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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麸子 1－4、曾子[1]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凿 [唐以前古注]马曰：“弟子曾参。”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
邢疏：《史记·弟子传》云：“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唐以前古注]皇疏：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毎三过自视，况复凡人可不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过内视我身有此三行否也。
得无，犹无得也。素，犹本也。言所传之事，无得本不经讲习而传之也。故袁氏云：常恐传先师之言不能习也，以古人言必称师也。
[朱子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传不习乎”，集解、皇疏以为是“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朱注解作“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从“三省吾身”角度看自己，恐怕朱熹注解较妥。
朱子：“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之为言，忠人之事；信之为言，取信于人；身体力行，因以传人。
孔门学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者言，皆“在位者”之所习，非后世辞章之学。要之，贵族阶层之立身行事的标准。不可身体力行之学，岂能传人。(五经六艺问题)
（可看《文王世子》《学记》）
度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巧言令色，鲜矣仁！”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子“悦”“乐”之教、“颜”“色”之辩，有子说其本，曾子说其行。有子说忠孝，定于血缘人伦之本，曾子说忠信，定于社会人际之本。
孝弟、忠信立，则孔门人伦大端已确立。
此四章是大关节，是孔门学说的支点。
[1]杨伯峻认为：“《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见氏著《论语译注》）按照各家的说法，《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可能其中曾参一派的记载比较丰富，因此，论语的综合编订取之于曾参一派的记载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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