离康熙甲午相差二十七年，亦有可能此墨系汪近圣本人所制。由于汪氏存有干支的存世制品缺乏，未有有力之实据，很难判定，只是推想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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