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居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蜀汉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兵出斜谷屯扎于五丈原后，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和司马懿所率魏军对峙于渭南。诸葛亮考虑到之前每次进兵都面临粮草接济不上的困局，使自己壮志难酬，所以此次北伐，他分拔出一部分兵力在渭水两岸屯田。蜀军屯田士兵混杂在当地居民中间，但士兵们只开荒种地，从不扰民，因此与百姓相处得很是融洽。  这是诸葛亮生命中最后一次北伐。谁也料不到，小小五丈原，竟成诸葛亮的伤心地，也成了他灵魂的最终皈依之所。 刘备死后，蜀相诸葛亮先后发起过六次北伐，讨伐的目标都是盘踞中原的强大曹魏。前五次兵出祁山均功亏一篑，未得中原寸土不说，还落得个国家窘迫、百姓疲弊的可怕后果。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前五次有什么不同呢？ 蜀魏两军对峙于渭水之滨时，老辣的司马懿一眼便看穿了诸葛亮动机，他对左右预测道：“假如诸葛亮屯兵五丈原的话，我大魏就可高枕无忧了 ”。之后，诸葛亮果然选择五丈原作为扎营之所，最后又病亡在那里，魏国从此真的高枕无忧了。 司马懿虽然善于用兵，但他也不是个未卜先知的大神，他对诸葛亮定会选择五丈原驻扎的预测绝非一语成谶，而是从蜀军的战略部署里窥见了诸葛亮心中的所思所想。 五丈原位于今天的陕西岐山县境内，地势高耸，北临渭水，南依棋盘山，东西两面沟壑纵横，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古文献记载，彼时魏太师司马懿已经率军南渡渭水，假如隔江对峙的诸葛亮引蜀军反其道而行之，率蜀军北渡渭水，就会截断魏军的退路，并断绝倾巢南渡魏军与长安甚至许昌之间的联系，孤军深入的司马懿，必会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然而，一贯用兵如神的诸葛亮却并未这样做，他放弃了能够将司马懿堵截在渭河南岸然后将其置之于死地的绝佳机会，而是选择了扎营渭水之南的五丈原阻击渡河来犯魏军。正如司马懿事先所所预测，五丈原是死地，这是一招死棋！  诸葛亮率军屯扎在五丈原后，蜀军在战事上果然毫无进展，最后诸葛亮亦病殁军中，司马懿果然有先见之明，诸葛亮固步自封，用兵极度保守，将战略主动权让给司马懿，他有苦劳有疲劳却没功劳，为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北伐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令人讶异的是，诸葛亮命丧五丈原一事在《三国志》中并无记载，那么，这段知名度极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只不过是由小说家罗贯中杜撰出来的虚拟情节吗？且慢妄下结论！《三国志》虽没记载诸葛亮驻扎五丈原一事，此事却见诸另一部正史——《晋书》。 《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曾对左右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以司马懿的看法，假如诸葛亮驻军五丈原则必死，而据守武功山东向扎营则满盘皆活，他真的能未卜先知吗？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奥妙呢？ 诸葛亮的粉丝们一贯认为，司马懿喜欢故弄玄虚，他的话毫无道理，不过是想显示其能，顺便稳定一下军心罢了。 如果这样评价司马懿，未免把一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看得太过简单了。不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正史里，司马懿都堪称一代人杰，在军事谋略上，他更是诸葛亮的劲敌与克星。 查阅资料得知，司马懿对敌我双方战场形势的判断，完全是有的放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势态与山川地理之利弊，他绝对是知己知彼与谙熟于胸的，他的预测是客观唯物的，而非神神秘秘的唯心主义。  正如前文所说，司马懿统帅魏军南渡渭水，假如诸葛亮来他个战略大转移渡到渭河北岸，等于一举切断魏军与后方的联系，断其后勤补给，抄了魏军的后路。孤军深入的司马懿在渭水南岸孤掌难鸣，粮草不济，进退不得，诸葛亮则可以占据武功山，然后分兵困死孤悬渭水之南的司马懿大军，自率主力沿路北进，直捣长安。 然而，一贯料敌如神的诸葛亮似乎没看到这些，他任性地选择扎营渭水南岸的五丈原，此举对倾巢南渡的魏军侧翼与身后构不成任何威胁，不光是失去了战略主动性，弄不好还会将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拱手让出。 诸葛亮绝非浪得虚名之人，他虽不能撒豆成兵，但也不是目光短浅的草包一个，他这样做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地理上看，他率大军进驻五丈原而不冒险北渡渭水占据武功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料记载，五丈原的背后就是斜谷，假若扼守斜谷，则可以守住与西蜀联系的捷径，假若战事不利，蜀军还可以沿斜谷道从容的回撤西川。如果兵出险招，北渡渭水占据武功山抄司马懿后路，假若渡河而北的蜀军又被魏军击败后切断了归路，再想南渡渭水可就不那么容易了，第一次兵出祁山的失败仍刻骨铭心，假如重蹈覆辙，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恐怕连撤回蜀国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诸葛亮选择进驻五丈原而非武功山，此举正中司马懿下怀。南怀瑾曾评价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其人“ 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正是性格上的软肋，让诸葛亮不敢以奇用兵，致使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也让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语成谶并最终如愿以偿。  也有学者认为，不是诸葛亮过于谨慎，也不是他出现战略误判，而是他根本不想真打。不论是史书还是演义小说，都提起过诸葛亮为激怒司马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故事，比如派人送去几件妇女穿用的衣饰，以此讥讽司马懿是个柔弱女人，因此不敢放手一战，用这羞辱的损招刺激司马懿速速开战。然而，面对羞辱，司马懿一笑置之，他“坚壁据守，以逸待劳”，绝不主动求战。 只要对彼时的形势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不仅是司马懿不想真的开战，其实诸葛亮也是虚张声势，其内心也不想真打。假若诸葛亮真的求战心切，他大可以主动挑衅，命令部队发起强攻，完全没有必要想些下三滥手段去挑战或激怒司马懿，逼其出营先开战端。 诸葛亮率大军进驻五丈原后，下令士兵们开荒种地，屯垦兵们与当地百姓相处和谐，一看就是安心过日子，准备长住下去的样子，哪有一丝一毫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 由此可见，诸葛亮内心是真的不想和魏军真刀实枪的浴血厮拼。 既然不想打，那么何苦大张旗鼓地六次劳师远征呢？史料显示，前五次北伐诸葛亮就不是很积极，因此后人评说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前五次兵出祁山蜀军毕竟保持了一定的主动攻势，甚至在局部上还略占上风。那么，为何第六次北伐诸葛亮的态度如此消极呢？  要弄清楚诸葛亮不想真打的原因，还需从当时整个三国大势的走向去寻找答案。 史料记载，西蜀建兴十三年，这一年也是东吴嘉禾三年，吴主孙权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史载“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夏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 从史料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就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第二年，东吴孙权也进行了一次北伐。而且，吴国北伐的规模相当大，吴主孙权亲率主力居中，陆逊、诸葛瑾率东路军，孙韶、张承率西路军，吴军兵分三路，可谓精锐尽出，恶狠狠直扑江北曹魏属地。 吴蜀早已结盟，此次两国几乎同时北伐，应该是事先商量好了的共同行动。有史为证：“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境，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孙权积极响应，于是亲率大军分三路讨伐曹魏。 谁料诸葛亮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率蜀军进驻五丈原后，并未主动攻击隔江对峙的司马懿，而是修葺营寨并命令士兵在渭河之滨屯田打粮，似乎忘记了当初对吴国君臣的承诺。或许身为蜀相的身份，使他乐见自己的盟友孙吴和曹魏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巴不得东边的魏吴战场成为绞肉机，一旦那边成为主战场，蜀国就能坐收渔人之利了，加上司马懿也有率兵远出以躲避魏明帝曹睿猜忌的考量，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双方都极力避免主动开战，于是魏蜀边境上出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奇怪景象。  诸葛亮坐山观虎斗，却装作屡屡求战而不得，虽然演技精湛，但毕竟演过了，那吴主孙权也不是三岁孩儿，可以任人欺哄。东吴军队刚开始攻势犀利，颇有斩获，魏明帝曹睿见势不妙，先派秦朗率军两万增援西线司马懿，自己则亲率魏军主力对吴军发起反击。此时的孙权，见当面魏军愈战愈强，内心似有所悟，他发觉自己这边已成为主战场，魏军主力正源源不断加入战团，而由蜀军负责的西线战场似乎波澜不惊，并无大战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自己或被诸葛亮忽悠，再傻打下去对己不利，于是他赶紧采取了应对措施，东吴大军迅速鸣金收兵撤回本土。 史料记载“（吴军）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西线战场上，司马懿仍然坚拒不出，诸葛亮还在分兵屯田，似乎在做长久屯驻下去之打算。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却不谈军事，反而拉着使者问起了诸葛亮的饮食起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 使者答：“三四升”。然后司马懿问起政事，使者说诸葛亮日理万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司马懿经过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询问，对诸葛亮的状态已经十分清楚，他对左右说：“亮将死矣”！果然，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于当月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历时七年、反复进行过六次的诸葛亮北伐曹魏战争至此结束。诸葛亮不顾战略失策，以一州之力强攻占有广袤北方的强大曹魏，终因实力相差悬殊而难建尺寸之功，自己也给后世留下了穷兵黩武的形象。而魏国则在明帝曹睿以及司马懿等人的正确指挥下，虽拥优势兵力但却采取防御姿态，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逼退了蜀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司马懿对于敌我态势的判断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均明显高出诸葛亮一筹，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国与国之间，拼的是综合实力，呈一时之勇，取得一些小胜，玩弄一些小伎俩，绝非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贯被看作儒家知识分子典范的诸葛亮，因自己的失策，给本就羸弱的蜀国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如此看来，司马懿对于诸葛亮屯兵五丈原的预测并非强加于他身上的魔咒，更非一语成谶，而是一系列偶然中的必然。三国归晋乃大势所趋，历史大潮难于悖逆，即便英明睿智如男神诸葛亮一般，也难免犯错，更难以逆转。 看来诸葛亮屯兵五丈原并非其命中必有一劫，而是时势使然，但五丈原的故事或许能为孙刘两家同床异梦、极度脆弱的所谓结盟关系给出一个更恰如其分的诠释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