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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与状元失之交臂的人 郑苏淮 说明：这是我读《宋史》的一个笔记，也许对当代读书人有某些启发。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定型的时代。此前的隋唐科举制度还带有较多的人文气息，含有草创的特征，而宋代则将其完全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了，最大限度的排除了人文因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出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应该中状元的，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与状元失之交臂。 第一位是范镇。《宋史》卷337有《范镇传》，其中记载： 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随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 礼部考试范镇排名第一，也就是状元，到了殿试的时候，前三都没有范镇，按照当时的规矩，范镇可以“越次抗声自陈”，也就是提出异议，一般也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名次。但是范镇一声不吭，直到第七十九名，才读到自己的名字。大家想想，原本是第一，现在被皇帝降为七十九名，怨不怨？当然怨，但是却给范镇带来了很好的名声。史家称吴育、欧阳修等耿直之人，都做不到的事，范镇做到了。 第二位是大名鼎鼎的苏轼。《宋史》卷338有《苏轼传》一篇，其中谈到苏轼失去状元的原因：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 苏轼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才子。苏轼在礼部考试的时候，本为第一，但是这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的学生曾巩这年也参加了礼部考试，欧阳修看着苏轼的卷子，内心很是欣赏，其他考官都认为应该第一。但是欧阳修想，除了我的学生曾巩还有谁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为了避嫌，还是将他改为第二吧。殊不知，这一改，将苏轼的状元给改成了榜眼。但是，欧阳修的这一改，却让苏轼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大家都知道了苏轼是一位文章高手，就像一颗明星升起，引来众多的粉丝。 第三位是更有名声的王安石。《宋史》卷327有传，但没有记载王安石原本是状元的经过。宋代人王铚在《默记》中为我们保留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记载： 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晏殊）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阅卷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其中的许多甘苦不亚于现在国家公务员的考试。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阅卷工作顺利完成。主考官们一致的意见是：第一名王安石，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好像王安石的状元基本搞定了。 按照宋代录取进士的程序，所有的进士在理论上都应该是皇帝亲自录取的，所以一般都将进士看作是天子门生。进士考试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皇帝亲自阅卷圈定进士名单。当时，宋仁宗皇帝拿着礼部送来的名单，并对照着名单看试卷。第一个当然是看王安石的试卷。其中的一个典故：孺子其朋。这个典故让仁宗不快。 “孺子其朋”一典出于《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本是周公对成王的口吻，一般理解为“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想想看，一个年轻人在试卷中用长辈的口吻教训皇帝，当然容易引起仁宗皇帝的反感。此时的王安石还是二十一岁的小年轻，而宋仁宗已经是在位二十四年的“老”皇帝了，怎么能够习惯这种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呢？于是仁宗皇帝大笔一挥，将王安石的第一名给划拉掉了，认为这个人不能当状元。王安石就这么将一个到手的状元给丢了。按照规矩，应该由第二名的王珪替补为状元，于是仁宗皇帝又看第二名王珪的试卷，看完之后认为王珪可以当状元，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已经有官职的人不能当状元，也就是说在职干部不能当状元，这是一条硬杠杠，死规定，皇帝也无权更改。一查这位王珪原来是一位在职干部，所以他也与状元擦肩而过了。仁宗皇帝又拿起第三名韩绛的试卷来看，看完之后认为韩绛也可以当状元，但是一查档案，又是一位在职的干部，所以韩绛也与状元擦肩而过了。于是仁宗皇帝又拿起第四名杨寘的试卷来看，认为这位考生不错，就他了。本来应该将杨寘排第一后，其他人就顺延的，但是这位图省事的仁宗皇帝就将原来的第一名与第四名互相对调了一下，杨寘成为了新科状元，而王安石却成为了第四名。王安石仅仅因为一句“孺子其朋”而被仁宗皇帝将他从第一名降为了第四名。有的时候，没有拿到第一比拿到第一还要更吸引人们的眼球，王安石的第四名就是如此。仅仅是因为一个“典故”问题，被莫名其妙的降为第四，王安石的名声更大了，许多士子都愿意和王安石交往，这就像现在一些追求出名的人，总是希望别人拿自己说事，越说就越容易起到吸引眼球一样。 王安石仅仅因为主持了熙宁变法，《宋史》的作者竟然将他这么光辉的历史给抹杀了，说起来历史学家有时也是昧着良心说话的。 范镇、苏轼、王安石三位都是与状元失之交臂的人才，但后来都做出了比同科状元更大的成绩，都成为青史留名的英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仅仅以学历学位来限定人才的发展，更不能堵塞低学历、无学历人才的晋升的途径，不然这个社会将是“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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