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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今年暑期还有“语文报杯”的课堂教学赛事。日子近了，想起上届黄山赛事中所谓的“连赵之争”来了。我的本意不争，而实事上我与连老师之间也没有发生有回合的争执。我的那篇引发讨论的博文，甚至都没有提及才子型教师所指是谁。之后可能是两种观点的一些代言人在争鸣，我们被舆论强拉配了。 因为我说，我不反对教师渴慕卓越，反而以欣赏和崇拜才子教师为讨论的前提。之所以以此为话题，源于对于很多老师的善意提示：我们追寻别人路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合适，或他是可能追寻和企及的。 在现有的改革环境里，我们采用了教师高端示范和引领的策略，所以在行政和研究上都急于发现和推出最优化的经验和行为。也就是把我们认为最好的呈现给老师们，说：这是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是最理想的，最优化的，你去学吧！我本人其实也是被这种推课的机制，推到了公众认知的视野里来，我参加了首届语文报杯。可是，后来我也有对于自己渴慕卓越的反思。两件事触动了我：第一件事，在我参加语文报赛事的第二年，张传宗先生在宁波组织会议，邀我上课。我非常希望上好课，在朗读课文时，声音洪亮，与常态表现大不同。课后苏立康先生说，类似的展示课不好上，我们很想表现自己。这句话触及到了作课教师心理中的症结：我们总是认定我是最好的，以为因我最好学生就能学好。我觉得，一个优秀教师最终要归于上课的平淡，要走常态的路子。第二件事，北京十一学校有一个优秀的生物老师，她叫王春易，很会上课。上课好不仅在同行间有口碑，而且受到学生的崇拜。很多家长托关系让孩子进她的班，就是因为她的课堂有吸引力。这个老师在本校深化改革中，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放弃了讲授。由教到不教，这是一个自我颠覆的过程。她的蜕变让我重新思考优秀教师的转型与新课堂的构建问题。 教师未来需要追寻怎样的课堂？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的前辈教师，即我从教学习的一辈人，如钱梦龙、魏书生等，他们不少人因为历史缘故，学历都不高。他们之所以卓越，依靠的是走教学技术化发展，而至艺术化的道路。他们很多人与学生非常默契，有亲和力，富有教学机智。其中最优秀的是于漪老师，我亲耳听魏书生说于老师是最会上课的老师。或许，这一批优秀教师风格各异，可是在课堂里都是教学的高手。后进的教师，学识基础有了很大改善。很多人是高学历，甚至是学问家。依靠治学的基础，这些教师把自己的认知发展成为新鲜的，独有的，深刻的见解。他们的教学与之前名师不同，走了学问家这条路子。我所说的才子型教师其教学优长正在这里。前一辈名师，基于那时的学术关注，着力把一己经验升华为思想、理论，固化为模式。不管是三主四式，还是七步教学法，如此以教学模型化来引导教学求同，以为这是最优的教学。再到才子型教师，他们较少如钱梦龙和魏书生从薄弱校走出来，反之从教的学校具有高端认知的学生，也客观逼迫他们要创生与众不同的认识。特定的生态，产生有专长的教师。适应现实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呢？我们会注意到，在比拼学问的环境里，才子型教师普遍获得了崇拜。可是，他们似乎并不再热衷于总结自己的教学模式，反而每一个人提出一个“什么什么语文”。在语文词前加一个定语，突出语文科的一个特征。也由此，给自己的语文教学思考打上一个记号。这是基于语文教学现实问题而强调扭转所强化的印记。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的一代名师具有了更多的研究自觉和学术自觉。这是教师发展与时俱进的结果。未来的教师，第三代名师，你们的路在哪里呀？走继承的路是可以的。我还愿意提示大家，现实教育在不断涌现名师的同时，还有另外一条运行轨迹：改造一批沉底儿的教师。名师天然具有一些素质：有活力，不满意现状，富有改革精神。所以，他们在任何时代都是活跃的群体。可是当改革进入实践层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普遍的常态的课堂，以及大众的教师却是每一次改革浪潮里，少为所动的。常态课不变，普通教师游离在改革氛围之外，他们沉潜在底层，这样的现实不容我们对于改革过于乐观。如此看，教学指导不能单纯用骨干培养和高位引领的办法来带动，更需要发现和探寻这样的经验：一般教师，常态条件，可上的课。之于研究的课，应该具有普及性和引领性，因此它需要是朴素的，可推广的。而且需要与学本理念吻合的。 事实上，现实教育里存在与学校发展共生，不以教师个人热衷树立形象而构造的课堂模型。如杜郎口、衡水中学等，印证了一个特点：有名校无名师。因为这些学校的课堂是少教或不教的，自然无法发展出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教师。前面提到的王春易便是舍弃了自己的课堂演出，而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再如，被成为全美最好教师的雷夫也不是以上课好而知名，他在中国的演讲彻底颠覆了我们以为好教师可以转变差生的观念：学生对于自己负责人，教师不过告诉他，你要对自己负责人。全美最好的老师也不是强势教师。 换个视角看问题，我不是要否定什么。的确有意识在普遍的热衷之外，依照课堂观察，看到教师强势下学生多仰视，而客观产生被教师牵引式的学习。中国教育不少什么，而特别缺乏什么？这需要我们思考。不少的，是我们的优势；多缺乏的，需要弥补。毋庸讳言，教师依靠自己的先知先觉而占据话语强势地位，客观抑制了学生主体自觉精神的培育，这是突出的问题。 未必就说，这是舶来品。就举赛课这个例子说说。赛课采用借班上课的方式，目前舆论接受了这种操作。我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钱梦龙在全国游学，他是第一个借班上课的人，关于用别人的学生是否可行，这样的课是否合理，学术界是有争议的。钱梦龙老师每次借班上课总是早到一天，与学生上一节预习课，请同学自学后提出问题。教师在汇总和分析问题，了解学生需求之后，转天上一节问题探究课。这样的课，是先学后教的，是基于学生疑难解决而发生的教学行为。如今借班上课，都省略了预习课。前后比较，能说现在更为学本吗？ 在中国，跟研究和学术沾一点边，多有偏执思维。即，以为我是对的，别的是错误的；把价值判断绝对化，而且喜新厌旧。这与我们以往推进改革的方式有关，我们多是采取从上而下的实施渠道，具有强力推动的特点。这种方式最先需要改变大众的思想，即给大家换脑。在新生的东西是什么，大家还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心里只想着现实有问题，而新生的是改变旧有的，是进步行为。只看它的好，而无法认知它的不好。这个认识自然是偏误的。改革依靠颠覆的思维方式来推动，也给了大众一个唯一性的结论，这无疑是单向信息的传导。在如此环境里浸染，我们的思维具有从众特点。我的用意在于告诉大家，在大众认知的另一面，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需要丰富自己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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