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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未来怎么办？有的人看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有的人看到国学中的优秀品质，认为需要复兴国学。实际上，崇西的人是否弄清楚了西方？崇中的人是否弄清楚了中国？又或者，我们既没弄清西方，也没弄清中国。因此，我们用几个专题来弄清楚中国，弄清楚西方，为中国，为这个世界寻找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第一个专题就是弄清楚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何特性？… 放眼看去，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一直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孔子提出过道德哲学，柏拉图提出过认知哲学，佛陀提出过解脱哲学…我们认为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也许需要一个新的跨文明融合的哲学，来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现代转型的问题…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木星 2016年3月15日晚 寻找未来世界 浅看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文／木星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变迁 国内包括港台出版了很多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大部分看不懂。问题是因为儒学大师们大都是停留在儒学内部讲儒学，“体”、“用”、“理”、“气”一个又一个的儒学专用名词，让人如堕五里云雾，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是作者的问题。 他们不能跳出儒学来讲清楚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或者有的学者干脆用西方认知哲学来套中国儒家的道德哲学，这就更加错误了，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牟宗三反思到冯友兰的问题，回到了中国道德逻辑，所以能够看到宋明理学第三系，他能够把程灏（明道）和程颐（伊川）兄弟用理论逻辑（义理）的方式加以区分，这说明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儒学的道德逻辑里面，但是他竟然用康德的道德哲学语言来讲儒学的道德哲学，这又走上了歧路。（在西方基本上只有康德讲道德哲学，因此牟宗三用康德的形而上学语言来讲中国儒学的道德哲学，也算是有见地，可惜还是不对）。 好不容易出了个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能跳出来讲清楚中国道德哲学，但是他是用哲学语言来讲，普通读者不容易进入，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比如他创建了几个哲学名词：认知我、德性我、情意我、形躯我，看着就让人迷惑。解释了一下还是不明白：又是价值自觉，又是生命力、生命感……更加让人糊涂。而且他讲的没有结构，更没有把中国道德哲学的内在变化逻辑讲出来，只是罗列了每一代大师的观点。下一代大师为何有了新讲法是不清楚的。而且劳思光对宋明理学完全就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他一根筋的按照孔子的道德意志来讲，这是解释不过去的。实际上此时儒学出现了新变化，为了解决佛教的冲击，宋儒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道德的起源，此时道德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劳思光的整个第三卷都是有问题的。 《中国思想史十讲》是第一套能够把整个中国的道德哲学讲清楚的中国思想史或者说哲学史，我觉得。虽然金观涛是站在劳思光的肩膀上前进，但是其贡献也是不容质疑的。 要写这样一部书，首先是要进入中国的儒学逻辑，如果用西方的认知哲学逻辑或者印度的解脱哲学逻辑来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逻辑，肯定是南辕北辙；然后要用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讲出来，很多儒学大师常常陷于谁是儒学正统的争论里面，导致观点偏颇；最后表述要做到准确、清楚。准确、清楚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其实极难，没有大师的功力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道德哲学太复杂了，光透过“理”、“气”、“体”、“用”这些古代专有名词找到背后的哲学内涵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还要用现代语言很准确清楚地表述出来，就更难了。在儒学里面谈“理”、“气”关系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现代道德哲学中谈“理”、“气”关系就很难了。这就好比你要跟一个作家讲清楚“量子力学讲什么”是一样的道理。基本上就是两个学科的巨大跨越。但是，这一切金、刘做到了。 先简明介绍一下《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的内容： 先秦儒学分为三个阶段：孔子、孟子、荀子，他们共同完成了儒学的整个架构。孔子反思了何为道德，并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意义来追求，为儒学立下了一个用道德伦理判定正当性的大方向。而孟子则把这套理论深入并细化，并创造性提出的“义利之辨”，指出道德来自于内心，这为后世宋明儒学的心性论开出了方向。同时他也创造性的提出要“仁政”，指出如何用道德来建立社会秩序，并如何把道德从个人推广到家庭再到国家和天下。至于荀子则完成了道德规则和向善意志的区分。 由于荀子强调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导致更为极端的法家的诞生。法家把向善的意志完全抛弃，只保留了外部的规则，所以法家的外部规则（法律）是想怎么样都可以的，只要符合统治的利益就好。这跟西方的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法律是社会的法则，是只能发现，而不能被制定的，如同自然法则一样：石头往地上掉，这是自然的法则，人只能去发现自然现象现象背后的规则）。由于严苛的法家没有价值取向，跟老子的“无”有相同的方向（老子也是不追求任何价值，认为没有对错的区别），所以后来才会被并入到老庄一系。 老庄和后来的道家不一样，老庄追求的是逍遥的观赏的自我，意志不指向任何东西。追求成仙或者身体的不老、长生，这是不可能在老庄的书里看到的，只可能在道家的书里看到。 法家、老、庄到汉代演变成虚静守柔的黄老权术。可以看到老、庄、法家、黄老都是不同的理论，很多人却把他们混为一谈，而没有看到其中的区别和流变。 秦朝由于采取了残酷的法家思想来统治，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内部不稳定，国运短祚。 汉代反思秦朝的经验教训，不再采用严苛法家思想。所以汉初开始采用守柔的黄老之术，讲无为，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为了寻找统治的正当性，转为儒家。因为先秦是诸侯国，所以儒家是不讲大一统的，到了汉代就必须为大一统的国家提供各种理论依据，这就包括定五经，引入《周易》，写《孝经》，重新解释《春秋》，撰《春秋繁露》，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天人感应学说： 且上天是有道德意志的，当皇帝统治失“德”时，上天就会彰显各种“异象”来警告皇帝，比如地震，比如干旱，比如水灾等灾异，此时皇帝就要表现从改进的态度和措施：一般来说就是皇帝下罪己诏、丞相引咎自杀，于是上天就停止降灾。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宇宙论儒学，此时天人之间变成一体的关系。天人之间是能互相通过某种手段互相了解、互相感应的。这也导致谶纬之术的大流行，各种预测占卜的方法层出不穷。汉代对这些思想也是有反思的，这就是杨雄和王充，他们写《太玄》、《论衡》等书来反对周易和天人合一的理论。 到了汉末，由于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所以天灾特别频繁，皇帝为了让上天息怒，所以不断派遣官员命令丞相自杀，但还是无法阻止天灾的出现，于是天人感应的学说被怀疑，儒家思想被放弃，转向儒家的反对派：老、庄。于是出现了道家和魏晋玄学。道家追求长生不老，也就是形躯的完美，这跟意志不指向任何事物，只追求逍遥的老、庄是完全不一样。而魏晋玄学则走得更远，从理论上去探讨：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什么是“自然”？……实际上是把向善的意志借用了过来，只是意志指向的是：无！于是产生了两支：沿着老子的路数把“无”提升到道德层面来研究，出现了形而上学高度的玄学。在辩论“无”的过程中，由于对大乘佛学“空”的误解，把“空”当成“无”来追求，导致印度大乘佛学的大流行（等到鸠摩罗什来华，才弄清楚“空”和“无”的不同，佛学对儒生立刻失去吸引力），最后还导致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这就是禅宗等中国佛教流派。沿着庄子的路数把“自然”当做终极合理性来研究，出现了“物各自造”和“玄冥之境”的理论，最后导致常识合理和追求精神解放的艺术精神这两个东西的诞生。 这里要补充的是道家跟魏晋玄学的界限：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成仙的，家庭什么都是不重要的；而魏晋玄学由于玄礼双修，还是儒家的结构，只是换上了玄学的目标，但还是要讲礼教，讲家庭伦理的，根本上来说还是儒学。 魏晋玄学的玄礼双修是不能长久的，这两个内部方向不一样的学说，最后必然回到各自的路上，这就是唐代儒学的兴起。由于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被抛弃，唐代回到孟子那里（在汉代，孟子不受重视），所以讲仁政，才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出来，这在汉代是不可想象的，皇帝是天子，怎么可以推翻？！只是此时儒生都去和尚庙里读书，此时道德修身的功夫都是借用佛家的。白居易等人都是“儒佛两面人”，既懂佛学，又是儒生。而韩愈等人看到了这种问题，极力排佛，企图克服佛教的干扰，所以隋唐五代是灭佛运动最多的时期，到宋代，由于宋明理学融合了佛教，儒生再也不用佛学的修身手段了，就再也没有灭佛运动了。 宋代程朱理学是从周敦颐开始发端，经过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到朱熹完成整个理论建构。朱熹通过模具铸造器件的常识，把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模型，张载的“气论”说明万物如何形成的理论，程颐的性即理，也就是宇宙秩序如何产生道德规范理论，统统糅合在一起，推出主敬的修身和道德实践的过程。在这个理论中，所有领域都采用了统一的方法和依据，所以非常的完整而漂亮。这个理论体系克服了唐代儒学的三大困难，并和佛教划清了界限。并由此抛弃孟子的仁政学说，回到天人合一结构，只是此时不再有天人感应的问题，而有常识理性作为后设层面。在朱熹这里，“理”代表普遍的道德法则，引申开来，代表所有的自然法则、社会法则、普遍规则。而“气”代表普遍的道德实践，引申开来，代表所有的社会实践。后代的大儒为了反思朱熹的理论，重新定义“气”，比如王船山定义“气”为人的种族血脉，少数民族跟汉族人种族不一样，所以“气”就不一样，于是少数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接受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所以要排“满”！这就为反清复明制造了理论依据。 因为强调天道，所以宋儒极为反对唐代的《贞观治要》这本书，认为唐代的仁政标准完全大逆不道：你施行仁政你就能造反？皇帝哪里能随便推翻？！哪里能少数民族竖个旗帜就能统治中原？！就算你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实质还是“反贼”！人人得而诛之。 程朱理学由于征服力很强，宋代就成为显学，并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科场考试的标准。由于程朱理学能够消化佛教，传到朝鲜、日本，直接影响了东亚的思想史。之前唐朝传到韩国、日本的基本上是佛学，由此一举从佛教社会变成了儒教社会。 道德来源不止一个，既可以从朱熹的天道推出，还可以从孟子的道德心推出，于是出现了跟程朱理学对抗的阳明心学，只是王阳明的推演逻辑是从内到外，跟程朱正好相反。这两支儒学的流派成为宋代以后儒学的主流。实际上道德来源跟推演逻辑两两相配，有四种理论可以出现，这就是宋明理学第三系和第四系，只是这两系影响力较小，被主流所隐藏。
随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展开，他们的弱点和问题也不断表现出来，道德修身的功夫缩小为静坐冥想，或者致良知这些静态内容，于是儒生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了。而原来在孔子那里，连弓马骑射都是道德修身的内容，儒生的是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可以说是全能型人才。这个问题到满清入关充分展现出来。部分明末的知识分子看到：蛮夷入侵，国破家亡之际，儒生本应大展拳脚，却只能“临危一死报君王”。由此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儒学，最后认为是宋明理学导致儒生事功能力的减弱的问题，于是痛定思痛，构建全新的几个理论体系，也就是几个“气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王船山、戴震、黄宗羲的“气论”，他们把朱熹的“理”、“气”关系做了个颠倒，认为“理在气中”，这样就把“道德实践”提到首要位置，道德理想的境界层面就不重要的了，这样就出现了儒学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无法脱离朱熹的引力场，所以“气论”也有四种类型，对应这前面宋明理学的四个类型。表明明末的大儒或者清儒对宋明理学的每种类型都进行了反思。为了不增加复杂度，这里就不再列出了。 只是这些新思想还没等广泛传播就变成了遗迹。因为满族人占领天下以后，很快的就汉化，并用程朱理学做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天下，广大儒生很快又进入科举考试的仕途中去了。打掉了天理境界层面的儒学新思想只留下“穷经”的目标，于是清代考据学非常发达。 清末戊戌变法带来的新思想，以及五四运动以后的思想就在下卷中进行处理，这里就不再继续往下讲了。
在《浅看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文中，我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说成是壁立千仞，很难超越。但是这一次，他们再一次超越了自己。就大多数学者而言，写出成名作以后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个人能跳多高是有极限的，基本上成名作也就是那个极限了，后面的作品保持原有的水平就很好了。但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比较奇怪，几乎他们每一部作品都对前一部形成了一个超越，而且这个超越不是简单的往前迈一步，而是楼梯往上跳一层。原因很简单，除了勤奋以外，就是有一套自己哲学方法论。勤奋的人有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断超越自己。这套哲学方法论无异于涡轮增压的引擎，能够不断的“加力燃烧”，从而跳上更高一层。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很多地方其实是还没有研究清楚的，因为金、刘的写作方法是：只讲对的部分，不清楚的部分是暂时搁置的，等以后弄清楚了再来补充，不强知以为知。所以可以看出，90年代他们只是知道每个阶段的儒学思想定位，但是具体为什么如此，以及如何演变出来是还没有研究清楚的，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就完全讲清楚了。比如《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先秦儒家思想是如何展开的，基本上就没讲，汉代儒学如何演变成玄理双修的魏晋玄学也是不清楚的，宋明理学是如何从周敦颐一步步演变到朱熹，再演变到王阳明，也是没有完全讲清楚的。 一直到现在，西方人都弄不清中国的儒学到底在讲什么。我相信从这本书以后，西方学者就能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了，再也不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因此而自惭形秽了。
二、中国哲学与轴心文明 《中国思想史十讲》最重要的超越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多了一个轴心文明的视野。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它等于是昆虫蜕皮，换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壳。在这个新的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定位，有了更清楚、更准确的定义，而且面对四大轴心文明的横向比较，也有了沟通的语言，因为他把四大轴心文明放进了一个统一的结构里面。在这个统一的结构里面，所有的东西才是可以比较的。 我们常常在做比较文化的研究，事实上这种比较往往都是错的，基本上是拿人手去跟树叶做比较，拿猴子的毛跟昆虫的毛做比较……全部都是根据直观的逻辑、外在的表象做评判。并没有深入到哲学的层面去。当深入到哲学层面，很多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凭直观逻辑，是很难发现天体的运动规律的，但是一旦赋予他们万物统一的结构，他们就跟小球没有区别了，再采用解析几何的方式研究它的运动规律，一切就很容易弄清楚了。 之前，外国人是很难看懂的中国思想史的，因为西方哲学的逻辑跟中国哲学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强行拉在一起，用西方的语言来讲中国哲学是完全不对的。同样，用中国哲学的逻辑去理解西方的哲学，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问题在哪里？在文明起源的时候，中西方提出的问题就不一样。 苏格拉底、柏拉图一开始就问：什么是知道？你知道这，知道那，到底什么是知道？凭什么说你知道？你又如何保证你知道的是正确的？我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实际上，他在对“知道”这个行为进行反思。整个古希腊的哲学都在研究“求知”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核心始终是普遍的法则，试图不断发现自然法则和社会的法则。 中国人是从来不问这种问题的。最明显的证据中国古代的大师从来不讨论唯物唯心的问题（佛家里面讨论的唯识唯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问题在道德哲学里面根本没有意义，也根本提不出来。孔子当年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他问：什么是道德？这也是道德，那也是道德，到底什么是道德？怎么判定一个事情是否是道德的？如何做才是道德的？如何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实际上孔子是对道德进行反思。所以整个中国哲学全部是研究道德、修身的问题。对于义利之辨这样的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西方人也是从来不去问的，而中国历代的儒学大师们却不断的去研究。 实际上印度文明也是一样，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是苦？（人生）为何会有苦产生？如何才能解脱？如何修炼才能解脱？……整个印度哲学就是一个解脱的哲学。他们问的问题也是其他文明不问的。 而希伯来文明则更奇怪，他们问：如何才能被拯救？为什么我们要信神？神为什么值得信？为什么神能拯救我们？神是什么？如何做才能得到救赎？什么时候能得到救赎？……整个希伯莱文明就是一个救赎的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貌似跟印度的神差不太多，但是实际上差别非常大。希伯莱宗教的神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是人力所不能接近的。圣经里面的神不断去试探人们对他的信仰，并且不断的惩罚不信他的人。并最终达成圣约。印度的神则完全不会这样，就是各种神力，根本不需要信徒去怀疑。 在哲学理论展开的过程中，很多哲学问题都产生变构，导致核心问题被遮盖，就好像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一样：木本植物上再长草本植物，然后又带来寄生植物，动不动还把原有宿主给绞杀，然后枝蔓横生，形成空中花园，从表面上看，中间开得最大最多的花仿佛是最主要的，其实根本不是。没有穿透力的视野根本弄不清哪个是核心。即使是做外科手术，把所有的植物全部分离开来也难以发现真正的源头，因为整个生态系统太复杂了。面对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直观的逻辑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握整体结构的。只有运用新的方法论才能看到整体的结构和特性。 金观涛发现了这种底层的结构，他发现四大轴心文明的哲学建构全部是意向性构建：意志指向道德就是中国文化；意志指向求知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意志指向解脱就是印度文化，意志指向拯救者就是希伯莱宗教文化。当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以后，文明之间的差异才是可以讲得清楚的。要看到这个基本的结构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超一流学者的思辨能力。这个意志的结构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就出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拿出轴心文明的视野来。可以看到他们的理论发展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细心一点，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轨迹。 实际上，这个意向性的结构也不完全是金观涛发现的，他是站在劳思光的基础上发现的。劳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就提到了德性我、情意我、认知我的提法，他实际上用自我来作为哲学问题的核心，他意识到儒家哲学是用德性（道德）来定义自我，道家是用情意来定义自我，古希腊用认知来定义自我。这样的一个意向性的结构经过改造就变成下面这样的金观涛的框图。当然，劳先生的德性我、情意我、认知我的提法离金的轴心文明的这个框图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不是否定金的贡献，而只是指出其中的传承与联系。
但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志性的指向？为什么是指向这些内容，而不是指向其它的内容？比如为什么不指向金钱？现在很多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发财，这些人意志的指向不就是金钱么？这个不也是普遍存在的么？这种观念能成为一个轴心文明么？……这个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四大轴心文明产生的机理。 这要回到普遍的文明的演化过程上来看：在地球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多湮没的文明：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南美的玛雅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中国的夏、商王朝……这些经历了兴起、繁盛、灭绝等各个阶段的文明才是“常态”。现存的四大轴心文明属于“非”常态，属于怪胎。为什么这四大轴心文明没有灭绝，能够生存下来？ 文明的起源于普遍观念的产生。文明的产生必然需要文字，文字带来了普遍观念，此时才会产生社会凝聚力，建立起一个跨地域的社会组织。没有产生文字的人类社会只能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产生文字以后，才能出现普遍观念。普遍观念可以是一个宗教信仰崇拜，比如古埃及的神，比如中国的祖先崇拜，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规则，比如法律。此时的普遍观念是跟社会行动紧密耦合的，社会观念要为社会行动的失败负责。当社会行动失败，这个社会观念也就消失了。因为每个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都是会出问题的，都会产生无组织力量，使得社会组织最后无法承受腐败而崩溃。正常情况是社会组织崩溃了，普遍观念也紧跟着消失了，这个文明灭绝。 后兴起的新文明面对前面崩溃的文明也许会产生反思精神，建立起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价值，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比如一个天国，或者一个道德理想国，再或者一个哲学理想国，又或者一个来世的彼岸……于是普遍观念就与社会行动脱离，此时普遍观念依然指导社会行动，但是社会行动不再能够否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现实世界出现问题，社会崩溃了，普遍观念不再崩溃。此时的普遍观念一定是基于个体的，他退出到社会之外，独立的反思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生存意义（或价值）。当有了这个“退而远瞻”的观念后，这个文明就变成了一个不死的文明，即使社会崩溃，也不会灭绝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金钱作为人生目标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成为轴心文明的社会的。因为金钱、财富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一旦现实世界崩溃，社会组织解体，人连活下去都很困难，钱或者财富还有什么用？指向金钱、财富的意志也就消失了。换句话说，普遍观念也就消失了。文明灭绝。 前辈的至圣先师们创造这个轴心文明是需要超级智慧的，而能够看透这些内容也是需要同等智慧的。 当我们把轴心文明这个大框架搭好以后，中国思想史也就得到了一个宏伟的建筑结构。每个阶段的思想都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这个位置同样也对应着其它文明的某个阶段，于是，同样位置的思想就是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了。此时每个思想未来的发展及走向都是可以预测的，这是大视野最利害的一点。以前的各种思想研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家也许能预测行星会往哪里走，也许能预测日食月食，但是绝对不能准确的描绘出行星的运行轨道，绝对不能准确的判断日食与月食的时间。这就是有正确理论和没有正确理论的区别。 往期节目回顾 近思视频｜金观涛、尉晓榕、毛建波：中国书法“书”什么？ 近思视频｜金观涛：文化融合迎来艺术创造高峰 近思视频|李秋零谈基督教与西方近代哲学 传播研究成果 分享人文关怀 全国首档学术专访视频栏目 总监制：覃云川 李贝宁 制片人 ：儒儒 总编导：蒙宝宝 后期包装：毛姗姗 学术指导：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思想与绘画研究中心 联合推广：杭州海灯文化 编导：蒙宝宝 向向 儒儒 计峰 运营：元元 石丹 蔡鹏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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