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孔子解读《论语》 有一份报纸，在介绍我们的相关研究时，用了“让孔子解读《论语》”这样的标题，我们觉得很有创意，对我们研究《论语》的特点也具概括性！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人会问：《论语》本身分明就是孔子在说，其中记载的主要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怎么还让孔子去解读？ 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论语》是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甚至它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论语》成书以来，历代研读者不计其数，近年来出版物更不计其数。可是，为什么人们仍有那么多的分歧呢？ 这么一部共分为20篇、15000余字的著作又非常特殊，因为它就像言论等片段的摘编。表面看来，各篇章前后似乎没什么联系，有不少没有明确、具体的语言环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便很正常了。 但由《论语》的性质所决定，它的章句不会仅仅朦胧地去表达一种意象，不会像赋《诗》言志那样可以断章取义、诗无达诂。在《论语》的材料中，无论孔子还是孔子弟子以及“时人”，无论言论还是行为、事迹，他们总在表达一定的意义，也就是说，《论语》的编者一定想用这些材料表达什么！ 一个人用心解说、阐发一部典籍，一定包含着这个人的理解；一个人或者倾力编纂、汇辑一部著作，一定包含了这个人的思想倾向。就像《易传》的思想既属于《周易》同时也属于孔子那样，《论语》也不仅仅属于孔子，它一定也体现了《论语》编者的“想法”，表现了他对孔子的理解。 那么，《论语》为何而编？谁是《论语》的编者？这两个密切相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论语》的准确认识。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他的讲授以“六经”为主，他的思想自然也就体现在对“六经”的讲读和论述中。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因为个性和着眼点的差异，在理解孔子思想时就有侧重点的不同，以至于出现了“各是其是”、“儒分为八”的情形。 孔子当时授学时，弟子“各有所记”。他晚年讲授时，还专门有年龄较小的弟子轮流笔录，留下了大量的孔子遗说。孔子从事教育，路径和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孔子家语》所记载的：“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成之以文德。”如何成就“文德”恐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当孔门内部分歧出现时，以孔子“零散的言论”表达他“系统的思想”便提上了日程。 最后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孔子的裔孙子思。以往，人们对子思了解不多，由于新材料的发现，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孔子逝世以后，子思的造诣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孔子弟子的相继辞世，子思历史地承担了汇聚、整理、选编孔子遗言的使命，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孔子家语》，其最初的编纂，可能都与子思有直接关系。 认定子思最终编订了《论语》，当然有一个细密论证的过程。不难理解，既然人们传述孔子学说时出现了分歧，就要求有能力、有资格的人述正言、正视听，子思的能力与身份，使他担当起了这一使命。在儒家之“道”被割裂分散、不少人“各以巧意而为枝叶”的情况下，子思希望人们能把握孔子学说真谛。可能是由于他以孔子裔孙的身份做了这一工作，有人还误解他、质疑他。 不过，作为孔子裔孙，子思显然比别人更有责任感、使命感，他最希望“不失其意”地传述“夫子本旨”，将“典雅正实”的孔子言论留予后人。于是，子思开始了孔子遗说的收集与整理，并在众多的孔子遗说进行“选取”。 首先，《论语》书名中的“论”，就是“选取”。在关于《论语》成书问题的说法中，《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比较流行，它说《论语》是孔子门人在孔子去世后“相与辑而论纂”而成。唐人颜师古注说：“辑与集同；纂与撰同。”“辑而论纂”就是“集撰”或者“撰集”。至于如何“撰集”，时间更早的孔安国明确说是“选取”。 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二代孙，他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学者，今本《孔子家语》就是他编撰而成。他曾谈到《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他说《孔子家语》的材料出于孔子弟子的记录，其时代与《论语》、《孝经》一样。人们在孔子遗说中“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汇集到一起，就是《孔子家语》。这里的那个“取”，就是选取、挑选的意思。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很有道理。“论语”的“论”有“选择”、“别择”之意。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说：“论，假借为抡。”《国语·齐语》曰：“权节其用，论比其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曰：“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关于“语”，《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这样，所谓“论语”，就是“选取出来的论述”或者“挑选出来的言论”。 值得注意的是，孔安国说《论语》材料的突出特点是“正实而切事”。所谓“正实”，就是真是可靠，这不仅说明《论语》材料之与孔子的关系，也与子思作为《论语》的编订者有关。在子思最早的著作中，有一部分就专门记录孔子言论。据《孔丛子·公仪》记载，子思曾对鲁穆公说，自己记录的孔子言论“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论语》“正实“，其可靠性自不待言。 相比之下，《论语》“切事”的特点更加重要，这也与子思的纂辑有关。他要展现孔子思想学说体系，要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孔子遗言，那么，他就一定会考虑哪些更具有教化社会人心的作用，哪些更符合孔子的关切。只要我们简单思考，也能想到子思不会将选取出来的材料随意堆砌，他对材料的选择，对材料的“取“，也许同时就意味着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编排。 《论语》中的孔子言论来自孔子。经过选择、编排，这些言论比较简略，又缺少了具体语境，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于是，面对这些真实而简洁的语录，面对一条又一条的“善言嘉语”，我们往往必须先有一个提问：我们的理解对吗？我们怎样才能更加接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 终于，由对《论语》首篇首章的认识，我们发现《论语》编排的“秘密”。我们认为，要读懂《论语》，最关键的就是这句话。作为全书的开篇，“学而时习之”的“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关系到整部《论语》乃至孔子思想的准确把握。从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以及孔子对待“人不知”的境遇等方面，完全可以印证“学”与“道”相近，应该作名词来理解，指“思想主张”。首篇首章的几个分句连贯一致，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应，是他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我们发现秘密的“秘密”则是“以孔子解《论语》”，这就像经典研究中的那个“以经解经”的方法。孔子以及孔子后学的言论材料很多，只要将这些材料通观，用其它典籍中的孔子学说解读《论语》，就能把握其中孔子的本意。如“学而时习之” 的“学”，其实就是他追求的“道术”，“志于道”与“志于学”一样。只要品味《礼记·学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和《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王事若龙，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将其与“学而时习之”及传统的“大学之道”合观参验，就会更准确地理解孔子之“学”的意义。 总之，我们所谓的“请孔子解读《论语》”，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这个“合观参验”而已。只要这样做，就不会仅按个人的逻辑去纵横驰骋，就不会远离《论语》本身的逻辑而自以为是。比如，有的认为孔子不以“君子”自许，否则就违背了“谦虚的美德”。其实，《孔子家语·在厄》篇里孔子说过“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只要看看这里的记载，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简单过失。 清代人曾经考定《论语》有“窜乱”，有“续附”，各篇“各不相谋”，不出于一人之手，今人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现在看来，都缺乏有力证据。当我们借助新的出土文献，借助出土文献“激活”了的扣子的那些言论，回头细细审视《论语》的记载时，发现《论语》的内在逻辑十分清晰。 《论语》首篇总论修身做人这一中心，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论语》本身就是完整的生命体，它的首尾之间遥相呼应，它的篇章之间血脉相连，他的章节之间大小相成，既散落成珠，又浑然一体。时隔千载，倾心聆听，他们心脉的博动仍张驰有力，吐呐的气韵仍静定安祥。只有看清其间的这种逻辑关联，才能准确理解章句旨意！ 《<论语>的逻辑》 《<论语>的逻辑》由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与其学生李文文合著，于2015年11月，由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论语》是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甚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这部共分为20篇、15000余字的著作非常特殊，因为它就像言论等片段的摘编。表面看起来，各篇章前后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有不少没有明确、具体的语言环境，因此，历代的研读者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分歧。 从《论语》的性质出发，它的章句不会仅仅朦胧地去表达一种意象，不会像赋诗言志那样可以断章取义、诗无达诂。在《论语》的材料中，无论孔子还是孔子弟子以及“时人”，无论言论还是行为、事迹，他们总在表达一定的意义，也就是说，《论语》的编者一定想用这些材料表达什么。 《<论语>的逻辑》正是一部引领大家看清《论语》篇章的内在逻辑关系，准确理解章句旨意的作品。《论语》首篇总论修身做人这一中心，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总之，《论语》本身就是完整的生命体，它的首尾之间遥相呼应，篇章之间血脉相连，章节之间大小相成，既散落成珠，又浑然一体。 杨朝明，生于1962年，当代著名学者，现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山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第十一届政协常务委员。 师从李学勤先生，一直致力于孔子和儒学思想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多次应邀赴香港、台湾、韩国、欧洲等诸多国家和地区讲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